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华家的客厅里，上百个外卖饭盒，堆积成山。

这些外卖的使命，是要外卖员帮确认一下，她活得怎么样。

这片位于昆明西南、即将拆迁的老楼破败不堪：楼道积满了灰尘，墙体剥落的石灰块散落满地，周边的商户早已全部搬走，俨然一个被抛弃的世界。

70多岁的张爱华是仅存的三户住户之一，自从去年摔伤股骨，加上听力几近丧失，她再也无法出门，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这时候，两个儿子开始用叫外卖的方式，维持她的生活。

张爱华说，两个儿子都没空管他，都盼着房子赶快拆了分钱，叫外卖只是做个样子。

在她的儿子们口中，一切又是另一个说法。

张爱华的小儿子在昆明的一家健身房上班，发传单和拉客开卡，一个月工资2400左右，生活拮据。把母亲从废置区接过来住，房租就得多500，他无法承担。

张爱华的大儿子，因为借网贷做生意失败，带着妻女前往千里之外的深圳开起来网约车。网贷他借了12万，五年期，一共得还30万，每个月5000多。昆明他找不到过万收入的工作，只能选择去经济发达地区跑网约车，要赚够10000块，他得每天得跑20多单，没有时间去照顾老人生活起居。

事实上，张爱华的小儿子曾想过，把母亲送进养老院。但养老院，却不那么好进。

他联系过公立养老院，发现母亲根本不符合条件。那里只免费或低价接收满足低保、孤寡、失独、受政府“优待”的高龄及失能老人。对于张爱华这类老人而言，因为不符合要求，早就被拒之门外。由于价格相对较低，这类养老院常年处于“排号”状态，有些老人还没等到床位，就已经离世。

随后，他到家附近的康复中心看了看，一个月至少2000。这意味着，兄弟俩赡养母亲的成本要增加近一倍。当大儿子愿意咬牙支出大部分钱，带着母亲来办入住手续时，康复中心要求他们得另请护工。因为张爱华股骨摔伤了，需要护工长期看护，防止二次摔伤。支出又多了2000，他们无法承受。

大儿子听过，深圳南山敬老院有那种AI人工智能的护工，就是一个iPad一样的，解决掉大量护理问题。但也仅限于新闻，一切似乎都离他太遥远。

在他们看来，送外卖，是唯一能想到的赡养办法。便捷的外卖，成了他们维系最基本亲情的缓冲带，在艰难的生活里，他们可以通过和外卖员的通话，知道母亲的状态。

这种饱受争议的赡养方式，正逐渐常态化。在广东、江苏、福建等省，“老人外卖”早已司空见惯。

人们难免会问，回到没有老人外卖的时代，他们就无法生活吗？科技和互联网创新带来的成果，如果仅剩外卖这种方式，来支撑无数中国老年人最后的生命信号，这是不是令人悲哀的黑色幽默？

深圳，中国所有城市中最讲效率的年轻城市。“养老”这个词，很少被深圳人提起。

杨武，大学毕业后做了13年程序员。在2018年底，他来到了深圳开始一份完全不同以往的工作，加入腾讯医疗事业部。

此前数个月，他送走了自己的母亲。他总遗憾于母亲在弥留之际，说不出话，只能通过眼睛来和他人交流，没有质量和尊严地度过最后的生命周期。

事实上，他的母亲已经遭受“不死的癌症”类风湿性关节炎20多年。最后那几年，杨武的母亲几乎每天都坐在床上用iPad看电视剧消遣，因为骨头变形，她只能把iPad绑在自己手上看。终日被困在病床上的她，整个人像树叶一样慢慢枯萎。

2018年，深圳市决定做个养老实验，拿刚建好的深圳市养老护理院进行机制体制改革。杨武所在的腾讯正好参与其中。除了腾讯基金会通过深圳市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捐赠出3000万元，许多来自腾讯的程序员也志愿加入项目。

住在深圳养护院的117名高龄老人们，跟杨武的母亲，以及张爱华一样，大多是失能老人。

有的老人被120救护车直接从医院送到了这里；有的老人带着家人的照片、纸尿裤、鼻胃管、尿管或者呼吸机，住了进来；更多的老人，是家里人长期照护后，全家人都处于生理和精神的双重困境，老人护理难度大，又不适合长期住院，不得不送进来这里。

中国养老机构总床位目前有429万张，但只能满足1/4失能老人的需要。 ‍

很多时候，他们被社会看作一群接近人生终点的人。但是，因为各种“黑科技”的进入，他们似乎有了不一样的人生：不仅能延续生命，更能尊严而体面地生活下去。

国内养老机构普遍存在的痛点，是护工长期匮乏。养老机构的护工人员构成，基本上都是四五十岁进城务工的家政服务人员转行而来。年轻面孔，只有节假日过来的高校义工。由于老人身体风险极高，导致养老机构营收困难。这些机构的护工普遍薪资在3000元以下，接受过专业培训的更少，而且流失速度很快。

因此，护工几乎都是一对多连轴转，又缺乏专业技能，难以及时了解老人的身体状况并做出应对。尤其失能老人这种对照护需求极大的群体。

明确问题症结之后，杨武想起了绑在母亲手上的iPad——可以在老人的床旁安置一个平板电脑，老人通过iPad看视频、娱乐和点餐，只要把iPad翻转过来，又可以成为养护院和护士操作、监测老人身体的管理系统。

这套监测系统，可以通过相应的感官仪器把老人每天的健康数据电子化，用数据直观地看到老人身体各个器官、指标的变化，从而及时预警。现在，这套系统已经迭代到3.0版本，老人、护工护士、养老院管理人员、老人家属，都有自己的端口，能够有效记录老人的情况，与医生、家属共享。

除了时效性和便利性，这套系统还有一个重要突破：可以使用眼睛来发布指令。当肢体逐渐退化，眼睛往是人最后衰退的器官，即使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使用者依然可以向外界表达自己的想法。

这套带有黑科技属性的信息系统，可以有效缓解养老机构的人力危机。如果不考虑研发成本，一台iPad的价格相当于一名护工单月月薪，却能满足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看护需要。

腾讯的技术团队依然在对深圳养护院进行更深入的改造。2019年，腾讯安全平台部即视团队联合腾讯云微瓴团队和腾讯基金会，利用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为这里打造了一套具备跌倒检测、隐形护栏、火灾检测等多个AI功能的“腾讯即视智能养老监护系统”。

但个案之外，国内还有四万多家养老机构，等待被这些新技术惠及。

深圳养老护理院，科技在这里开启“养老革命”

问题依然严峻，如何把科技低成本、规模化地应用于更多的公益领域，是科技行业和公益行业发展到今天共同面临的新命题。

这个命题的第一步，就是谁来为特殊人群的技术需求买单。腾讯无障碍产品联盟发起人黄希彤，就用了十几年时间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最早，他陷入许多公益人士都有的迷思里，和团队一起推出了QQ空间的无障碍专版、QQ农场的文字版本，但没过多久，这些专版都走向关停的宿命——互联网产品需要不断迭代，额外制作专版成本高昂，任何一个团队都支撑不起。

专版并不会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反而会带来更多的不公平。由于缺少预算，专版难以跟上普通版本的更新频率，使用无障碍专版的人，甚至很多时候根本不知道普通版本已经有了新的玩法，反而被人为的和健全人之间区别开。

挫败之后，黄希彤开始推动把障碍人群和普通用户的需求反馈放到一起，在流程里面不停的发现无障碍的问题，然后再修复、解决，这样至少能有现成的流程去迭代。也只用付出相对固定的成本，就可以确保障碍人群能获得新鲜、一致的体验。

可问题依然存在：由于没有针对无障碍人群进行版本测试的预算，很多团队即使有推动无障碍改造的需求，也只能选择放弃这一部分人群。毕竟，这样一来，成本就直接转移到了企业身上。

不过，其中一家企业反倒在承担这些成本时，找到了解决这个群体问题的路径。

2019年5月3日晚，中央电视台《等着我》栏目报道了一场历时十年的寻亲：“小耗子”3岁被拐，十年中孩子成长过程中容貌变化巨大，寻找孩子的难度与日俱增。

与千千万万被拐儿童的父母一样，“小耗子”的父亲桂宏正除了靠着“一张嘴两条腿”走遍全国各地不断寻找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办法能够找回自己的孩子。

要对容貌变化做出推测演变，大多被拐儿童父母都依靠画像师对相貌的想象。并且多是收费较低的画像师。这样一来，失败可能极高。其中操作比较靠谱一些的是，让具有相当水平的画像师，配合生物学家一起完成。但这种结合，即便是可以成行，也需要极高的支付成本，还不能规模化复制给整个群体。

人脸识别与人脸成长预测，这是一项技术活。

技术活就应该由技术里解决。在警方的被拐人员相貌数据库里，有着几百上千万份资料。但要拿这些人脸和他们父母手上的童年照片比对辨识，如果没有相应的推演技术的支持，是很难识别成功的。但由各省市警方去开发这样的技术，显然是具备极高成本的。这时候，就轮到拥有相通的底层技术持有者上场了。

优图团队使用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进行实验

腾讯的AI识别技术，尤其是识图技术极强的优图实验室，顺利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腾讯优图实验室，在计算机视觉领域有着多年的积累，其中，不断迭代的人脸检索技术，不断增强人脸识别能力，海量数据检索能力的精准度，优图实验室都超过99.99%，毫秒级时间内便可完成千万级人脸检索。这种视觉领域的底层技术，如果开放给社会，不仅会提高走失人口匹配的精准度和速度，还能大幅降低寻亲群体使用科学技术的成本。

从2018年初开始，腾讯优图实验室通过技术与四川警方协作。经过近一年时间的资源投入和优化调整，进行了上千次模型训练，经历5次版本更新后，最终沉淀版本为一个具有上千层复杂结构的深度神经网络模型，跨年龄识别精度提升至近96%。

仅凭被拐儿童幼年时期的照片与海量数据库进行比对，腾讯优图帮警方圈定与走失儿童最像的5名。最后的DNA验证结果证明，多位被命中的儿童都位于腾讯优图人脸比对结果的首位，央视《等着我》节目中报道的“小耗子”就包含其中。

这仿佛一个时间折叠者，连接十余年、千百公里的时间与空间。

仅仅只是开放了一项AI技术，就可以让警方过往大海捞针式的人力摸排成为过去，更能让寻亲群体大规模、低成本地使用技术去精准快速寻亲。这给解决更多的边缘群体对科技与公益的需要，提供了可行的途径，并快速铺开。

AI降噪技术与耳蜗厂商结合，给听障群体带来质量更好价格更低的助听技术；热感应等技术，给养老院带来了“防摔倒”技术……，12月20日，腾讯科技公益互助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入驻的科技项目就多达20项。

用技术手段提升公益的效率，再将技术作为公益资源投入边缘群体，这种崭新的科技公益模式，不仅降低了边缘群体获得科技服务时的门槛，还给公益与科技行业带来了革新。首先，科技机构或技术人员，成为了公益所需要的科技服务提供者，其次，腾讯不断将自身的科技能力开放给社会，这种底层技术，给社会的各个服务边缘群体的机构与厂商的技术水平，带来了质的飞跃。

整个公益行业，就因此被“提前了20年”。

时间暂且回到12年前，2008年。

那一年，悲和喜都比2020年的新冠疫情更刻骨铭心。

这一年，也是中国志愿服务的元年。据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初步统计，至少有491万名志愿者参与到四川的抗震救灾中，这一数字几乎是北京奥运会志愿者总数的5倍。汶川地震、北京奥运，牵动着无数人的心绪，即便是视障人群，也不例外。

北京奥运会期间，一名视障人士用QQ给马化腾写了一封邮件，希望腾讯可以照顾视障人群的信息需求，让他们能够在腾讯网上第一时间奥运会的最新消息。

那时候，移动互联网还没有成型，腾讯网、新浪网、凤凰网、搜狐网并称“四大门户”，是当时整个社会信息传播最迅捷的渠道。

最终，这封邮件被转给了负责产品设计研发的腾讯员工陈妍，希望腾讯能够在网络报道照顾这一特殊群体的需求。

后来的产品研发中，腾讯邀请了视障听障等特殊的用户共同参与，以便研发团队能直接了解他们对产品的真实需求，以及平时的使用习惯。

对于众多产品研发人员来说，2008年的那封邮件，是一个重要起点。自那以后，将特殊人群的需求纳入产品研发的视野和框架，也成为腾讯内部众多研发团队在设计产品时关注的问题。

现在，在用户数量巨大的QQ和微信平台里，都搭载着成熟的辅助听障和视障人群使用的功能。

那封邮件，似乎点燃了工程师心中对公益的热火，信息工程师利用技术能力参与公益项目，也开始作为一种内部传统得以保留。每周末的黑客马拉松上，来自全国各分公司的工程师都会坐在深圳的会议室里，讨论公益构想，再一起把这些点子落地成真。

2012年，腾讯宣布每年的“6月26日”定为“腾讯公益日”，同时成立的，还有各个腾讯公益志愿团队。如，腾讯无障碍产品联盟、404寻亲项目组等等。

这些都是程序员之间自发组织起来的技术志愿团队，在腾讯组织框架中并不真实存在。以“404”寻亲项目组为例，小组成员来自腾讯各事业群的不同岗位，有来自后台开发的工程师唐胜，有主攻设计的许景波等等。

他们认为，404页面，是经典的被闲置的网页资源，通过多个工程师的协作开发以及与“宝贝回家”外部公益团体的合作，腾讯的移动端、电脑端多个网页可以在404页面中嵌入一段简单的代码，迅速接入传播失踪儿童信息的公益页面，广泛传播，同时结合腾讯广点通团队的技术能力，定向投放儿童失踪信息，提高失踪儿童被找回的概率。

最终，404的寻人页面不仅覆盖了腾讯大多数产品页面，外部也获得了大量的支持和赞誉，有5000多家网站自动嵌入404公益页面的代码。

“图什么呢?”黄希彤作为404技术公益团队和腾讯无障碍产品联盟的发起人，不止一次被问起过这个现实的问题。

这是一份不计入KPI考核的活，团队成员都是利用工作和加班以外的业余时间做技术开发和维护。白天，他们攻克工作中地编程和BUG，晚上继续为了帮助寻亲而挑灯夜战，凭的都是这些自愿加入的工程师们或有一颗热心公益的心，或对技术创新的热衷。

404技术公益团队只是腾讯志愿者协会亮眼的一个分支，腾讯公益志愿团队中还有众多不为外界所知晓的团队，这些年一直默默接力进行公益志愿服务。

从员工心中迸发的这种自然而然的公益力量，就像火种一样，一直被保留和传递着。

直到2020年初，新冠疫情肆虐，来自不同团队的程序员们像本能似的，迅速反应，打了一场的“战疫百团大战”。

年初的战疫中，腾讯是对疫情响应最迅速的互联网公司。

武汉封城的第二天，腾讯基金会宣布捐赠3亿元人民币，设立第一期新型肺炎疫情防控基金。这是新冠疫情第一个站出来的互联网企业，随后，其他互联网企业纷纷跟着掏钱，今日头条、阿里巴巴、美团、京东、百度......互联网公司的高效与精准，在这场战疫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发挥着让人惊叹的效用。

捐赠巨额资金的同时，互联网公司也正利用自身已有业务的优势助推公益。2月3日，腾讯又宣布设立2亿元资金池，发起“战疫开发者公益联盟”。

危急时刻，那些平时隐藏在万千程序员中的腾讯公益团队成员首先站了出来，腾讯内部超过100支技术志愿团队自发集结起来；公司层面也吹响了“集结号”，数次征集技术志愿者，每一次都爆满超员。

本质上，这是腾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技术“人力开源”，让公司里那些拥有最顶尖科技知识的工程师们集体为社会服务，用科技和创新的手段，承担起特殊时期下的社会责任。

抗疫小程序、疫情地图、觅影辅助诊断技术、科普辟谣、在线问诊、远程复工工具包、健康码……蓬勃生长的技术志愿精神转化成为数百款“战疫公益”产品，精准匹配不断变化的公众需求。

程序员沉默寡言、不善表达，但谁能想象，如果年初这个社会没有这些快速响应的互联网企业，如果没有这些自发集结起来的上百个技术团队加班加点研发出来的“战疫”工具，我们的生活和社会将有多慌乱 将会失控，所付出的代价又将有多沉重？

七月份的一心战一疫的全员表彰，是公司成立以来一次性最大规模的表彰，有95个团队因战疫有功获此殊荣。

疫情过后，很多“战疫”时期的产品和工具悄然退出人们生活的重心，很多人甚至已经忘记了这些曾经“救过命”的工具。

但这场“百团大战”，给腾讯自己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灾难侵袭之下 ，整个组织和社会爆发出来的巨大能量刷新了腾讯基金会秘书长葛燄的认知。

她开始思考，有没有可能把疫情紧急期间使用的技术能力和大家爆发出来的激情转变为长期性和持续性的技术志愿行动，致力于解决更多社会问题？

2020年9月9日，又一次99公益日，腾讯基金会宣布腾讯公益平台即将启动升级，“腾讯公益·科技互助平台”计划面世。

腾讯希望，通过这个科技公益互助平台，凝聚公司内外科技志愿者的力量。像“百团战疫”时那样，发挥科技企业的数据、产品、平台等数字化能力，帮助更多的公益组织和公共服务机构等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

公益科技平台运转核心围绕三个部分：第一，技术；第二，志愿者；第三，需求技术的公益项目。

只要有一端发起需求，平台就会积极去牵动另外两端的资源来对接与解决。

腾讯基金会秘书长葛燄

12月20日，腾讯科技公益互助平台正式上线。首批入驻的项目里面有一个叫天籁——把腾讯会议的AI降噪技术“嫁接”到人工耳蜗上，帮助听障人群获得一个收音质量更好的“耳朵”。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数据显示，全球有约11亿年轻人(12-35岁之间)面临听力损失的风险，约4.66亿人患有残疾性听力损失。据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有听力残疾患者2780万人，占全国残疾人的30%以上。

当时来找葛燄谈这个项目的是腾讯多媒体实验室高级总监商世东。

过去他与听障人群接触频繁，知道对他们来说，人工耳蜗是相对成熟的人体义肢，也是改善听觉体验的重要手段。但耳蜗价格非常昂贵，动辄十几万，而且植入以后，日常也会丢失很多声音的细节，去到机场、商场等比较嘈杂的公共环境中，依然面临着“听不清”的困扰。

而商世东所在的多媒体实验室，在噪声消除上，有多年的技术积累，长期保持着业界乃至国际上的领先水平，在技术工程化、产品化上也有丰富的经验积累。

应用于腾讯会议APP里的AI降噪技术，不仅可以自动屏蔽周围的噪音，还能让持续发声的声音被进一步的放大和收拢。

基于此，商世东和团队萌生了通过AI算法改善听障人群听觉体验的想法。他们找到了国内最大的人工耳蜗厂商之一——诺尔康(Nurotron)，双方一起讨论在当前人工耳蜗软硬件局限条件下的解决方案。经过长达半年的技术验证，从架构上最终确定了“手机伴侣+人工耳蜗”的联合解决方案。

与他一拍即合的葛燄，也马不停蹄地联系起残疾人基金会，还有经常合作过的公益机构，看他们有没有针对听障人士需求的场景。

接着，他们接到了很多机构和养老院的需求，各方都开始积极推进这个项目。

一端发起，另外两端随即跟上。在葛燄看来，这是非常好的公益模式。

项目发起之后基金会主要的责任是把各方连接在一起，耳蜗生产厂商算出把产品进行应用化需要的成本，在前期老人在使用的时候，慈善机构需要资金支持，基金会会做捐助，捐助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志愿者，另一部分是资金。而腾讯则提供技术底层支持。

满世界都鼓吹科技赋能的时候，天籁行动让人们看到，科技更多的是链接。

科技与公益的链接，为公益慈善行业带来了更多的想象空间。

目前，该人工耳蜗产品已经过多轮技术校验和志愿者用户体验评测。晓婷是腾讯最新产品Demo的试用者之一，在北京国际公益广告大会的公益盛典上，她与商世东交流了自己的体验。在明显感觉到听得见、听得清之后，她整个人的状态好了很多。

实验结果表明，腾讯开发的人工耳蜗对于改善听障人群听觉体验有着积极效果，语音清晰度和可懂度提升40%，平均识别率达到96.28% ，可以大幅度提升听障人士的听觉体验。

这也是国内率先将多媒体降噪技术应用在提升人工耳蜗性能的场景。

可以想象，如果主导这事的是一个纯粹靠商业思维驱动的创业者，他一定会忙不迭地申请专利，然后向生产人工耳蜗的厂商做技术授权。导致本来就贵的人工耳蜗，因为增加技术成本，消费者更加难以承担。

但腾讯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

国际聋人日那天，腾讯多媒体实验室联合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深圳市信息无障碍研究会等召开发布会宣布发起「天籁行动」。向公益开发者、设备厂商和公益行业等免费开放腾讯天籁 AI 音频技术。

由于目前人工耳蜗在听障人群中的覆盖率仍然较低，商世东表示，“未来，我们希望通过把我们的技术免费开源，覆盖更多国内外的厂家，慢慢地把价格砍到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让更多的听障群体能够享受声音世界的美好。”

由此也可以看出，腾讯做科技公益互助这个平台，并不是平白无故从零开始的。

它的模式本质上是把内部有意愿又现成的资源做整合，把有经验的人与合适的产品功能模块的人一起拉进来，重新组合成更加有社会价值的产品，而不是针对某个业务模块的产品。

比如被陈妍拉进来的另外一个志愿者，她原来是负责积分商城的，用户整体的积分体系，原来是用在腾讯自己的业务上，比如游戏和增值服务的充值，但是这一套体系从技术的基础和底层上来看，同样也可以应用到志愿者的激励体系里面去，记录志愿者的贡献时间。

所以很多产品核心技术不是新的，但是却找到了新价值的出入口。

疫情期间的百团大战同样如此。

外界看来，要迅速调动如此庞大的队伍，对孵化和组织能力都是极大的考验。

但实际上远程办公保障、腾讯会议、健康码，这些技术都不是从零开始孵化的，而是厚积薄发的结果。

加上疫情期间大家的急迫感和凝聚力前所未有的增强，并且所有公司的资源和导向都是围绕着如何去保障抗疫的胜利，所以大家在资源分配和工作投入上会优先保障这一类应用的孵化。

无论人力资源，还是云的计算和网络的资源，都会高度得向此类产品集中，以至于它们能够在短时间内形成非常强大的产品能力，并且带来良好的应用效果。

在内部有广泛的社会基础，然后把大家聚合起来。项目做起来就不会特别艰难，但又能把各自过往的工作价值进行进一步深化加工，让它有更多的体现。

技术向善的关键，其实不在于技术本身，而是它所依附的价值观。

本质上，科技公益是腾讯又一次更大层面的“人力开源”。

科技界，“开源”精神根深蒂固。

谷歌对安卓技术的开源，成就三星、华为、小米、OPPO、vivo等多个国际手机品牌；ARM芯片技术的开源，带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特斯拉的技术开源，带来了互联网新造车实力的崛起......

国内的很多科学家都有自己的实验室，钻研的方向不外乎两个，一是商业化，二是不断地做高端研究。而腾讯想给商业化的用途找到第二条路径，就是社会化应用和公益性应用。

腾讯开放的是技术底层，无论AI降噪或者防摔倒等功能，这些技术底层将可以通过公益机构的推动，产出更多可以服务社会特定群体的产品，公益机构的科技能力也在这些底层技术的基础上得到结构性提升。

腾讯技术开源的成果，远不止公益领域

每一次“开源”，不仅是成就和相互成就的过程。于社会而言，科技企业的”开源“，带来一个更广阔的市场和新的时代。

当拥有数万顶尖科技人才的腾讯这些互联网大厂，把目光投向那些隐秘角落，对社会最薄弱的公益领域“开源”，所产生的“化学反应”，让人兴奋又期待。

未来，腾讯还打算将内部的供应技术拓展到相关联的伙伴公司，比如科学探索奖获得的科学家。当中有不少愿意将技术拿到平台上来，他们自己也愿意作为科技志愿者参与其中。

杉教授是中科院计算所AI领域专家，也是科学探索奖的获得者，他研发持有的AI手语识别的技术，就尝试用来给聋人的手语通过摄像头翻译。

他还为自闭症儿童做了5分钟的AI测试题，那套测试通过有距离的摄像头捕捉孩子的眼神、表情和图画的表达进行自闭症倾向的结论。

自闭症儿童2-3岁时间的治疗是非常关键的，比成人之后再去改变行为会更有帮助。

2-3岁如何让家长识别自己的孩子是否有自闭症，在大环境下是被忽略的。

这个应用将来可以让家长在跟孩子玩的过程之中就发现孩子的异常倾向，及早进行专业的辅导。

这样一来，提供底层技术推动公益机构数字化、以腾讯内部牵头整合科技机构与技术人员都启动以后，通过平台的统一调配与精准对接，科技能力的流通成本也由此大幅度降低。

当技术和公益联动，曾经被习惯性忽略的人群也可以不再失声，在互联网上，他们可以切实享受到技术进步带来的便利，也能够参与进推动技术进步，造福更多少数人的过程。

人们总说效率和公平难以两全，或许，科技+公益，是它们最好的相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