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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月8日，一代伟人周总理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尽管周总理生前留有嘱托，死后丧事一切从简，不要打搅党和国家的正常运行，不要打扰同志们和人民群众的工作生活。

然而，党和国家不能答应，只因为同志们和人民群众感情上是无法接受的，最终只能“打折扣”的去执行了周总理的遗嘱，尽量在不过分打扰党和国家、同志们和人民群众的情况下，去送别了这位人民的好总理。

送别周总理的过程中，有一个人颇为引人注意，她就是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宋庆龄先生，她与周总理不仅是工作上的同志，私下里还是极好的朋友。

得闻周总理去世后，身体状况颇为不佳的先生，忙让工作人员帮助着前去医院送别了最后一程。

15日的追悼大会上，又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亲自去到了现场，饱含深情的说：“国家少了一个好帮手，一个好帮手！”

然而，就是这些发自本心的真诚举动，却遭到有心人恶意解读，说先生去医院告别周总理还带那么多人是耍官威，说先生在追悼会上那样说是耍官腔。

宋庆龄先生晚年本就精神脆弱，拖着病体真诚地来送别友人，却被人如此恶意相对，她心中愤懑不已，一怒之下直接选择了离开，并于不久后向组织辞去了身上的所有职务，回上海去安度余生。

让宋庆龄先生如此大动肝火并大动干戈的，是那些人根本不知道她与周总理有多深厚的友谊，就带着某些目的去如此曲解她的行为

她觉得受到了极大的误解与中伤，要知道对朋友好是她晚年最抚慰心神的一件事，这等于是在往她的心口上插刀子呢！

本文，便带大家走进周总理与宋庆龄先生的种种交集中，来看看这两位伟人之间半世纪长的友谊是如何的弥足珍贵，以至于让先生在周总理故去后有那样的表现？

宋庆龄出生于1893年，周总理出生于1898年，在1924年之前，二人都是各自的成长、学习、经历、工作，后又各自踏上了革命征途，前者追随孙中山先生几度沉浮历经磨难，后者投身共产主义事业不懈奋斗。

1924年初，国民党第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在广州召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并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让大革命事业进入高潮阶段。

同时，黄埔军校由孙中山先生正式创立，宋庆龄对此也颇为关注。

当年秋天，周总理从欧洲归来，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去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很快便将该校的政治工作给搞得红火了起来。

就是在这一时期，已经成为国母的宋庆龄，与刚刚崭露头角的周总理，出于革命工作的原因而相识。

周总理为鼓舞师生的革命士气，特别邀请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来校演讲，先生经过一番认真的准备后，如约来校发表了一番令人振奋的革命演讲，周总理对此印象颇深。

而当时朝气蓬勃、干练有为的政治部主任，亦给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好印象。

半个世纪过去后，宋庆龄回忆这段经历时曾如此说：“在20年代中期，我在广州第一次见到了周总理。他当时很年轻，但已经俨然是一位革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多才多艺、久经锻炼的领导人了。”

在这儿插点闲话，在民国时期“先生”这个称呼，不独用来指男性，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士都会被人如此尊称，其中自然有不少女性，国母宋庆龄便是其中的代表，本文中所称先生都是指她。

1926年春，蒋介石炮制了“中山舰事件”，借机把国民党有关机构中的中共人士赶出，国共两党的紧密合作就此开始出现破裂，这明显是违背孙中山遗志的

宋庆龄毫不客气的公开发表抵制，怎奈她的声音根本无法进入这群人的心灵深处，只会让那些反动派觉得聒噪。

同年底，宁、汉对立局面形成，宋庆龄则跟随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来到武汉，面对蒋介石日益暴露出来的反共面目，先生积极站出来团结国民党左派人士

坚持先夫的革命理念与共产党人站在一起，共同在这革命低潮中苦苦撑持着。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迫害中共党员、国民党左派和民间进步人士，公然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让大革命几乎一半的成果在短短时间里就付诸东流。

国内有识之士群起而反抗，我党不断的在各地掀起武装暴动，以这种最直接的方式抗争，却屡屡遭到当局的残酷镇压，直到8月1日的南昌起义，才真正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暴政的第一枪。

宋庆龄先生特别在上海公开宣称“支持南昌起义”，并与毛主席等21位真正的革命家，联名在《国民日报》上发表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宣言》，严辞斥责了国民党三大上确立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军阀思想，对南昌起义的历史意义给予了高度赞扬。

说来，这篇宣言最后的审定人正是周总理，这是两位伟人第一次共同进行的一次公开革命行动。他们之间的真挚情谊，由此得以开始、发展、延续……

同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也展开了反共行动，这宣告着大革命的的所有成果皆不复存在，这让宋庆龄失望、愤怒到了极致，一向坚定革命立场的她，自然遭到了当局的注视，在国内无法再为革命而发声，便选择了流亡于欧洲。

在欧洲的先生一边散心和考察，一边继续撰文继续支持国内的革命事业，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表示了一个不可征服的民族的高度决心”，必将“遍布国内各地”。

1931年夏，宋庆龄回到国内，仍不遗余力的为革命而奔走。

8月邓演达（著名革命民主人士，曾领导有着“中国第三党”的中国农工民主党，担任过国民党中央执委，是反对蒋介石军阀主义的重要带头人）被蒋介石残忍杀害，

宋庆龄公开发表宣言称：“惟有以工农政策为基础的党才能为社会主义打下基础，才能粉碎军阀的势力并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

如此一言震撼全国，这是旗帜鲜明的站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边，而她乃是国民党缔造者孙中山的夫人，这对于反动派们无疑是一次大大的打脸。

这一时期，周总理正在上海艰难的主持着中共中央的工作，身处白色恐怖之中，面临着难以想象的艰险，宋庆龄给予了相当大的帮助

曾冒着危险借助自己的特殊身份，将一批中共中央的机密文件妥善藏于住所，其中便包括有“伍豪（周总理化名）”签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从而很好的保存了这批珍贵文件。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当日，周总理等人代表中共中央准备前往庐山，与国民党高层商讨有关国共第二次合作以共同抗日的事宜，飞抵上海后专门去拜会了宋庆龄，征询她对合作条约的意见。

当日，周总理等人来到宋庆龄家时，先生早已等候多时，热情的将他们迎进家门，双方进行了一场很愉快的会谈，先生表示会坚定的支持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设想，愿为促成此局面而不断努力，谈完后还邀请一行人吃了顿丰盛的晚餐。

同年8月，日军发动了对上海的大侵略，淞沪会战由此爆发，身处上海的宋庆龄处于危险境地，周总理十分担心，连忙致电希望先生尽快撤离。

然而，先生初时却恋栈故土不愿离开，及至上海沦陷后才听从了周总理的建议，于年底秘密离开上海去到了香港。

去到上海后，宋庆龄继续为抗日事业而奔走，筹建起了著名的“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尽力争取国际友人和海外华桥的援助。

1938年8月，邓颖超等人受中共长江局指派，前去香港会晤宋庆龄、何香凝等保盟骨干，邓颖超特别邀请，希望先生能够北上广州，推动广东和华南地区的妇女爱国活动

先生欣然应允，于次月中旬秘密北上广州，与邓颖超等人共同促成了广东妇女团体抗敌工作协会的成立，先生任该协会的名誉主席。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很快香港便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忙得不可开交的周总理却仍记挂着挚友宋庆龄的安危

直接致电廖承志（廖仲恺与何香凝之子，时任八路军香港与广州的办事处负责人，领导着南方各省的工作，兼任保盟秘书长），要他务必保证宋庆龄的安排撤离。

如此尚不放心，周总理还特地向中共中央请求派人帮助先生撤离，中共中央对此事十分重视，特地指示广东地下党组织，务必保证先生安然离港。

就这样，经过廖承志与广东地下党组织的妥善安排，先生终得在香港沦陷前的几个小时，搭乘最后一班飞机离开香港去到了重庆。

宋庆龄到重庆后，很快便遭到了当局的严密监视，只因为蒋介石夫人的这位大姐，与他们夫妇不是同一条心，甚至于多年来经常和他们唱反调。

就是在这样处处受制的情况下，宋庆龄还是多次找机会，与周总理以及其他中共人士会面，并常通过书信联系，既交流革命思想，又共同为抗日大局而筹谋。

1942年春，保盟从香港迁往重庆，可重庆的大环境非常不好，工作开展起来处处受阻。

周总理知晓后，于5月特别致电在澳门避局的廖梦醒（廖仲恺和何香凝长女，廖承志的姐姐），请她带女儿来重庆帮助宋庆龄。

廖梦醒抵渝后，去到宋庆龄身边协助开展保盟的工作，同时负责周总理与宋庆龄之间的联络工作。

保盟工作恢复了一定程度后，很快在重庆、成都等地为抗日进行募捐，将所得钱物尽数送往抗日前线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周总理负责的八路军驻渝办事处，送往中共领导下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的建设。

当然，除了公事上的交集外，也有一些朋友之间的会面。

1942年底，董必武等人需要离开重庆回到延安，宋庆龄特意举办了一个茶餐会为其送行，邀请的人有周总理夫妇、冯玉祥夫妇等。

冯玉祥夫妇

周总理到后发现宋庆龄准备得宴席特别丰盛，不免谐趣的说道：“我到孙夫人府上打扰已非一次了，不过，容我率直一点说，似乎没像今天的菜蔬这样有风味。我今天是跟董老沾了光，饱了口福。”

惹得众人都不禁笑了，气氛一下子就热络起来了。

当时，宋庆龄家的壁炉架上挂着两株金黄灿灿的稻穗，吸引了大家的共同视线。

这是秋天她去乡下访问时专门带回来的，她一边说着一边去壁炉架上将它们小心翼翼的取了下来，深情的感慨道：“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年年五谷丰登，人民才有好日子过。在几亿农民的心目中，这饱满的禾穗不是比金子还要宝贵吗!”

周总理走到先生身前，小心翼翼的接过这两株稻穗，轻柔怜爱的抚摸着它们说道：“孙夫人说得好，人人都有工作做，人人有饭吃，这一天不会很远；年年五谷丰登、人民有好日子过，会有这一天的。

孙先生在《建国大纲》中提出的设想会实现，一定会实现的!将来革命胜利了，人民坐了天下，一定要把这两株禾穗画在新中国的国徽上!”

周总理这时的设想，在7年后变成了现实，建国前夕的政治协商会上，全体代表决议出的新中国国徽和政协会徽，都庄重的铭刻上了两株金黄的禾穗。

1946年11月，鉴于国民党集团再次发动国共战争，周总理率领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以表明中共的态度，这是二人在国民政府首都（重庆和南京）的最后一次会面。

此后两年多时间里，周总理多次去上海公干，都会抽空去拜会宋庆龄，表达自己和党组织对她的关心，同时就局势进行交流。

1949年8月，为建国而组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进入最后的筹备阶段，宋庆龄先生在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的殷殷相请下，于月底由邓颖超陪同抵达了北京，周总理、毛主席、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亲去站台相迎。

9月21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召开，周总理、宋庆龄等人一起走进了中南海怀仁堂，主席台上悬挂有两幅巨幅照片，是孙中山与毛主席

这不禁让先生满怀欣慰和振奋，先夫当初所期待的革命盛景与民族未来皆已达成，而人们并不曾忘记他。

两人在会上同被选为主席团常务委员。大会闭幕之际，宋庆龄被全体委员选为副主席，周总理被选为委员，并同作为重要代表参加了开国大典，见证了这曾只存在梦中的历史性一刻。

建国后，党中央尤其是周总理特别重视，在重大问题上征询宋庆龄先生的意见。

凡重要会议，都请她参加；凡国内外的重大问题，都通报她知道；对她分管的工作，尽全力去支持。

宋庆龄当时常常往来于上海和北京两地，在北京时两人倒是经常面谈，在上海时便只能书信、电报往来了，而这并不会让二人有多少隔阂，反而愈发贴心。

1950年6月1日，是中国福利基金会成立12周年纪念日，该机构创立及发展至今，多有宋庆龄的心血，周总理在5月下旬于百忙之中为此特致贺电，十分的细心与周到，这让宋庆龄特别感动。

同年8月，恰逢周总理夫妇的25周年“银婚”纪念日，对此周总理夫妇不甚在意，也没想着去如何纪念，倒是宋庆龄颇为在意

特致电给二人：“你们在结缡二十五年中共同推进伟大革命事业，遥祝伉俪幸福与年俱增，欣逢佳期，特电奉贺。”

他们两位伟人的非凡友谊，是在同心协力为国家和人民不懈奋斗中建立起来的，是在这样一些日常小事中不断深厚的，前者注定了两人是同志，而后者决定了两人能成为很好的朋友，这大抵是人世间最幸运的事之一了。

这样的日常小事有很多。

宋庆龄抵达北京前，周总理就特意为她觅得了一处合适的住所，叫人好好修葺不说，日理万机的他还时不时来亲自看看。

宋庆龄在国际上地位很高，有不少外事活动需要她出席，每次周总理都要帮忙规划好出行的种种细节，并嘱咐陪同人员务必照料好她的生活事宜。

宋庆龄每次去北京，都不忘为周总理夫妇精心准备一些礼物，周总理曾说不必如此费心，可却得到了先生这样一句回答：“关心朋友是我生活中的极大安慰。”

宋庆龄在京时，周总理总会找空去看望，可先生除非有要事，一般不会主动找周总理，这倒不是不想念和惦记，而是知道他真的太繁忙了，有太多的事需要他操心，作为朋友要体谅他，不能够让他因为自己再分心。

宋庆龄曾在周总理的建议下，为对外宣传中国而创办了著名的英文刊物——《中国建设》（后改名为《今日中国》）

这份刊物承载着两人的又一次合作，宋庆龄负责该刊物的日常工作，而周总理于百忙之中也多有关注

于创刊之际、创刊5周年和10周年都特别为《中国建设》题词，希望它能够越办越好，希望它所承载的新中国能够越来越好。

当然，一旦对方有了大事，本人也绝不会袖手旁观，而是尽一切努力去守护。

文化大革命中，两人的职务都极高，可境况却都不大好。

然而，周总理还是在第一时间站出来为宋庆龄发声，经由毛主席和政治局把先生列到了保护名单的第一位，这既是他作为国务院总理该做的，也是作为先生挚友想做的。

宋庆龄受到了特殊保护，安然无恙的度过了那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可她父母的墓地却一度遭到破坏，她心中颇为愤怒却不知该如何去应对，便第一时间求助了周总理。

周总理知晓后很生气，立即打电话给上海有关部门，要他们妥善处理此事，并尽快修缮好墓地。

最终的修缮结果不尽完美，可宋庆龄却已经很知足了，并发自内心的感激周总理为他做的一切。

毕竟周总理此时比她更难，而有关方面能做到这一步，在这个特殊历史阶段中也算是不易了，她们家可是脱不掉“资本主义”帽子的。

进入1970年代后，周总理的身体状况一年不如一年，可工作的繁重程度却一如既往，还要时常应对那些明枪暗箭，心力交瘁几乎成了日常，宋庆龄为此而担忧不已，尽力以自己的方式去照拂这位挚友。

听人说鸽子蛋适合病人养身体，她就增加了自己养鸽子的数量，多养了许多母鸽子，从而收集鸽子蛋，每隔一段时间就托人给周总理送去一些。

有次，她和工作人员去南湖捞鱼，幸运的捞起来一条二三十斤的胖头鱼，工作人员兴高采烈说首长今晚可以加餐了

可先生思忖片刻后示意留着，回去后让秘书即刻想办法送去给周总理，让他好好补补身子。

就是在这样的担忧与关切中，宋庆龄于1976年1月8日得闻不周总理病逝的噩耗，心中十分悲痛的先生，拖着病体急急的奔赴北京去送挚友最后一程

因为身子不便的缘故需要时刻由人照拂着，而那些人也是她用惯了的，他们也想送周总理一程，于是就发生了文初的种种。

回到上海后的一两年里，宋庆龄先生身上不再有那么多的担子，人倒是松快了不少，时常会想起许多故人故事，而周总理是被她想起最多的一个，曾两度专门公开发表长文来怀念这位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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