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霞姐。

最近发现一场我之前没关注过的战役，代乃阻击战。

2500人来自越军的316A师，这个师全由老兵组成，作风凶悍，全部使用苏式装备，是越军的王牌师。

而防守代乃这块无名高地的，是解放军第13军的两个连队。

连队中有个排长叫谢志熙，打架、抓鸡、摸炊事班的兔肉烧烤，严格意义不是一个好士兵。

但他也凭着一股聪明劲，精通了军事地形学，看图、识图能力强，擅长电台等通讯设备操作。

部队还没冲上阵地，连长、副连长双双负伤，群龙无首之际，谢志熙站了出来。

他将如何带领连队，阻挡住316A师这支王牌？

夜，静得出奇，战士们构筑工事时铁锹的碰撞声，还是听得十分清晰。

为了不发出亮光，我和副教导员申家寿用双手遮住火光开始抽起烟来，还准备去看看战友黄瑞东。

快要走到位置，几乎是刹那间，敌人的炮火像狂风暴雨般倾泻而下……

炮弹爆炸声密度之大，速度之迅猛，是我此前从未经历过的。

此时，是1979年2月23日的凌晨5：50分。

我们6连正在代乃一处无名高地上。

炮击很突然，我嘴里还叼着刚点燃的香烟，赶紧将它一口吐掉。

好几个战士在乱跑，多数战士则朝着暂时还没有炸响的西面飞奔着，翻滚着。

“快卧倒！快卧倒！”

任凭我怎么大声喊叫，也没有人听得到，就是听到了也不会理会了。

结果，那些跑到西侧的战士，被接下来的炮击炸亡炸伤了好几个。

越军的炮袭持续了2、3分钟，停止了。前沿的枪声骤然响起，316A师的进攻正式开始了。

我刚跃出掩体一半，准备去前沿指挥防御时，一股人流向我这边蜂拥而来。

“站住！都回去！你们跑得过子弹吗？”

我把冲锋枪一举，对着人潮的头顶上空就是半梭子，后退的人潮被我堵回去了。

此时，我既顾不上副教导员申家寿，也管不了躺在地上痛苦哭叫的负伤战士。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要立即到前沿阵地去观察，去组织指挥战斗。

我以最快的速度跃进到前沿战壕内，借助拂晓前的微光，透过山中薄雾，能看见无名高地东南侧突出部与公路衔接的山梁灌木丛中，越军那种竹篾做内衬，外用草绿色布罩面做成的圆盘军帽，成群成堆的在杂草丛中蠕动。

丛林荆棘被拉拔得东倒西歪，初步判断，敌人出动了约一个连的兵力。

我和指导员朱山荣共同指挥作战

通讯员在几米外叫我，我却无法听见，他不得不爬到我的位置上来拉我，我把耳机贴在左耳上，却什么也听不见，只听到耳机里一片“嗡嗡”声。

“我听不见！营长！我听不见！敌人向我们发起冲锋了！敌人向我们发起冲锋了！”向营长喊着，但忘记呼叫炮火支援。

我都不知道自己是何时被几个通讯员强行拉到连指挥所的，才清醒过来。

通讯员把地图拿给我，大家一阵手忙脚乱摊开后，我把胸前的指北针取下放在地图上。

指北针的玻璃盖不知在什么时候被弹片击破了，只是还没掉下来。

我测好了方位，接过步谈机的耳机和话筒向营长喊话，这才报明了坐标。

在约10分钟的炮火支援下，越军溃退下去了。

此时的无名高地上到处都是负伤的战士。特别是117团的2连，因人员集中在修筑工事，伤亡尤其惨重。

战场上瞬息万变，任何一个因素都关乎生死，所以决策必须要果断。

接下来怎么办，我作为代理连长才几个小时，我只能不断抽烟保持清醒。

下半夜的高地上，除了被山风吹得“呼呼”作响的树林和荒草外，整个代乃山脉都是那样的宁静。

等待的时候，我第一次想到了牺牲，觉得为国家牺牲是光荣的。

其实，从跨过云南红河的那一刻起，我就做好了为国捐躯的准备，只是来得太快了。

这次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我们13军39师116团2营的主要任务，就是攻占、控制和扼守代乃地区诸多高地，然后阻止越军316A师通过10号公路东援柑糖的越军。

我们6连作为营次要方向的助攻连，任务是攻下463高地，然后就地转为防御。

可我们顺利攻上463高地时，没发现越军一个人影。

我观察地形，又反复核对地形图后，焦急地向连长报告， 463高地正南面有一个无名高地。

这里高出463几十米，对我们威胁很大，而且在它的后面才是10号公路。

连长得知后命令我不要着急，原地待命，等他们到。

我考虑的两三分钟，等大部队上来起码还要半个小时，然后分析判断加部署，天就完全黑下来了。

到那时，我们就只有挨打的份了。

我决定先向无名高地发起进攻，几个班长也支持我。

说干就干，我们刚向无名高地接近，枪声响了，果然有越军把守。

正在紧张交火时，步话机里传来了连长呼叫我的急促叫声，他们已经到463高地了，没见着我们的人也吓一大跳。

我向1班长做了个继续进攻的手势后，立即返身向463飞奔而下，准备向连长迅速汇报相关情况。

连长见我，把我拉到一个突出部位卧下汇报部署，连长身卧在我的右边，副连长巩金生卧在我的左侧，指导员朱山荣又卧在副连长的左侧。

我们4个人成一字形卧倒，相互间的距离约0.3—0.4米不等。

40秒钟不到，“咣铛”一声，一发炮弹在我们身后不足2米的地方清脆炸响。我马上反应过来，这是刚才连长的大喊大叫召来的越军炮火袭击。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连长、副连长双双中弹受伤，其他战士都被这突发事件吓懵了，多数人在顺着斜坡往后退，只见斜坡上的灌木杂草“哗哗”朝后倒。

我顾不得再去捡急救包了，也没想要继续给连长包扎，我想到的是要控制住眼前的混乱局面。

“大家不要乱！我是1排长！连长、副连长受伤，大家听我指挥！”

说着，右手举起冲锋枪对着天空就是一个点射，慌乱的骚动停止了。

也就是说，从连长、副连长负伤，到我主动代理连长继续指挥，安排部署完毕，前后不过3分钟。

说完，带着6连战士往无名高地进攻，我1排的40多名战士，正跟越军展开激烈的阵地争夺战。

到晚上19：03分，我们6连登上了这座无名高地。

此时一共负伤9人，牺牲1人，除去失散未归队的3排，我们应该还有80多人。

而我们将要阻击的，是越军316A师448团2营6连，这是我们战前就在研究的“王牌之师”。

说实话，我也禁不住冒了一身冷汗。

316A师第一轮进攻停止后，天渐渐亮了。

经过简单的商议，决定由副教导员申家寿把伤员送下去。

伤员离开高地不足5分钟，316A师开始了第二轮进攻。

这一次炮火急袭来得更凶、更猛烈、时间也更长，大有不荡平无名高地誓不罢休之势。

我们的指挥所就在北侧顶端的一个凹处上，没有战壕和掩体。有不少人往没有炸点的空处跑，结果人一到，炮弹也跟着到了。

躲过了这一轮炮火袭击后，营长通过步谈机命令我，马上查明越军的炮兵阵地。

我只能趴在弹坑里，左手捂着脑壳，眼睛乜斜着向上看了一眼。

眼前的天空，全是被炮弹掀起漫天翻飞的泥土，还有那夹带着缕缕白烟的呛人的浓黑硝烟，看也看不清。

突然，第一道战壕有人高声喊叫起来，“敌人上来了！”

刹时间，阵地上的各种火器一起开了火！

我的耳朵已被枪炮声震得“嗡嗡”直叫唤，只感觉到2排长在向我吼，我也吼着命令他回到位置，把敌人压下去。

好在营长似乎已经和我达成了契，我确定位置刚呼叫完不到1分钟，眼前就迅速响起“哐铛！哐铛！”的炮弹爆炸声。

经过近20分钟的拉锯式激战，敌人丢下一大片尸体，终于退去了。

这波战斗过后，教导员顾光选在电台里鼓励我，说我们为2营争得了荣誉，要为我们请功。

营长也说，军、师、团首长都知道了。要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阵地，坚决扼守住这条公路，决不能放过一个敌人。

“要为我39师，也为116团打出军威、打出国威来！”

首长们的一席话，让我感觉热血在奔涌，我擦着泪水，向营长表示了决心。

代乃无名高地的作战部署演示

这时天已经大亮，我迅速到一线战壕边上巡视了一圈。

无名高地顶端原来还残留的杂草树木，现在已被炮火枪弹清除得差不多了。

昨晚构筑的工事战壕，也被摧残得七零八落，战士们正在紧急抢修。

东南侧向公路延伸的山背上，原来茂密的丛林，也被炮火横扫得所剩无几。隐约能看到横七竖八的越军尸体和越军丢弃的各类军需物资。

伤员经历了一夜残酷的战斗，成熟了，大哭大叫的少了很多。

6班长谭光忠的左手腕上缠着的纱布已被鲜血浸透了，却笑着说自己轻伤没问题。

我还看到战前曾被我打过的新战士王季，正独自一人在往56式轻机枪上挂弹匣，我马上就明白了：他的正射手莫顺贵已经倒下。

正当我跟营长通话请求炮火支援的时候，越军的新一轮进攻又开始了，时间大约是23日7时20多分。

代乃无名高地又一次淹没在硝烟火海之中。

我只能用耳朵去判断越军的火炮发射位置，其实，我的耳朵早就被震得不是很灵敏了。

经过反复判断，我确定了越军迫击炮的发射点，就在朱缸荷南面的山坳公路拐弯处。

通讯员和卫生员把地图摊在我的眼前。我的手指有点不听使唤地移动着，在地图上找着朱缸荷的坐标。

我的耳机里立刻传来一片嘈杂的坐标复诵声。

随着炮弹出膛声响过，接着便是“呼—呼—呼—！”的声音从头顶上空掠过。

是榴弹炮！

越军的炮击声马上变得零星起来，直至最后被我军炮火完全打哑。

但是316A师并没有因我们的炮火打击而停止，大约1、2百个草绿色头盔，在灌木林中时隐时现地向上跃进。

为了躲避炮火，我们的战士还猫在战壕或猫儿洞里，直到他的步兵冲到我们的阵地前沿，才被我们的战士发觉。

“敌人上来了！”

各种轻重火器，像下暴雨般地打响，榴弹铺天盖地的向敌群投去……

我连战士勇敢战斗

见此情景，我慌忙拿起话筒，报着需要打击的重点目标位置，请求炮火支援。

最近的敌人已经冲到距我第一道战壕不足30米了，我的目的是要以炮火压制已经冲上突出部位的敌人。

“安全距离没有了！请一线注意安全距离！”耳机里有人在喊。

“不要管我！不要管我！”我的嗓声已经嘶哑了。

122榴弹的杀伤半径，从炸点起算可以达到80米，躲避是不可能的。但如果压制不住越军的冲击势头，阵地就有丢失的可能。

我此时已经没有考虑安全距离了。

结果，炮群没有打响。耳机里除了电流的“呼呼”声，便是沉默。

“营长——！不要管我们！炮火继续！炮火继续啊——！”我发疯似的狂叫起来。

顿时，身下的大地在剧烈的抖动，眼前掀起了一股股的热浪与尘土，炮火继续。

2班山西籍新战士郭国顺被抬下来了，只见血已浸湿他的前胸。

“小郭，下去好好休息吧！”我猫着腰过去安慰他。

“排长，我没完成任务……”我万万没有想到郭国顺会说出这样的话。

这个平时十分内向而腼腆的新战士，连在班务会上发个言，都会憋得脸红的战士。

6班长谭光忠已经第2次负伤了，我让他下去吧。

他固执的回答，“我还能战斗！”

只见他从地上爬起来，挣脱卫生员替他包扎的纱布，右手抓起他的冲锋枪又冲了上去。

敌人的这次冲锋，足足进行了50分钟才被击退。

这时，营长主动呼叫我，转达师团首长的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把316A师阻击在代乃以南。

责任是何等的重大，任务是何等的艰巨。

不久，越军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发起了集群式冲锋。

我再次请求炮火支援，因没法看地图，只有靠目测方位和距离了。

炮声未停，越军几乎是整连、整营的从东南、正南、以及西南方，向无名高地蜂拥而来。

当越军进攻至我前沿不足100米时，我又一次请求了炮火支援。

这次报的坐标位置，足以杀伤到我们自己了。

几秒后，130火箭炮炮弹在空中、从头顶穿过。前沿的战友为之振奋，早把自己的生死安危忘得一干二净。

见越军纷纷往后退却，我急忙呼叫炮火延伸，打击溃逃的敌人。

同一时间，9时27分，一队民工冒着弹雨，穿过弥漫的硝烟，送弹药上来了。

看着这些冒死冲上无名高地，送来弹药的民工英雄们，我真的又热泪满盈了。

我连战士在机枪掩护下发起冲锋

但是这次，316A师孤注一掷了，不等我延伸炮火停止，便又开始了冲锋。

我为看清越军进攻路线，跃进到距一线战壕约10余米的二线战壕边，越军枪榴弹炸起的泥土，劈头盖脸倾泻而下。

突然，我听见头上响起一声刺耳的尖啸，大叫“卧倒”。

刚趴下，“叭”的一声，我的后背被什么东西重重的一击。我左手去摸后背，一团粘糊糊的豆腐渣状的东西，掺和着热乎乎的鲜血粘了一手。

往四周一看，我左侧2米远的战壕边，一具失去上半身遗体，齐胸的位置正在“汩汩”地冒着鲜血，露出被鲜血浸透的内脏。

很显然，砸在我背上的是烈士的碎块。

我脑袋里“嗡”的一下，抄起冲锋枪便向一线战壕冲去，身后的卫生员和通讯员开始大叫劝我。

在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中，我根本就听不清他们在叫些什么。

在愤怒中，我的脑袋里已经是一片空白了。

卫生员和通讯员一个死死的拉住我，一个拼命夺我的冲锋枪，我才清醒过来。

指导员喊，“快去呼叫炮火支援。”

我这才抱起丢在一边的步谈机，呼叫“坐标照旧！”

至9时51分，316A师的集团式轮番进攻，又被我们打退……

这时，算上失踪和非战斗人员，我们6连能够作战的人员已经不到40人了。

绝大多数战士已经连续20多个小时没吃一点东西和沾过一点水了，太阳也把气温上升到了足有30度，困难可想而知。

我又想起了失踪的3排，他们究竟到哪里去了？现在急需他们的归队呀。

10时20分许，316A师新一轮的进攻又来了。

这次越军以大约2个连的兵力，采用了以低姿跃进的偷袭方式，向我无名高地步步逼近。

由于越军采取的是偷袭方式，当发现时距离已经很近了。

我把最后剩下的 10 余名预备人员全投上去了，在我身边就剩下 1 个通讯员、1 个司号员和文书 3 人了。

我把步谈机抱在了怀里，我几乎声嘶力竭扯着嘶哑的嗓门大声叫道：“不要管我！不要管我！营长！开炮！开炮啊！”

我想起了电影《英雄儿女》中的王成，理解了他与高地共存亡的精神境界。

短暂沉默后，我听到营长歇斯底里的吼叫声，“开炮——！！！”

火箭炮弹又一次飞在了我们的头顶上。有几发炮弹竟真的落在了我们自己的头上，我再次听见了一线战壕里战友的叫好声。

高地在颤抖，白光刺痛我的眼睛，越军冲锋的势头又一次被抑制了。

在战壕中阻击越军的场景

突然，耳机里传来了 4 连连长曾金和的声音， “你们3排在我这里！”

龟儿子顾庭俊你咋又跑到 4 连去了？我心里暗骂3排长顾庭俊，但也看到了一丝希望。

这时，只见卫生员和炊事员背着一个满脸是血，已经昏迷的战士向这边艰难地走过来，竟然是6班长谭光忠。

卫生员正用一把重机枪配置的改刀在撬谭光忠的嘴，然后用一把尖嘴钳把他的舌头夹住使劲往外拉，将一个大号的锁针穿过谭的舌头，别在了旁边的脸颊上。

“如果舌头缩回去了就会堵住气管的。”卫生员张金亮哭着对我说。

谭光忠已经第3次负伤了，现在的他手腕上、前胸、头部都缠着被鲜血浸透的纱布。

这次他真的倒下去了。

我疯狂想为战友们报仇，冲着通讯员林建华大喊，“把枪给我！”

自从上次我冲进一线战壕，指导员就下令通讯员拿走我的冲锋枪。看我要夺枪，连队文书、司号员和卫生员一共4个人都一起上来把我抱住了。

文书哭着让我不要上去，不能牺牲，卫生员张金亮哭得最厉害。

我抹着眼里的泪花朝右侧稍平缓的斜坡望去，那里有新战士吴良才、唐光中、陈德培、老战士郭享贵、常茂清等烈士遗体。

还有躺着的一大片伤员，5连4排长贺春山、5 连4班副李金贵、何永碧、6 班长谭光忠、6 班副赵太娃、1 班战士莫顺贵……

几十名熟悉的面容与叫不出名的兄弟连队的战友遗体与伤员，眼见此时此景，我也大声地哭了。

营长很快来了命令，3排正在归队途中，让我坐镇指挥，随时汇报。

“团主力已经在你们的身后筑起了纵深式的防御体系，但军、师、团的炮兵群仍然会支援你们的！”营长说。

我立刻就明白了，我军主力部队不会再支援我们，如果我们被越军突破，主力将在高地后的谷珊与典那一带与敌 316A 师决一雌雄。

意思就是，我们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我沉默了几秒钟没有说话，转头让通讯员把指导员叫过来准备和营长通话。

“谢志熙，我是 2 号，我是 2 号，”是教导员的声音，“现在是党和人民真正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

每当教导员和我通话，我都会热泪盈眶。

当指导员回到连指时，我说不出话，赶紧把耳机和话筒给了他，指导员表情愈发严肃，他也明白了我们的处境。

我对他说，赶快把教导员的指示精神给大家传达一下，也好鼓舞大家的士气。

我则独自来到了高地的北侧战壕里，从一个正在抢修工事的战士手中拿过小铁镐，在战壕的腰部挖了个小洞，把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都埋入小洞。

一个笔记本、一支圆珠笔、一张黑白照，一个钱包，里面有26元人民币……

我想的是，万一当我牺牲后，决不能让越军从我身上发现任何能证明我身份的东西，否则越南当局会因此而大做文章。

事后，《解放军报》刊登我连的战功

突然，我听到连指挥所里有人问，“哪个是代理连长谢志熙？”

“我是 5 连 1 排的，叫李昆东，是我们排长李明叫我给你送烟来了，还有 2 个梨儿。”这个兵自我介绍说。

我一听是李明派来的，心想不愧是我的铁哥们、好战友啊！在这生与死的危急关头，还没忘了我这个哥们啊！

当我从这个满口昆明腔的新兵手里接过一包“三七”烟，见在烟盒上用圆珠笔写的“6连代理连长谢志熙收” 顿时眼泪哗的就下来了。

“拿去切成片都给伤员。”我目送李昆东下高地后才转过身，把2个梨交给了卫生员。

一包烟，2 个梨在平日里算什么呢？但在此时此刻，此种特定环境下，那分明是与生命同价的！

接着，我让通讯员去 5 连 2 排找 6 班长黄瑞东。

看到他我的眼眶顿时就湿了，他的满脸被硝烟熏得变的颜色，全身的衣服也被泥土糊得失去了原来的本色，还隐约的看得见衣服里的斑斑血迹。

“你还在啊？！”我脱口而出。

“你也还在啊？！”

我们期盼彼此活着，但都不相信对方还安全的活着，我举着了那包“三七”， 眼里却闪着泪花说，这是李明刚刚派人冒着生命危险送上来的烟！

战前扩编前我们3人同在5连，是最好的哥们。当我拆开“三七”，把烟递给他时，俩人眼泪刷刷的流淌，甚至都没有去抹它一下。

烟点燃后，感觉这是我们一生中抽的最香、味道最好、最有意义的一支香烟了。

我（中排左二）和连队战友在战斗后的合影

中午向营长汇报过后，也许是极度疲劳的缘故，我竟不知不觉靠在一棵树干上，迷糊糊地睡着了……

“3排回来了！3排回来了！”

几个通讯员兴奋的呼叫声，把我一下惊醒，只见3排长顾庭俊带领着战友们，正从西侧的2号高地，朝无名高地这边飞奔而来。

不知为什么，我就像遇到救星一样的兴奋，先前想好的责怪和咒骂，全都无影无踪了。

战友们相互拍肩的拍肩，拥抱的拥抱。有打听老乡情况的，有揩眼泪的，有大哭的，有往西北侧烈士遗体与伤员堆里跑的……哭声响成一片。

指导员见3排的人员都靠拢后，把6连现状和当前的任务，给大家简要的交代了一番。

我赶紧找到3排的7班长谭贤荣，他也我的“铁哥们”之一。

战前，我曾与他达成了一个口头的“儿子角色转换协议”，如果一方牺牲了，另一方将以儿子的身份为对方母亲尽孝。

我把李明派人送的烟点燃给他抽，并让他暂时担任1排代理排长，他说，“我晓得！你忙你的去！你的担子重得很咯！”

话不多，但很有份量。

此刻，又见1排2班副班长孟可昌和3班副班长泽乃，正在猫耳洞里拿着一片压缩饼干，你咬一口我咬一口干啃着。

一见我，两个就大哭着说，2班剩下一个人，3班剩下两个，他们要是下去了，怎么对得起班长和全班的战友啊？

我们都有了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但我们绝不能死，而是要活下去，守住集体、为战友报仇。

下午15时许，敌人的进攻又开始了。

不甘心失败的316A师，经过较长时间的调整，又集结了大约半个营的兵力，在炮火的掩护下，又向无名高地疯狂地蜂拥而来。

越军很有作战经验的，他们知道越是靠近我方前沿，也就越安全，才可能避开我炮火的杀伤。

很快，两军的最近距离瞬间变成了30米。

我对着话筒喊不顾一切的向营长高喊开炮，沉默过后，铺天盖地的榴弹，瞬间就把阵地前沿一带炸成一片火海。

我清楚地感到，有几发炮弹就落在我们的战壕边上，也许有的战士因此负了伤。我急忙叫炮火延伸。

战斗一直在持续着，直到23日下午17时40分，才渐渐停息下来。

曾经不可一世的，号称“决战决胜”的精锐之师，终被我116团6连和117团的兄弟连，死死阻击在代乃以南。

很多班排都已经不成建制了。我原来的1排，40多人的加强排呀，现在只剩下11个了。

谁也说不出一句话，此时无声胜有声啊。

我们活下来了，死死守住了阵地，没有辱没我们的集体。

我们连获得“能攻善守英雄连”的称号

我想起了一件事，既然这场战斗已经结束了，如果我能在这场战争中活下来，总得留下点什么东西，作为永久的纪念吧。

我慢慢朝山头顶端走去，目光在依然散发着硝烟的高地上来回搜索，最后看见一具躺在战壕里的越军尸体。

我毫不犹豫跳下战壕，把这具已经发臭的列等兵尸体上的领章、帽徽扯了下来。我要用它作为这次战斗，乃至这段历史，永远的见证和纪念。

战后，根据有关的数据表明，越军光是拉尸体，就有10车之多，就算平均一车装20人，就有200余人。

经过一番争论，“我军某部在代乃无名高地浴血奋战，连续打退越军王牌316A师18次疯狂进攻，歼敌200余名”的战史、战例，就这样定型了。

我们撤离代乃无名高地的时间是23日18时17分。

当下撤到463水准点时，我停了下来，再回过头望一望代乃无名高地。

只见从山顶到山下，原来郁郁葱葱的丛林荆棘，已被战火摧毁殆尽，仿佛被犁头翻过几遍一般，高地顶端的参天大树，也只剩下还在冒着青烟的寥寥几根断桩。

撤过351高地时，我远远看见，营首长们正在小路边，列队迎接我们凯旋归来。

我来到营首长的跟前时，营长李庆福竟然向我十分庄重的敬了个军礼，我赶忙向营长敬礼，我俩的双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猛地，营长把我拉进他的怀里，我们又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志熙，好样的，你们辛苦了！”我的心感到了一股强大的热流，我也感到了营长在抹他的眼泪。

真的就像流离的孩子回到家，见到亲人一般，泪流满面。

我是回家了，但我很多的兄弟留在了代乃。

第二天中午，我接到通知，要求我连速派人到代乃无名高地东南侧，去辨认烈士遗体。

据打扫战场的兄弟部队称，代乃无名高地上，有2具我们的烈士遗体无法辨别身份。

2位烈士浑身布满弹孔，经过烈日烘烤与晨露，遗体已经严重腐败，导致脸部严重变形，满是伤痕的衣着，已被鲜血浸满浸透，在服装上根本找不到，也看不清能表明其身份的标识了。

我派7班长谭贤荣带一个班去执行这项任务。

在忐忑不安中，终于等来了谭贤荣从电台上的报告：2位烈士是我们连的张国华和伍强。

当我听到两人名字时，我的脑袋“嗡”的一声，突然像被雷击了一样，刹那间变成了一片空白。

数秒钟后，我清醒过来，22日晚是我安排他们2人，在代乃无名高地的东南侧突出部位担任潜伏哨的。

后来，由于战斗频繁，竟把这事给忘了，就再也没有收回来。

正是他们2人在那个位置上，两次把越军偷袭的信息及时用枪声告诉了我们，才使我们有了反应的时间，从而击退了越军的偷袭。

当时，我怎么就没有让他们及时撤回阵地上来呢？几天以来，我怎么就没想起他们呢？

我的脑子里一直闪现着22日晚，他们2人分别手持56式班用轻机枪和69式40火箭筒，站在我的面前请战的情景。

我想，要是我不安排他们前出潜伏，他们的牺牲就可以避免；要是我早点命令他们撤回高地，也可以避免牺牲；要是……

我沉闷着接连抽了几支烟，以至于谭贤荣还说了些什么，都没听到，我被心里巨大内疚与自责吞噬着。

这种内疚与自责，像阴霾一样，始终笼罩在我心头，直至现在，也许还会伴随我终生。

网上有人说，代乃血战是一场180人对2500人的背水一战。

谢志熙老兵说，这种说法不准确。

越军316A师148团近2500余人 ，是否都投入了进攻代乃无名高地，不能肯定。

而我们除了前线接敌的116团6连（加强了5连一个排），117团2连，和后来替换的117团4连，参与代乃战斗的，还有支援的116团的二营属炮连、团属100炮连，更有39师炮兵团的榴弹炮营、火箭炮营。

谢老兵作为负责炮火支援、阵地指挥的代理连长，深知仅凭两个连的轻重武器火力，根本抵挡不住越军的轮番进攻，所以他记住了每一个部队的贡献。

时隔多年，这次回看我们编辑的故事，他说，“再看到这些熟悉文字，不禁又把我的思绪拉回到45年前的血腥战场，泪水再次充盈了眼眶...”

在回忆里，他还清晰地记录了一个又一个战友的名字，记得他们说过的话，受伤的位置。

就连不熟悉的新兵或者兄弟连队，凡是在阵地上牺牲的战友，他都觉得有义务解释一下，为什么不能记录姓名。

每一个战友牺牲，都像是身上中了一枚弹片，有切肤之痛。

遗忘只会让伤痛越扎越深。唯有更多地记录他们，认可他们的英勇和牺牲，才可以抚慰这种伤痛。

编辑：思聪 霞姐

图片来源：谢志熙提供，部分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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