大家好，我是霞姐。

1965年的5月11日，北京中山公园举行了一场堪比国葬的葬礼。

10万军民自发前来吊唁，送这位开国上将最后一程，场面尽显哀荣。

追悼会结束后，刘少奇、林彪两位开国元勋亲自护送其灵柩，送往了八宝山。

路上的行人含泪送别。将军逝世的消息，也在全国各大报社占据中心位置。

他就是开国将军刘亚楼。

得知我们要记录将军的故事，将军之子刘煜滨会长对我说，网上关于父亲的文章很多，但有些描写是根据电视剧里演绎来的，那不是历史的真实，需要更正。

中国人历来讲究盖棺定论，刘亚楼将军生前有着怎样的故事，我们一起来熟悉了解。

1949年3月24日，大清早，一辆军用吉普车从北平方向开来，沿着通往河北涿县的公路奔驰。

车上坐着的正是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此时，他和中央首长们已阔别了12年。

见到教员，刘亚楼笑着说：“在延安，主席说10年不许我上前线，我再不回来真刀实枪干它几仗，全国解放后就没仗打了。”

被教员评为“将才难得”的刘亚楼，用10年最宝贵的时间，不是在战场上积累经验，而是主攻理论学习。

1946年初夏，我军主动让出了松花江以南广大地区，部队伤亡较大，骨干减员，总部迁往哈尔滨。

鉴于东北战局的形势，东北局发电报催促刘亚楼北上。

5月底，刘亚楼抵达哈尔滨，出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

在司令部，刘亚楼看到，机关的同志们工作热情高，工作有成绩，却独独缺乏参谋业务的基本常识，就连作战必需的地图也没有。

他决心整顿司令部，将司令部变成高效率的领导机关，成为首长的得力助手。

6月6日，国共两军在东北地区休战15天，刘亚楼加紧了司令部机关的建设。

他从部队抽调了100名具有小、初、高文化程度的连排干部，在哈尔滨办了一个参谋训练队，亲自任教《参谋业务》、《战役战术》等课程。

在讲授《参谋道德》课程时，他说：“当一个好参谋，不仅要有熟练的业务，而且要有高尚的道德。要做到功不自居，过不推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要和首长心心相印，想到一起，不能搞‘两张皮’。”

所有参谋部的人都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衣服、鞋帽，必须要干净整洁。参谋人员必须天天刮胡子，不能留长指甲。如果有皮鞋的话，每天必须要把皮鞋擦亮。

刘亚楼经常对大家说：“当年我在苏联伏龙芝军校学习时，擦皮鞋是一项重要的功课，你要是不会擦皮鞋，都拿不到毕业证。”

刘亚楼在伏龙芝军事学院

培训课程一连办了三期，培训后的参谋人员工作出色，成为东北民主联军各级司令部机关参谋队伍的基础。

他还在司令部参谋处组成了一个地图科，在哈尔滨地段街办起了一个印刷厂。两个月后，印出了第一批军用地图，发往下属各级司令部机关，以应燃眉之急。

不止于此，更成立了一个测绘学校，训练绘制军用地图的专门人才，从而彻底解决了军用地图之需。

白天办公事，刘亚楼晚上拿起一本俄文版《红军野战参谋业务条令》,一边看着俄文一边口述中文，由两个参谋轮流记录。

这本条令分发到东北团以上各级司令部，参谋人员人手一册，成为参谋业务宝贵的学习资料。

东北战场地域辽阔，交通便当，敌我变动十分迅速，刘亚楼非常重视这一特点。为及时准确地掌握部队情况，他要求各级司令部把部队的行动情况及时上报。

一个称职的参谋长，不仅要了解敌我双方部队的素质、作战特点、主官姓名、武器装备等内容，还要熟悉作战地区的地形特点、交通情况、气候影响等等信息。

当刘亚楼准备好这些材料时，林彪颇为赞赏地说：“我们有了一个得力的司令部。”

刘亚楼原名刘振东，福建省武平县人。

1910年，他出生不久母亲就去世，一贫如洗的父亲只好将他送给友人抚养。

他从小就展现异于常人的机敏和勇敢。条件不好的养父母选择让他去读书，而非自己的亲儿子。

也正因如此，刘振东得以进入崇德小学，认识校长刘克模。

刘克模早年留学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立志“扫除专制制度，建设完全民国”。回国后，创建崇德小学，热衷于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

振东16岁辍学回乡后，就被受聘为崇德小学教员，深得刘克谟的赏识，

在刘校长引导下，19岁的刘振东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那天，他将自己原来的名字“振东”更名为“亚楼”，表示跟党干革命，更上一层楼，为共产主义奋斗献身。

1929年9月，他随闽西红军游击队武北第四支队参与了当地的地方武装暴动，第一次打了正规仗。

可战斗刚开始，班长头部中弹，倒在他面前，刘亚楼被任命为班长，在阵地上承担了制定战斗策略的工作。接任班长一个星期后，排长在冲锋时倒下了，他成了新排长。

刘亚楼能文能武，率部冲锋陷阵，不怕牺牲，他的排被称呼为精灵兵，他有了“神枪王” 的名号，连续升任连长、营长，在红军中崭露头角。

红军时期的刘亚楼

1930年秋，蒋介石调兵10万，开始了对红军的第一次“围剿”。

战前，教员面谕35团政委刘亚楼：35团的任务是把敌军引到龙冈来，这是一次很重要的特殊任务。

当时，对于教员“撒开两手，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不是每个人都理解，但刘亚楼领会了教员的军事谋略。

一路上，他和团长指示战士们丢弃包袱、马灯，造成一副溃败退却的假象，成功将敌部引诱到永丰县龙冈九菜岭下，激战3小时，全歼敌部数千人。

祝捷会上，教员说：刘亚楼敢输敢赢，敢在阵地上活捉敌首，非智不能诱敌，非勇不能擒敌，将才难得！还特地把张辉瓒的手表奖给刘亚楼。

但刘亚楼更佩服教员运筹帷幄的军事统帅气概，他谨记毛主席挤时间学习的精神，在行军作战的空隙自己动手写报告、搞总结。

他还记住教员说的，要想写好文章，不反复修改十几遍，是不行的。

于是，在每次重要战斗过后，刘亚楼都会写成报告，细致地记录战斗经过，总结经验。他尤其详细记下了教员的战斗理论，与常人的反对意见加以对比，深入思考理解教员的战略思想。

很快，刘亚楼理论才能开始显露。

长征结束后，教员决定创办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培养优秀军政人才。

刘亚楼担任抗大第一组组长，他喜欢听教员讲课，喜欢学哲学、军事战略等课程，如饥似渴地读书做笔记，想方设法多学知识武装自己。

正当刘亚楼准备重返部队，上抗日战场一展身手时，却接到了留在红大担任训练部长的通知。

他忍不住嘟嚷起来：“我这个没有理论的人，只能在战场上冲杀，怎么能办学校呢！”

教员听说后，亲自来找刘亚楼谈话：“你认为留在后方没有出息，那行，我决定10年不让你上前线。”

教员语重心长为他分析，你擅长打仗，但你有更重要的任务。革命知识青年纷纷奔来陕北，急需办学校培养干部，进行军队根本的建设。

一番话使刘亚楼心服口服，积极投身于抗大建设事业中。

这段时间，他也受命搬到教员的隔壁窑洞，白天到学校工作，早晚协助主席整理战役理论、研究抗日战争等一系列战略战术问题。

年轻时候的刘亚楼

一年后，教员决定派他到苏联，、到素有“红军大脑”的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

刘亚楼还肩负着教员亲授的特殊使命：到苏后设法和共产国际沟通，汇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几次“左”倾错误。

所以刘亚楼赴苏学军事，与苏联交流将中国共产党结合实际的理论，被称之为“沟通共产国际的第三条途径”。

初到苏联，最困难的是语言问题。走进饭堂，食谱、菜谱用俄文书写，刘亚楼看不懂，只得用手势比划。

好巧不巧，刘亚楼又患急性阑尾炎住进了医院。手术前，医生问他：“需要不需要麻醉?”

他听不懂，点头又感到不对，赶忙摇头。医生直接给他剖腹、切除发炎的阑尾，没有上麻药。

出院后，刘亚楼下了决心要学好俄语，每天坚持早起晚睡，几乎所有的休息日，都用在学习上了。

一年后，他已熟练掌握俄语。

他不仅能涉猎更多军事期刊杂志和学术专著。在学术探讨和课题演练中，他的战术思想和个人谋略、团队组织等方面的过人才智开始被认可。

刘亚楼也成为较早熟谙大兵团、诸兵种合成作战的为数不多的中共将领之一，日后将在解放战争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941年6月22日凌晨，德国军队入侵苏联西部地区，并迅速推进。

斯大林认为，希特勒必定重走拿破仑远征莫斯科的路线。而刘亚楼则提出，德国军队将从白俄罗斯进攻莫斯科。

历史证明，刘亚楼的分析是对的。

因白俄罗斯距离最短，且沿途土质坚硬，很适合希特勒的机械化部队闪电式进攻。

刘亚楼也就此结束了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学习，化名撒莎，参加苏联卫国战争。

后又分配到苏联远东军区的伯力，一方面见习军区机关参谋工作，一方面指导前身是东北抗联的抗联教导旅。

为了训练教导旅，他亲自翻译俄文的军政材料，并先后编写了《中共党史》、《红军长征史》等教材。

刘亚楼将军

1945年8月8日，刘亚楼化名王松，以少校、见习参谋的身份，随苏联红军回到了阔别8年的祖国。

东北局副书记罗荣桓知道刘亚楼是个难得的将才，便与远东苏军当局交涉，要回了刘亚楼，任他为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

此时的东北，共产党精英云集，战将林立，除司令政委外，光副司令员副政委就有五六位之多。

但军事上，刘亚楼很快就成为响当当的第三号核心人物。

1947年6月28日，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以3个人的姓氏组成“林罗刘”的简要署名，发出了第一份联名电报。

随着一封封电报的上送下达，“林罗刘”在东北战场声威大震。

然而，刘亚楼作为参谋长参与的四平攻坚战役开始并没有打好。

自6月初围攻四平，6月30日撤围，民主联军歼敌1.7万人，我军却付出了伤亡1.3万人的代价，基本上是一场消耗战。

刘亚楼分析四平的失利，认为敌情没有摸清，总部司令部机关没有亲临前线指导，部队又缺乏对大城市攻坚作战的经验，是主要原因。

刘亚楼虽然没有参加关内八年抗战，但也知晓八路军、新四军较少大规模的阵地战和攻坚战。

一些指挥员仍然习惯于过去的独来独往，驳壳枪一挥，就带着兵冲上去。

游击战和正规战的司令部工作截然不同。

东北战场马上就要开始反攻了，司令部是首长指挥部队的机关，是首长决策的助手，部队要打正规仗，司令部不正规起来怎么行?

新官上任，他心里也有了三把火。

刘亚楼要求，凡是敌情我情，一个参谋人员必须随时了然于心。

首长向你了解情况，你不懂，说不清楚，已经失职。如果不懂装懂，明不知以为知，那就是犯罪。

还要敢于承担责任，明白什么时候、什么事情，应该向首长参谋、建议。

对前线部队，刘亚楼还有“三部曲”。一是部队到了什么位置，20分钟内师向纵队报告，1小时内纵队向总部报告，超过时限，他那通报就到了。

二是他发了电报，你马上就得回复，没有回音，那通报马上就到了。

三是一仗下来，2至4小时要简报，6至8小时要详报，你没报告，或是晚了，或是没报告明白，依旧是通报。

刘亚楼推行自己的管理指挥方式，性格火爆，就有了个“雷公爷”的称号。

平常他喜欢洗凉水澡，还号召部下向他学习。参谋洗澡，他去帮忙烧水端水，突然一瓢凉水给人从头顶浇下来。

谁平常犯懒睡得早了点，他也不说话，进屋把灯打着，再把抽屉拉得“稀里哗啦”响，把人折腾醒。

但更重要的是，刘亚楼既有长征时期积累的前线作战经验，又有长期积累的军事政治知识，更能够借助他的火爆性格执行下去。

换个人什么时候才能正规化起来？司令部正规化不起来，那仗怎么打？

刘亚楼将军

随后，刘亚楼协助东总首长部署、指挥了从1947年9月14日至11月5日的秋季攻势，从12月15日至翌年3月15日的冬季攻势，歼灭敌军22万余人。

在刘亚楼主导下，东北军区于3月25日至4月17日召开第二次参谋工作会议。

刘亚楼分析了目前的作战形式，集中行动与作战规模越来越大，攻坚战比运动战日益增多，战斗的复杂性和技术性增强，战役间的空隙时间在变短。

根据这些特点，总部确定“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为会议的主题。

刘亚楼下了狠心，要将东北野战军的作战模式，从野战变成攻坚，把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当作以后的敌人。

部队白天练实战，射击、投弹、冲锋、安雷管、爬城，晚上练夜行军和村落、街道攻防战斗。

不管好天气还是坏天气，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都不能终止训练。刘亚楼为此组织了几个检查组，到各部队检查情况。

东野的将士们，从参军以来还是头一回经历这样的大练兵。

1948年9月，辽沈战役发起。

百万大军要先南下攻打锦洲，能否隐蔽决战企图，出敌不意，是关系到整个决战命运的重大问题。

这次的策略是首先展开大规模的战役佯动，摆出攻打长春的态势，隐蔽我军主力南下的作战企图。

刘亚楼作为参谋长，提出具体做法，临时抽调出几个独立师，白天编成大部队，由四平附近向长春方向开进，夜间乘火车返回原地。

连续数日，浩浩荡荡地大调动，似乎要攻打长春，实为声东击西，让长春守敌不敢轻举妄动。

南下的部队，则夜行晓宿，迷惑敌机白天的空中侦察。一旦遇有空情，部队立即原地向后转，表示北进。

同时无线电台全面佯动。所有行动命令，由司令部派参谋人员到有关部队口头传达，秘密组织实施。

这些做法中不少是创举。这样大的行动，战役开始前竟未开会布置一下，连纵队司令员都蒙在鼓里。

利用铁路向前线大规模、远距离地输送部队和装备，在人民解放军的战史上更是第一次。

如此这般，使东北“剿总”最终作出了共军打长春、沈阳的错误判断。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不知大战行将爆发，还把夫人接来锦州欢聚。

参谋长刘亚楼（中）在锦州前线

10月5日，前线指挥所进至距锦州10公里处，并附近的帽儿山上设置了野战军司令部攻锦指挥所。

9日，我参战部队开始向锦州外围据点发起攻击。

13日，完成了对锦州的包围。

14日10点，总攻开始！

900多门大炮在金秋的阳光下同时怒吼，锦州城顿时一片火海。

经31小时激战，东北野战军全歼锦州守敌10万人。

在锦州大捷声威下，长春国民党守军曾泽生将军率部起义，郑洞国将军率领全部投诚。

随后，刘亚楼协助林、罗制订了“拦住先头，拖住后尾，夹击中间，分割包围”的战法，迅速将廖耀湘兵团围困于辽西的几十个“窝棚”内。

刘亚楼指示各部队：廖耀湘搞的是立体滚筒式撤退，我们也来个立体滚筒式追击围堵，都滚到一块去，不要怕乱，大胆渗透、穿插，以乱对乱，乱而取之！

这是一场空前规模的鏖战，双方都倾其全力，数十万人纠缠扭打在一起。

连续作战52天，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

刘亚楼不但有第一流的头脑，具备卓越的军事谋略才能，而且还有很高的组织才能和管理才能。

事实证明，他是解放军第一流的参谋长。

辽沈战役过后不到1个月，东北野战军百万人马入关华北。

按照中央军委的要求，和辽沈战役以打为主不同，对平津战役，教员的策略是以谈为主，争取一切和谈机会。

当时林、罗二人都在负责北平和谈，指挥攻打天津的责任就落到了三号位刘亚楼的身上。

而夺取天津，将是一场极其艰巨的攻坚战，中央军委限定天津战役的准备工作必须在10天以内完成。

1949年1月2日，东北野战军共22个师34万人包围天津。

战前，召开了一次军长、政委座谈会。散会后，会议室还剩下三个人，林彪、刘亚楼，和秘书谭云鹤。

林彪问刘亚楼：你看打天津需要多少时间？

这突然一问，刘亚楼思想上也没准备，想着前面打锦州用了31小时，随口回答：“我争取30小时。”

林彪看了刘亚楼一眼，没有说话离开了。

等刘亚楼退到隔壁房间后，谭秘书好心提示了一句：“锦州是林总指挥的。”

刘亚楼这才反应过来刚才的冒失，但话已说了，没法再收回来，相当于立下军令状。

14日，刘亚楼下达攻打天津命令

14日上午10时，一根连接着野战军10个攻城地段的电线，传出了刘亚楼的命令：总攻开始！

在炮火的支持和掩护下，各总队、突击队从四面八方向天津市守敌发起冲击。

早已冻成冰河的护城河，受炮弹轰击已百孔千疮，到处是大大小小的窟窿。

战士们用事先准备好的木板搭上，或铺上苇子、秫秸，安全通过。

各先头部队一边击退敌人的反扑，一边以迂回包围的战术，沿大街小巷不断向纵深发展。

15日凌晨2点，东西主攻部队在金汤桥胜利会师。

29个小时，全歼敌人2个军、10个师，共13万人，创造了我军有史以来最漂亮的城市攻坚战。

而指挥34万大军熟练地、合拍地协同作战，构成了这次战役中最精巧的场面。

教员把刘亚楼在津门浴血奋战的经验命名为“天津方式”——在短时间内彻底消灭拒不投降的反动军队。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在谈判桌上达不到的目的就得在战场上促成。

一直在极限拉扯的北平和谈，随着天津战役的结束而结束。

他们以为要30天才能拿下的天津，结果一个参谋长29个小时就解决了，这战还怎么打，没法打了。

天津之战也成了刘亚楼独自指挥的巅峰之作，充分表现出他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此后，刘亚楼的指挥便直上万里长空，开拓出一片新的战场。

1949年10月25日，刘亚楼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

建立一支强大的空军，掌握制空权一度成为教员心头大事。而空军又是一个“贵族”兵种，技术要求高，到底挑谁担任组建空军的重任呢？

野战军中，参谋长一般都是辅佐司令打仗，刘亚楼不但能辅佐主帅，还能独当一面指挥作战，而且他搞教育一流，又在苏联留学8年，成了教员心中空军司令的不二人选。

在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刘亚楼手握巨额经费。每一笔钱的支出，都在考量着这个创始人。

上任5天后，他得到的标准，是要考量国家的困难和现实，要照顾陆军的情况，可用可不用的就坚决不用。

要建空军，就要飞行员，有飞行员，就得先有航校。

办学校，刘亚楼有经验，从选领导班子，邀约苏联专家到学校选址，短短一个月时间，6所航校如期开学。

这在世界航空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奇迹。

刘亚楼上将在空军指挥所

11月11日，中央军委电令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正式成立。

一年后，年轻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在朝鲜战场上，与美国空军进行第一次空战，就取得了击伤1架美机的战绩。

随后刘亚楼亲临安东机场，亲自参加空战指挥，参与战斗讲评，草拟了歼击航空兵“一区两层四四制”的空战战术原则。

同批同梯队机群以4机为单位，按不同间隔、距离、高度，采取层次配备，构成小编队、大纵深的战斗队形，按照统一的作战意图，以长机为核心，在目视和战术联系的范围内，保持一域，相互协同作战。

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空军战斗起飞2457批26431架次，其中实战366批4872架次，击落美机330架，击伤95架。

时任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惊呼道：“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主要空军强国之一。”

然而，就在中国空军飞速发展之时，刘亚楼却累倒了，总理下令要给他找最好的药。

刘亚楼生性乐观，对生死看得很淡。他对身边的护士说："过几天，你们也就不用忙了，马克思的请柬我收到了。”

1965年5月7日，刘亚楼病逝于上海，享年55岁。

他临终前留下遗言：“条令……要编出来，我的……话说对了，往……八宝山……送一本……”

刘亚楼的葬礼，获得“国葬”般的待遇，十万人前往吊唁。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将军当之无愧。

短短几千字写不尽将军波澜壮阔的一生。

但我们能够看到，将军这一生中，有许多重要的转折，都受到了教员的亲自安排和关怀。

我们重温将军的故事，可能要想的是，为什么教员会如此器重他。

红军队伍中不缺乏勇猛之人，刘亚楼将军是少有的，重视教员战术的人，他发自肺腑认可教员，常常对教员提出的战术感到由衷敬佩。

他也非常重视教员的意见，有时候教员漫不经心说出的一句话，他都会用心推敲，将之运用到实际的战争中。

我们都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刘亚楼将军的成长之路，是有心又有才。

他被委以重任，当作可造之才长期规划培养，也就成为可能了。

这一点，是我们普通职场人也可以去学习和借鉴的。

编辑：思聪 霞姐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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