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平塘县的天文小镇出发，半个小时车程才到得了FAST“中国天眼”基地。

基地四周荒无人烟，连手机信号也被严格屏蔽——人类携带电子设备会干扰接受宇宙微弱信号。

一群年轻科学家被告知:“不许携带任何有通讯功能的电子设备，即使拍照的数码相机也不行”，只能步行走到基地中心。

当年“天眼之父”南仁东选址此处，就是因为足够荒蛮、远离居民区。12年时间，迁走周边居民、建设基地，形成方圆5公里的“静默区”，听宇宙深空动静。

天眼运转，那口联系着边框以及2000多个天坑地表面上的小电机，处于整个基地最核心的天线锅，就会在激光定位系统校准之下变形，寻找起来自宇宙的讯息。

2017年，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对外公布：FAST首次发现脉冲星。截至今年11月， “中国天眼” 到目前为止，共发现脉冲星240颗，而且科研团队通过这颗“眼睛”，首次追踪到快速射电暴与磁星间联系。

中国天眼

累累战果，来之不易。

比如“中国天眼”最关键的一环，索网的建设问题，就用了四年时间不断论证，时年66岁的“天眼之父”南仁东，带领科学家团队寻访全球，70岁那年才通过3000多次样品自主科研后成功，使“中国天眼”工程避免采用造价高达6亿多元的日本碳纤维拉索，为国家节约至少4.8亿元成本。

这门独特的索网技术研究成果，对中国索结构工程领域的研发及制造能力起到了巨大的提升作用，先后在开原市滨水新城2号桥、新疆伊犁皮里青河桥、印度STARBAZZR斜拉桥等工程上得到应用。

材料科学、工程力学，这些最基础学科的一点突破，传导到整个社会领域，就是一场掀起狂风的蝴蝶效应。

南仁东的科研团队素有“丐帮”称号，1999年得到国家知识创新体系支持，FAST被遴选为首批重大项目之前，FAST创始团队由于没有经费，一直在靠各方接济过活。

FAST项目筹备之初，听说贵州喀斯特洼地多，能选出性价比最高的“天眼”台址，南仁东坐了50个小时绿皮车赶到贵州。

那时候，项目组有了，立项还没过，钱款更是没有着落，他拄着路边捡来的竹竿翻山越岭，几乎踏遍贵州大山里所有洼地，用12年时间找到这个四面环山的大圆坑。

中国科学院2006年的院长会议上，南仁东拍了桌子，说别人搞大科学工程研究预算上千万、上亿，怎么到他们这除了二十来个院校的人以外，别的什么都没有？

南仁东的身体其实已经吃不消了，他和团队成员一样过集体生活，住板房、吃食堂。直到有几次半路上肺痛难忍，才勉为其难去医院开点药，拿了药就走，坚决不检查，生怕查出病情严重，会停止项目，也没钱能烧。

2007年以前，作为科学家的南仁东还会参与社会活动、去北京大学讲课、参与评审会、周末在办公室画油画，后来这些都没了，科学家很多时候不配像正常人那样生活。

南仁东

2017年9月15日，南仁东因肺癌恶化于美国逝世。他死后，噩耗令中国民众痛惜扼腕，并引发关于“科学家为何还不如小网红活得好”的激烈讨论。

南仁东这种科学家，为何还没有小网红生活过得潇洒？国家天文台前台长严俊一句话道出真相：“天眼建设经费十几亿元，但是没有一分钱人员经费。”

南仁东逝世几个月后，2018年5月，在腾讯集团总部大楼38楼，著名生物学家饶毅，和马化腾一起吃了顿晚饭。

吃饭的时候，他们先谈了会儿时事，那时中兴公司刚刚陷入风波之中，中美贸易战已经开始短兵相接，科技战也开始显现端倪。

正如全国政协委员潘建伟院士在5月的全国政协“创新驱动发展”专题协商会上所说，某些产品被“卡脖子”只是直接表现，更深层次的根源，“是我们在创新的环境和机制上被卡住了脖子，影响了创新能力”。

两个小时的交流之后，饶毅和马化腾达成共识：支持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工作迫在眉睫。

基础科学研究的困境众所周知。不但需要人才储备，还需要有充分的科研环境和实验条件，无论放在哪个国度，基础科学研究的成熟都与自身国力有着紧密关系。

以“两弹一星”为代表老一辈科学家们艰苦奋斗的故事，激励着每一个中国人前赴后继。

但是做科学研究，注定承受艰苦生活的宿命吗？

科学家们深有感触，他们看到身边许多有抱负、有前景的科学家，过着相对清苦的生活，被世俗生活磨平棱角，甚至有些前途无量的好苗子因此流失。

毕竟，科学家也要买房穿衣请人吃饭，这些都得花钱。

说者有心，听者有意，马化腾还是那句口头禅：“这件事情，我来想一想。”

饭局一结束，腾讯牵头的筹备团队就包下一间大厅，开始和科学家们评估：当下中国年轻科研工作者究竟会为多少钱头疼？

一轮访谈过后的结果让人大吃一惊，调研发现很多搞科研的青年科研人都吐槽——“买不起房”。

事隔两个月后，腾讯拟设奖奖励资助中国年轻科学家的座谈会上，来自浙江大学的80后教授王立铭，带着他前一天从身边11位相熟青年科学家那里搜集到的答案，激起了一场议论。

王立铭通过自己的小调查，发现中国青年科学家的痛点并非缺少研究经费，据其采访的相关科学家提供数据和情况显示，目前国家对科研经费扶持已有了长足进步：“（受访青年科学家）五年内基本上可以拿到 1000 万左右的经费，支持他们做前沿的冒险研究”。

但科研经费解决了，青年科学家们的生活却举步维艰。

“非常真实的痛点是一线城市导致的安家压力“，王立铭教授把受访青年科学家每个人付了多少首付，拿到多少安家费等数据，统计发现平均缺口大概在 200 万元左右，尤其这三五年的房价暴涨，缺口将更加恐怖。

王立铭形容经济压力和生活压力，本身跟科学研究是有矛盾的，比如“你每天走进实验室，脑子里还在想这个月房贷怎么还？小孩该去哪里上小学？这个本质上是无法甩开负担去做前沿的、冒险的研究的。”

金字塔顶端的科学精英们，首先他们也是人，喊穷并非空穴来风。

2018年，国家统计局发布“2018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数据，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行业人员的平均工资在排名中位列第三，为123343元。

同一年，中科协发布《第四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指出科研人员收入增加但收入满意度持续下降，33.5%的科技工作者认为自身压力主要来源于经济收入。

和这个社会里其他行业一样，科研工作者的收入高低，也被身份、专业、学校、地域划分出鲜明的等级。

有调研数据显示：硕士生的补助在几百块到千余出头，与学费相比杯水车薪；博士生的收入在1000~5000元之间，福利奖金并非各校皆有；青年教师的底薪总体不高，工资在3000~7000元之间，其他绩效福利收入因校而异。

收入虽然不多，但工作量不少。工作强度，堪比农民工。

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参与的《青年科研人员职业发展现状调查》，只有12.84%的青年科研工作者每周工作时间不多于40小时，符合《劳动法》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规定，有58.39%的青年科研工作者，平均每周工作时间超过50小时。

同年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外出农民工日从业时间平均为8.7个小时，而这些农民工们的平均收入，是3359元，和一个没有福利奖金的博士生差不多。

青年科学家，想在一线城市买房，很不容易。

2019年，北京大学的青年科学家刘颖在第一届科学探索奖颁奖现场，被记者问及拿到共计300万奖金打算怎么使用？

这位心直口快的陕西姑娘想了一下，最后还是说：“可能先还房贷吧”。

刘颖（左）

50位中国青年科学家、每人300万元人民币奖金、分5年奖予、每年60万额度、税费由腾讯基金会承担。

有科学探索奖筹建知情人透露，最初考虑奖金额度和分配形式，确实有参照早期调研中，青年科学家们关于“房贷”成本负担的因素：“每年60万元人民币的奖金，我们认为能够大大减轻科学家们的生活负担”。

房子，是所有人都关心的问题，不管在科学探索奖现场，还是私下里朋友聚会，刘颖经常会听到青年科学家们讨论哪哪的房价又涨了，谁家还有多少年的房贷需要还。

但一旦面对外界，中国科学界长久以来，又是耻于谈钱的。

传闻北京大学科研大楼内，人民日报资深记者赵永新和王晓东院士前不久在这里有一场采访对谈，他们聊起一些年轻科学家们靠评奖拿钱，赵永新打趣说大科学家谈钱不好，太俗气。

王晓东院士问了一句：“科学家也是人，不谈钱怎么生活？”

今年6月，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核能安全技术研究所(简称核安全所)的90多名基层科研人员集体提出离职，其中大多数是博士毕业，并拥有事业编制。

媒体报道显示，核安全所最高峰的时候有500人，这几年人才快速流失，去年开始只有200个人了，如今走剩100人左右。

从表面报道内容上看，人才大量流失背后，震惊国务院，起因是课题资金收紧、三级课题被取消后新人没有历练机会、让行政人员管理科研人员等“改革”带来的矛盾激化。

中国基础科学研究背后，工作和生活的困境，随着时代发展和改革推进愈演愈烈。

生活的巨大压力，科研人举步维艰，无形中催促他们不得不追逐“更现实”的路。

就在最近，一个刘颖认为非常有科研潜力的学生，决定毕业后从事其他工作。

听到这个消息，刘颖很震惊，她记得这个学生才来的时候，曾经说过自己最大的兴趣就是搞科研，也确实有做科研的能力和灵气。在刘颖一再追问之下，学生才说出为什么会突然做出这个决定——她接近30了，家里担心她做科研没前途，还找不到男朋友。

学生问刘颖，会不会觉得失望，刘颖说自己失不失望无所谓，“但是这是自己的人生，你得想清楚”。

好苗子留不住，是许多科研机构共同的痛，一位获奖人曾经粗略估算过：执教近十年以来，自己实验室里那些有潜力，也有科学思维的学生，最后还留在科研行业的不过一半。

一个客观问题是，国内做科研的职位总数有限，培养出来的博士们本身也只有一部分能够进入这个系统内，另一个问题是，即使进入科研行业，上升也很困难，需要做很多年的博士后，要有很好的论文。

即使能在资历和成果上熬出头，和任何行业一样，科研界的注意力和资源也富集在头部，拿到大项目的总是那几个人，马太效应之下，强者恒强。

这一点，无论国内国外都是一样的，所以尽快发论文、获取影响力，成了很多科学家们不得不去做的事。 他们往往是从国外学成归来，满脑子关于科研的奇思妙想，摩拳擦掌要去做学术新大陆的哥伦布。但很快被泼了冷水，全球通用的实用主义路径是：先规规矩矩跟热点，等站稳脚跟和学校签了长期合同，再去做喜欢的事也不迟。无论国内外，热门项目总是更吃香，论文容易过，经费也好批。

研究环境中超细颗粒物的刘倩也想过一样的问题，为了保证课题能够顺利开展，他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和精力申报各类项目，才能踏踏实实地做感兴趣的研究。

刘倩是个理想的现实主义者。他按照难易程度，鼓励每个学生都同时开展多个具有不同难度的研究项目。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才能保证这些年轻的研究生们在面对科研工作的艰辛时，也能不断品尝到成功的小喜悦，从而保持住积极阳光的心态。

他最近在做环境污染和肿瘤发病相关性的研究项目，和多个医院开展合作。“学生跟着我一起往坑里跳，大家一起往上爬，希望有朝一日能带着挖到的宝石爬上来”。

以前，每次看到外地同学们的“豪宅”，刘倩都忍不住艳羡一番，自从有了孩子，五口人的“蜗居”倒也练就了一番辗转腾挪的本领。有了这三百万奖金，北京的房价也似乎显得不那么高不可攀了，他开着玩笑，说要是“奖金可以一次性给就好了”，可以让孩子们更早地拥有一点自己的空间。

事情正在发生改变，尤其清北这两所国内科研院所领头羊身上，这种变化尤为明显。

高校体制改革初现端倪，对科研人员的评价体系开始发生改变，2018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高校教师、科研人员的考评方式要由单一标准向分类考核过渡，扩大高校院所自主权，扭转行政化趋势。

与此同时，随着各大高校改革的深入，科研经费下发与使用路径也越发灵活。

以清华一位获奖人所在的实验室为例，在一头扎进冷门领域以后，他想象中的经费困难并没有到来，作为国内最顶尖的科研院校，清华有联合中心机制，会按期下拨研究经费，只要支出符合财务规定，并不会过多限制具体的研究课题。

在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同样年轻的刘倩则成功地用同位素指纹方法，来追踪环境和人体中超细颗粒物的来源，相关的研究成果被国际同行们赞誉为“里程碑式的研究”。

这是个很前沿的问题，更和国民健康直接相关，从呼吸系统和心脑血管疾病，到老年痴呆症等神经退行性疾病，再到不良妊娠这类社会广泛关注的疾病，诱因都可能和超细颗粒物污染有关。

而刘倩用同位素指纹分析的方法，可以准确追踪人体内污染物的来龙去脉，从而有望打破目前在研究环境污染和健康问题时的千头万绪一团乱麻的现状，让污染治理更加精准高效。

刘倩把身边那些能抵住物质诱惑的一心追求学术的青年科学家同行称作“四有青年”：有理想、有情怀、有压力、有烦恼，但没有人必须成为饿着肚子的“四有青年”。

国家科研经费保佑吃饱了饭的中国青年科学家们，商业奖励反哺则让科学家们奔小康。

2019年，财政部修改了《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将国内科研院所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再提速提上议事日程。

这一次修改，最鲜明的变化是“放权”：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对其持有的科技成果，可以自主决定转让、许可或者作价投资，并简化科技成果转化中的资产评估程序。

另一个关键点是，财政部对转化成果的归属作出了明确规定，所有收入全部留归科技成果持有单位。

科研工作者们亟需外力介入解决的问题，国家层面已经出手。相关政策法规逐步完善，专业服务机构与专业人才进入科研项目后续转化过程，新的评价体系也开始形成。

财政部新规出台前，科研人员职称评审、项目申请时很少考虑科技成果转化成效，还是老一套以完成项目、发表论文等指标为主，科技成果都留在实验室里。

受到这种风气影响，国内3200家高校院所中，仅有9.5%的科研单位设立了专门的技术转移机构，一年后，这个数字涨到了21.5%。一起飞涨的，还有科研人员获得的现金和股权奖励，总计67.6亿元，同比增长44.9%。

科学探索奖的项目交流上，不同领域的青年科学家看到了更多跨领域的新课题

在提倡成果转化，鼓励商业手段介入科研事业的背景下，无数企业闻风而动，阿里推出达摩院，百度有百度研究院，华为有“诺亚方舟”，而腾讯，除了AI Lab，还推出了科学探索奖。

拿到科学探索奖第一笔奖金以后，清华大学的王书肖终于换了车。

她家里那辆2005年买的标致已经老态龙钟，窗子经常摇下了就升不上去，只能打开车门交停车费。直到去年得了科学探索奖，才和家人商量，买了辆紧凑型的沃尔沃SUV。

从1998年才到清华读博时开始，王书肖就一直从事大气污染源方面的研究，为国家大气污染防治决策提供科技支撑。

她是典型的田野型学者，抛开每天在教室和实验室里的时间不讲，单是带着学生，全国各地考察煤矿，确定污染源和污染物使用情况，就已经花费好几年。做完污染物来源的数据库，又要马不停蹄研究治理方案，还要兼顾日常教学，每天忙得连轴转。

申请科学探索奖的时候，王书肖就想做点自己一直想做但没做成的事情，“大气污染和气候变化的协同应对”，是跃入她脑海的第一个想法。

在大气污染方面做了20多年的研究，这是王书肖最熟悉的领域，多数工作得心应手。而气候变化对于她则是相对陌生的方向，要做出成果并不容易。科学探索奖的支持给了她莫大的勇气，“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支持，更是精神上的鼓励，给了我走出科研舒适区的底气和勇气”。

在科学探索奖的支持下，王书肖和她的团队首次实现了综合气候评估模型与“自下而上”排放清单在50多个行业技术层面的耦合对接，并在《美国科学院院刊》发表研究长文，揭示了中国空气质量改善举措对持续推动低碳能源政策实施和温室气体减排的重要作用，量化了低碳能源政策对改善空气质量与减缓气候变化的巨大协同效益。“如果没这个奖，这个工作我们也会做，但不会那么快。”

第一届科学探索奖现场，杨振宁深情回忆起他年轻时做科研吃尽了苦头，真情实意，感人至深。

这段日子，她又在带着学生天南海北的跑，研究家用清洁能源替代对空气污染情况的影响。她发现，在浙江衢州等地，人们抗拒煤改气是因为迷信煤炭做饭更香，而山西临汾等地的农村地区，则是家庭收入越低，煤改气改电的经济负担越重，越不愿意用。

这让她意识到，要解决环境问题，科研是必不可缺的手段，但也只是手段之一，经济、政策、文化，整个社会都需要一起发力。她做了一个空气效益目的达标与成本控制系统的App，放到网上免费面向大众下载。

这个App依然没有商业化，王书肖担心做运营需要很多精力，不能继续研究，她说要把项目真的形成类似智慧城市一样的产业，除非有商业公司介入运营，不然她“做不了这些事”。

今年，所有人都很难熬，科学家也不例外。

刘颖原本和国外学者谈好了合作项目，还受邀安排了几个美国科研机构的访问报告，全都半途中止。更麻烦的问题是，她所从事的生命科学研究对实验设备和试剂的要求十分严苛，但大多数高精尖的设备和材料，还是被捏在外国企业手里——到目前为止，世界前五十的科学仪器公司，没有一家来自中国。

尽管中国的科学仪器行业已经卯足劲，在政府力量和资本共同推动下狂奔，技术进步和产品迭代一年一个样，但差距依然存在。因为起步晚，中国企业大多只能跟跑，捡着欧美放弃的低附加值仪器前进，因为专利限制仰人鼻息。

如果贸易封锁进一步加剧，刘颖实验室里需要的设备和材料难免会受到影响，只能再花时间，想办法在国内寻找替代品，甚至有些材料要自己想办法制备，这部分的花费肯定会提高不少。

基础科学发展缓慢，我们被卡住脖子的，不止华为手机上那块麒麟芯片。

缓慢是有原因的。

两弹一星的年代，我们需要军事实力来稳定国际地位，有限的科研能力都投入军工类项目。而到现在，研究力量是够了，又被热门研究、商业运用分流大半。

基础科学研究不符合利益最大化的商业逻辑，需要投入更多人力、时间、经费，成果又很难直接转化为直观的技术和产品，但基础科学要发展起来，必然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这是一个必须被打破的悖论。

诚然政府已经在不断加大对科研工作的重视和投资力度，但社会力量的介入，作为一种更灵活的补充，依然必要。

用一位获奖人的话来讲，就是希望企业们可以“把奖颁给那些不想得奖的人。”

这些人在未知的领域里摸索，发现同位素测量细小颗粒物的方式、探究细胞最底层衰老和死亡的秘密、为了确认污染源寻找系统性的治理方案东奔西走...

回看人类科学史，应用和基础从来不是对立的概念，而由企业牵头，基础科学研究者们参与的科学探索奖，无疑是这种交汇最好的注脚。

“一个香蕉皮刚剥下来的时候是黄色，时间长就变成了黑色，怎么才能教会我的人工智能，这都是香蕉皮？”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研究员袁浩然百思不得其解，他同时也是2019年“科学探索奖”能源环保领域获奖人。

在“中国天眼”基地跨学科交流现场，腾讯AI Lab计算机视觉中心总监刘威给袁浩然提出解决思路：“最简单的想法，是给AI看1000个黄色的香蕉皮和1000个黑色的香蕉皮，那么AI就认识了香蕉皮的数据分布，但接下来苹果皮、橘子皮怎么办呢？可行的思路是提供给AI更多数据与更多知识，教会它果皮是会烂的。”

同是2019年“科学探索奖”信息电子领域获奖人的山世光试图给出解决之道，他以自动驾驶的实验经验打比方：现在的方法是先用计算机模拟一个街道，随便让车撞，就像是打游戏一样，生成非常多的模拟数据，然后和真实采集的数据比较，进行调优，再拿去给人工智能学习。

也就是说，得有海量的香蕉给到机器学习，这正是山世光做研究时的一大困扰：训练人工智能需要大量采集数据，而采集数据成本极高。

即使科学家们觉得难以启齿，但钱始终是贯穿科学研究的重要因素，不仅现场讨论的人工智能训练需要成本，放眼到更广阔的层面，整个国家，甚至整个人类的基础科学发展，都一样离不开钱。

于是现在，马化腾给出了他的办法：让一部分中国青年科学家先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