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世纪中后期,中国国门被列强打开,生存危机促使开明的中国人主动调整存在的姿态,努力“开眼看世界”。自春秋战国以来一直受到抑制的视觉被唤醒并被科学重新塑造,原本习惯“内视”的目光被调适、转向外界外物,通过科学方式、科学仪器看世界逐渐成为中国人自觉追求与展示的在世姿态。新的观看世界与人生的方式,即“科学的看”使中国人确信通过科学理论所看到的才是世界与人生的真实图景,西方的人生观、世界观概念也被引进,并成为重要的哲学观念,视觉思想在现代中国再次确立了主导地位。不过,“开眼看世界”直接或间接地使具体的世界不断被祛魅,具体的存在不断被形式化、图像化。而作为品味、玩味总体性理论表达的味觉思想则是基于尊重与欣赏展开为人与事物的双向感应,保留住了人与万物在世真实具体的形态及其原初生机。在当代,要重建具体有味的生活世界与思想世界,重思“开眼看世界”之意味无疑为此提供了恰当的契机。 关键词：开眼看世界; “科学的看”; 视觉思想; 味觉思想 范文澜说“林则徐是满清时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1)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21页。,学者们纷纷仿照此语,断言林则徐、魏源、严复等人是中国近代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与“开眼看世界”或“睁眼看世界”形成鲜明对照的首先是制度性的闭关锁国。这一政策关闭了国门,由此造成中国人对世界(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中打败自己的西方世界)缺乏认识与了解。闭关锁国也有更深层的思想基础。从先秦开始,儒道两家就自觉抑制纯粹的看,而以特定的价值规范塑造视觉。比如,儒家主张以“礼”看,道家主张以“道”看。看的方式被限定,看的内容被先行规定,看的活动变成内在境界的具体呈现,而外界信息的获取被弱化。这些自觉抑制视觉之举不仅抑制了先秦以来的视觉思想的萌芽,也抑制了中国思想开眼看世界的冲动(2)关于先秦视觉优先思潮的涌现以及视觉被抑制的论述,可参见贡华南:《道家的视觉抑制与中国思想史取向》,《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开眼看世界”将目光从人的内心引向人之外的世界,努力获取外在事物的信息,这是有识之士觉悟的标志。自此,中国人不仅开始正视世界列强的发展状况,也开始解除视觉的束缚,努力学习“科学的看”。 一、开眼看世界19世纪中后期,中国开明的思想家逐渐意识到,中国不但缺乏坚船利炮,还缺乏新思想与新学术。于是,他们不遗余力地输入西方的学理。其中,林则徐主持编译了《四洲志》、《各国律例》等书,介绍亚非欧美四大洲的地理、国际法等知识。魏源作《海国图志》等,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口号。严复翻译了《天演论》,创办了《国闻报》,系统地将西方的社会学、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以期引导和训练中国人如何看世界。 科学研究基于实验观察,实证性的实验观察以数学来表达,而理论证明则需要逻辑推演。所以,“开眼看世界”之“看”总是与数学、逻辑相互融合、相互贯通。数学以“数”和“形”作为其表达形式,笛卡尔的“解析几何”打通了二者。精确的“数”可随时显现为清晰直观的“形”,从而直接呈现为视觉的对象。数学不仅能够恰当地表达科学研究的结果,同时也为其提供了前提与保障。中国思想家在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中也敏锐地意识到数学之于具体科学的重要性。比如李善兰说:“今欧罗巴各国日益强盛……推原其故,制器精也,推原制器之精,算学明也。”(3)李善兰笔述、艾约瑟口译:《重学》,同治五年刊本,“序”。近代各门学科取得科学形态的标志是可数学(算学)化,李善兰将数学理解为“制器之精”的前提,无疑抓住了科学的本质。其后的谭嗣同则注意到了逻辑学(辩学)与数学(算学)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其对于自然科学(格致之学)的重要性。所谓“算学实辩学之演于形者也。……格致实辩学、算学同致于用也”(4)谭嗣同:《谭嗣同全集(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17页。。“辩学”即逻辑学,其核心是推理的有效性。推理的有效性表现为严格的界定与严谨的论证。逻辑学在形式上是与数学实质一致、相互贯通的,数理逻辑以“形”、“数”与“理”相互表达也印证了这一点。具体科学(格致之学)都是逻辑学与数学的实际运用,也在逻辑学与数学的裹挟下归属于视觉思想。 为了确证开眼看世界的正当性,不少学者把科学等同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道”。比如薛福成说:“夫西人之商政、兵法、造船、制器,及农、渔、牧、矿诸务,实无不精;而皆导其源于汽学、光学、电学、化学,以得御水、御火、御电之法。斯殆造化之灵机、无久而不泄之理,特假西人之专门名家以阐之,乃天地间公共之道,非西人所得而私也。”(5)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132页。器物制作根据技术,技术源于系统的学理。系统的学理也就是“道”。“道”乃公共之物,东西方之“道”一也,中国人可学之,亦可用之。严复则以“黜伪而崇真”、“屈私以为公”(6)严复:《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页。作为西学的命脉。他同样把科学公理当作“道”:“自然公例,即道家所谓道,先儒所谓理。”(7)严复:《严复集》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051页。在中国传统思想系统中,“道”、“理”不仅表达事物实然的秩序,而且含有自足的价值。把“自然公例”等同于“道”、“理”,学习科学知识也就有了足够的正当性。 如我们所知,“看世界”乃近代以来西方人最熟悉的生存方式,也是其明显区别于其他文明之处。随着对科学的不断认同,“开眼看世界”也逐渐融入到中国人的生命实践。这表现在:他们一方面持续输入西方的学理,接受科学理论,并据此挖掘中国传统思想,比如关注、研究、复兴注重视觉的墨家、名家;另一方面又自觉依照科学知识研究事实,特别是利用西方的观察仪器,用肉眼及机械眼看世界。比如,1895年底,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发现了X射线。1896年3月上海《万国公报》报道了这个消息。一年后,苏州博习医院就引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台X光机(8)参见唐宏峰:《透明:中国视觉现代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第266页。。X光能够清晰地看到肉眼看不见的身体内部器官——五脏六腑等,这被当作视觉技术伟大进步的标志。中国人不仅热烈拥抱新的视觉技术,更相信透过X光等机械眼所看到的是人体与世界的真相。此外,还快速引进并运用具有解剖事物功能的摄影技术,比如,通过运用慢镜头、特写等,将远方之物拉至眼前,同时让人能够聚焦于事物细微之处,看得更真切,近处熟悉之物由此变得新奇、陌生。学会了“看世界”的新技术、新方法,“开眼看世界”成为中国人念兹在兹的生存方式,中国思想也开始了新一轮的视觉化进程(9)春秋以来的中国思想界先经历了视觉—形名思想的繁荣,但其后耳目之争,耳的胜出,以及耳舌之辩,舌的胜出,发展出味觉思想,这抑制了视觉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也阻碍了视觉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关于“耳目之争”和“耳舌之辩”的具体论述,可参见贡华南:《中国早期思想史中的感官与认知》,《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魏晋时期,以曹操为代表的视觉—名法之学兴起,但又被杜恕、王弼等“体”的思想超越,从此中国思想界与视觉思想渐行渐远(参见贡华南:《从“形与体之辩”到“体与理之辩”——中国古典哲学思想范式之嬗变历程》,《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 二、“科学的看”在“古今中西之争”视域下,“开眼看世界”之“看”并非漫无边际。它从近代以来的科学进展中获得具体规定,也随时反哺科学活动。因此,“开眼看世界”之“看”在隐喻与实质层面都指涉“科学的看”。以科学方法训练、规范“看”,保障“看”得科学,“看”的活动由此构造了自身独特的对象域。 科学知识的积累主要依靠两种方式,一是对观察与实验进行归纳,二是借助数学、逻辑学进行理论的推演与证明。观察与实验是基础,所获取的信息也就是科学独特的对象——事实。中国现代科学奠基人之一的任鸿隽对此有清楚的认识:“科学是学问,不是一种艺术。……非从实验入手不行。……科学的本质是事实,不是文字。……唯其要研究事实,所以科学家要讲究观察和实验。”(10)任鸿隽:《何为科学家》,中国科学社编:《科学通论》,上海:中国科学社,1934年,第57-60页。事实既不是文字之所载,也不是日常经验之所对。它由科学的经验与科学的理论构造、生成,也构成了科学的对象。观察和实验围绕事实展开,以事实为对象使科学获得了本质规定性。当然,观察和实验都在特定的理论架构或视域下展开,其目标都指向“可以看得见的事实”。 观察要借助人的感官。五官之中,视觉捕捉形色,在“形式即本质”的西方传统中一直被当作最主要的认知器官。学习观察就是学习“科学的看”,人们在认识论上则称之为“纯粹直观”。“科学的看”从科学精神中获得具体规定,包括:看的态度——悬置看者具体的存在特征,人变成纯粹的眼睛,眼睛脱离肉身;看的方式——拉开距离客观地看;看的对象——事实;所看需要检验——以实验证实,一个人之所看也需要其他人能够看得见,研究者都能看得见的才是事实;等等。以理论的推演与证明获得的结论也需要在实验中再现,最终也需要呈现为可以看得见的事实。可以说,科学活动就是让未呈现的本然或不可见的事实转化为可见的事实的过程。 近代以来,科学已经深入到了普通视力不可及的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随着科学研究日益深入,有限的感官被不断延展——观察仪器越来越先进。“看”越来越与具体的生命脱钩,以至于成为纯粹的看。相应地,看也由肉眼的看进化到机械眼、电子眼的看,甚至不需要肉眼介入即可进行观察。比如借助显微镜把微观世界放大到肉眼可以看得见的程度,以图像化的模型标识出来;借助望远镜把宏观世界拉进、缩小到肉眼可以看得见的程度,同样以图像化的模型标识出来。通过实验,使理论看得见,便于观察。以观察为基础进行总结、归纳,通过理论证明使实验结果清楚明白地显现,最终诉诸数与形,使人一看便知。所以,科学活动总是努力让对象可见,让规律可见。科学观察需要借助先进的仪器展开,需要让对象呈现于眼前,随时可见。20世纪初期,中国思想家对此也有高度自觉。比如任鸿隽道:“知疫疠之生于微菌,谂彗星之具有轨道,一借显微镜之力,一借望远镜之力,皆足为观察二字之定解。”(11)任鸿隽:《发明与研究二》,中国科学社编:《科学通论》,第193-194页。在科学研究中,“观察”虽然有耳听、目视、身触等多种感官活动介入,但把显微镜与望远镜这两种机械眼当作观察的主导力量,已然表明了观察视觉观看的底色:观察的实质就是“科学的看”。 中国科学家跟着西方科学家学习“科学的看”,中国哲学家则跟着西方哲学家思考理论形态的“科学的看”——直观。比如,受康德、叔本华的影响,思想敏锐的王国维认识到并凸显了“直观”对于科学知识的意义。在《释理》(1904)一文中,王国维指出:“吾人之知识,分为二种:一直观的知识,一概念的知识也。直观的知识,自吾人之感性及悟性得之;而概念之知识,则理性之作用也。直观的知识,人与动物共之;概念之知识,则惟人类所独有。”(12)王国维:《王国维全集》第1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1页。尽管王国维推崇概念的知识,但是,在他看来,概念的基础也是直观。因此,直观才是知识的根基。他说:“概念之为物,本由种种之直观抽象而得者,故其内容不能有直观以外之物;而直观既为概念以后,亦稍变其形,而不能如直观自身之完全明晰。一切谬妄,皆生于此。而概念之愈普遍者,其离直观愈远,其生谬妄愈易。故吾人欲深知一概念,必实现之于直观,而以直观代表之而后可。”(13)王国维:《王国维全集》第1卷,第43页。王国维认为,科学虽源于直观,但其既成系统之后往往就演变为概念性知识。所以,科学知识是被概念化了的直观性知识。直观性知识是第一性的知识,概念性知识只是第二性的知识。因此,在科学中直观性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吾人既知一物之全体之关系,又如此物与彼物之全体之关系,而立一法则焉以应用之,于是物之现于吾前者,其与我之关系,及其与他物之关系,粲然陈于目前而无所遁”(14)王国维:《王国维全集》第1卷,第56页。。科学系统的建立不仅不会舍弃直观性知识,而且还可以更有效地直观实物。科学知识是对直观性知识的抽象,但它是与直观经验的结合,而不同于超绝于直观经验的形而上学抽象,它最终还是要在直观中呈现,“粲然陈于目前”正是王国维所说的“以直观代表之”,这正是“直观”为视觉性主导的具体表述。 在王国维看来,“直观”一词虽然不限于视觉,但一直以视觉为主导。直观乃Intuition之中译,王国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1905)中论及:“夫Intuition者,谓吾心直觉五官之感觉,故听、嗅、尝、触,苟于五官之作用外加以心之作用,皆谓之Intuition,不独目之所观而已。……Intuition之语源出于拉丁之In及tuitus二语,tuitus者,观之意味也。盖观之作用,于五官中为最要,故悉取由他官之知觉,而以其最要之名名之也。”(15)王国维:《王国维全集》第1卷,第128-129页。实际上,康德、叔本华及西方大部分哲学家所使用的Intuition一词都以视觉为主导,这正是西方视觉中心主义泛滥的表现。王国维将以视觉为主的“直观”视为科学知识的基础,无意中触及到了西方视觉中心主义思想的内核,显示出卓异的理论敏锐性。 正常的人都有眼睛,也可以依照规则很快就学会“科学的看”。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家、科学家对于“观察”、“直观”十分重视,也能够自如地运用。但是,他们对于西方“看”的历史缺乏了解,对于其内涵、内在要求、内在规定不甚了了。因此,对于“看”意味着什么也缺乏理论的自觉。 事实上,“科学的看”的形成在西方经历了数百年时间,它既是西方主流的视觉中心主义文化的产物,也是视觉中心主义文化的表现。西方中世纪总认为视觉与触觉相互纠缠、不可分割。贝克莱在《视觉新论》中打破了这个观念,坚持视觉无法看到距离、体积,认为只有在触觉的配合(暗示、联想)下才会形成距离、体积等观念。将视觉对象与触觉对象区分开来,这和先秦形名家公孙龙的“离坚白”命题旨趣相近。而文艺复兴时期创始与发展起来的透视法在技术上摆脱了触觉的纠缠,它以观看者的目光为中心统摄万物,单眼目光的投射聚拢事物,使观看者与目光所聚集之物共同脱离生活世界,不断走向抽象化。16至17世纪,显微镜、望远镜先后被发明出来(16)光学显微镜1590年由荷兰的詹森最早发明。在17世纪,荷兰的列文虎克通过显微镜第一次描述了许多肉眼所看不见的微小植物和动物。1608年,荷兰的一位眼镜商汉斯·利伯希制造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台望远镜。1609年,意大利的伽利略发明了40倍双镜望远镜,这是第一台投入科学应用的实用望远镜。中国第一台天文望远镜1900年由法国传教士蔡尚质在上海西郊佘山山顶安装,第一台军用望远镜则是1939年在昆明诞生。中国第一台显微镜1943年在重庆制造,第一台电子显微镜1956在长春造出。,它们比肉眼看得更幽深、更辽远、更精确。17至18世纪,暗箱(camera obscura)被当作视觉展开的模板。比如牛顿的《光学》、洛克的《人类理解论》都把暗箱当作观察外物与自我的模型(17)参见乔纳森·克拉里:《观察者的技术:论十九世纪的视觉与现代性》,蔡佩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4-65页。。观看者被规定为孤立、封闭的个体,观看行为也脱离身体。视觉不断被规训,观看的客观性、抽象性维度被强化,成为可测量、可量化、形式化的活动。这些延长了的眼睛拉近了人与事物的距离,但却与具体的生命相分离。相应地,视觉也与触觉相互分离。康德提出“纯粹直观”概念,一方面把视觉当作认识论上最优先的官觉,另一方面也宣告了视觉被抽离出具体生命。这正是17至18世纪以来视觉观念的鲜明表达。19世纪中叶,立体视镜(stereoscope)流行,人们开始研究视网膜后像、末梢视觉、双眼视觉。观察者也被塑造为具有双眼的身体,观看方式被重塑,去除眼睛与影像之间的任何中介,去除中心化的透视点,由此塑造出可计算、可管控的观察者个体(18)参见乔纳森·克拉里:《观察者的技术:论十九世纪的视觉与现代性》,第192-200页。。19世纪末,X光被发现、运用,摄影—电影技术不断突破。原本神秘的身体内部被透视,变得清晰可见;原本肉眼难以辨别的高速动作也被慢镜头分解、定格,一览无余。可以看出,以强大的视觉研究传统为基础的视觉文化构成了观看的文化基础,规定、塑造着西方人的观看方式与具体的观看活动。 “科学的看”总是力图把一切看不见的对象变成可见的事实,比如实验上的证实,其实质就是把规律变成可见的因果。科学家一直努力“看分子”、“看原子”、“看电子”,把原本细微不可见的分子、原子、电子放大,成为可见的图形——模型。科学的任务是把一切不可见的、看不见的变成看得见的:把各种隐秘转换成看得见的图形,把各种看不见的“力”变成数字、变成可见的图形,把质量变成可见的数量,等等。一切都像柏拉图的IDEA(相)一样可以看得见(肉眼或心眼),“看”获得“真”的同时也实现了终极价值——至善。对于古希腊的追随者来说,这似乎理所当然。但对于中国人来说,“科学的看”能够提供安身立命的终极价值吗?对于一直抑制视觉的中国人来说,这个问题并非自明。 三、人生观与世界观“科学的看”不仅看外在世界,也同样在看人自身,包括看人的生活、生命与所处的环境。不管是肉眼的看,还是机械眼、电子眼的看,“科学的看”都经由特定的科学理论展开。20世纪中国唯科学主义者坚定地以科学理论看待一切对象,包括人生与世界。通过特定的科学理论看人生与世界,以此获得生命新境界,这就是他们所坚决捍卫的“科学的人生观”。比如胡适提倡:“(1)根据于天文学和物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空间的无穷之大。(2)根据于地质学及古生物学的知识,叫人知道时间的无穷之长。(3)根据于一切科学,叫人知道宇宙及其中万物的运行变迁皆是自然的,——自己如此的,——正用不着什么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5)根据于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人不过是动物的一种,他和别种动物只有程度的差异,并无种类的区别。”(19)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张君劢、丁文江等:《科学与人生观》,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3页。透过具体的科学理论看到的才是宇宙与人生的真相。明了人生与世界真相,也就知道如何生活。所以,“科学的人生观”就是通过具体的科学知识所看到的人生图景。通过具体的科学知识所看到的世界图景则就是“世界观”。 诚然,开眼看世界对于人生境界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拥有现代地理知识的人不会再相信“洛阳无影”,也不会依据“洛阳无影”而相信中国居于天下中心。现代科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开拓着人们的心胸。在“科玄论战”中,唯科学主义者对此大书特书。比如丁文江对望远镜与显微镜的精神意义作过精彩的阐发,他说:“了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种种的关系,才能够真知道生活的乐趣。这种‘活泼泼地’心境,只有拿望远镜仰察过天空的虚漠,用显微镜俯视过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参领得透彻,又岂是枯坐谈禅,妄言玄理的人所能梦见。”(20)丁文江:《玄学与科学》,张君劢、丁文江等:《科学与人生观》,第54页。望远镜让人看到宏观世界之浩大,显微镜让人看到微观世界之幽微。看世界工具的改进也极大拓展了人的生活世界,并改变着人的精神境界。这些科学仪器所呈现的是人类梦想所不及的真实图景,而这些真实图景又会给人类带来新的价值体验。 在中国唯科学主义者眼中,科学知识所塑造的完美人格形态就是科学家。他们拥有专业的科学知识,必然道德也高尚,比如能够超越名利、充满同情、对万物仁慈等等。中国科学社的重要成员杨铨曾断言:“科学的人生观乃客观的、慈祥的、勤劳的、审慎的人生观也。……科学的人生观颇具有德谟克拉西(民主)之精神。无强弱,有是非,不似世之人情……其拥护真理也,无宗教、无阶级、无国家,惟知有真理而已。……科学的人生观之甘淡泊。”(21)杨铨:《科学的人生观》,中国科学社编:《科学通论》,第64-70页。杨铨眼中的科学家完美无瑕,俨然现代社会的“圣人”。诚然,少数留洋归来从事科学研究的学者在这种环境下始终保持着神圣的使命感。比如丁文江,他从事地质研究,笃信科学。他的日常生活完全按照所谓“科学的”方法过:相信饮酒有害健康,从不饮酒;吃饭前用酒来洗筷子,在饭馆吃饭必须用开水洗杯筷,在家中吃无皮的水果必须将之在开水里浸20分钟,等等。不过,拥有这样完美品行的科学家在这个世界上难得一见。把客观、慈祥、勤劳、审慎、民主、淡泊等美德都加诸个人显然是在神化科学家。诚然,科学家做研究时会保持客观、审慎的态度,也需要悬置自己的宗教信仰、阶级地位、家国归属、性别种族,以及自己的爱憎喜好,而以无身体性的纯粹眼睛来观察(22)笛卡尔有时以死人的眼睛或牛眼来说观察之眼,其目的是为了剥离眼睛与身体,以避开肉身之眼的不确定性。参见J.Cottingham,ed.,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Descartes,Vol.1,Cambridge: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1991,p.166。。但科学家对其研究对象并不会“慈祥”、“同情”——这些态度与“客观”并不兼容。不管是在观察、实验中,还是在理论证明中,科学家总是与研究对象保持中立的态度与必要的距离。他会把对象从各自的天地中抽离出来,把具体的存在抽离为特定理论化的“事实”。就此说,科学家的“客观”更接近“冷酷”,而不是“慈祥”、“同情”或“淡泊”。 随着“科学的看”的流行,西方哲学的“世界观”概念也被引进,并被当作哲学的核心。更有甚者,哲学被理解与规定为世界观的学问。比如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中写道:“哲学思想就是人们对于整个世界的根本认识,或根本看法,也就是世界观。”(23)艾思奇:《大众哲学(重改本)》,上海:新华书店,1949年,第15页。这个观点在其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材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哲学就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24)艾思奇主编:《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页。还有学者认为,“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25)肖前等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页。,“这种系统化和理论化的世界观,就是哲学”(26)李达主编:《唯物辩证法大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页。。在21世纪初,中国学界开始反思这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说法。不过,学者们更多关注世界观之说中的“世界”问题。比如有学者指出“世界观”之说中混淆了“整体世界”与“周围世界”(27)俞吾金:《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吗?》,《哲学研究》2013年第8期。。 其实,在西方语境下,“世界观”问题的核心是“观(看)”。“世界观”理论基于现代科学技术对世界的研究、认识与控制,其前提与具体表现都是主体的看与作为客体的图像之间对应结构的客观确立。西方人习惯看世界,看世界是他们的思想方式与存在方式。不管是文艺复兴时代对透视的推崇,还是牛顿、笛卡尔、洛克、贝克莱、莱布尼茨、歌德对视觉活动及其对象——光、形、色的深入研究,视觉的优先地位都被不断强化,并被视为心灵思考的模板。对“世界观”的反思也就是对自身存在方式与思想方式的反思,西方不少现代哲学家对此都有深刻的自觉。在《世界图像的时代》(1938)中,海德格尔论述了“世界观”概念产生的历史过程:“世界解释愈来愈彻底地植根于人类学之中,这一过程始于18世纪末,它在下述事实中获得了表达:人对存在者整体的基本态度被规定为世界观(Weltanschauung)。自那个时代起,‘世界观’那个词就进入了语言用法中。一旦世界成为图像,人的地位就被把捉为一种世界观。”(28)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903页。在德语中,Weltanschauung(世界观)是由Welt(世界)和Anschauung(看)组成。同样地,Weltbild(世界图像)是由Welt(世界)和Bild(图像)组成的复合词。Weltanschauung和Weltbild这两个词具有相同的含义,因为“世界观”概念诞生的标志就是世界成为图像。在海德格尔看来,“图像”并不是指事物的“摹本”,而是指“事情本身就像它为我们所了解的情形那样站立在我们面前”(29)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898页。。“图像”就是事物自身,把握了图像就把握住了事物。“图像”对应于视觉,或者说它是观看与进一步究问的产物。据此,海德格尔说:“从本质上看来,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这时,存在者整体便以下述方式被看待,即:唯就存在者被具有表象和制造作用的人摆置而言,存在者才是存在着的。在出现世界图像的地方,实现着一种关于存在者整体的本质性决断。存在者的存在是在存在者之被表象状态中被寻求和发现的。”(30)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899页。在形式即本质观念中,图像被当作事物本身,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世界观”概念由此诞生。其内在机制是人具有表象能力——即以放任视觉去“看”,由此形成世界的表象,以及结合自己的需要来决断存在者,并利用表象进行制造,使之完全变成“有用物”。当对象成为“有用物”,人本身也就成为“主体”。海德格尔说:“世界之成为图像,与人在存在者范围内成为主体是同一个过程。”(31)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902页。世界成为图像与人成为主体是同一过程。这一历史过程也是现代科学、技术大发展的过程。 在“世界观”流行时代,人们以实证科学的方式去“看”世界:与世界拉开距离,把现存之物当作对立之物带到自身面前,把世界看作现成在手的世界,成了世界的征服者。理论活动基于这种“看”,其实质也是“看”。“理论活动乃是非寻视式地单单观看”(32)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82页。。“寻视”是操劳活动中、顺应于事的看,理论活动则是以理论为架构的凝视——单单观看。海德格尔指出,西方哲学的传统自其开始之日就把“看”当作通达存在的首要方式,而柏拉图把存在者之存在状态规定为“外观”,这是世界成为图像的前提条件(33)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900页。。但是,在他看来,所有的看都基于对此在的深深“领会”。也就是说,“直观”的优先地位应该让位于此在之在与对此在的领会,比如,“烦”、“畏”等在世情绪。因为“纯直观在认识论上的优先地位同现成事物在传统存在论上的优先地位相适应”(34)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第172页。。“纯直观”对应着现成事物,直接促成“图像”与“世界观”的生成。“世界观”、世界图像化都与“纯直观”(“单单观看”)的优先地位相关,批判“世界观”、世界图像化与其批判视觉优先地位被纳入同一思想进程。 中国思想家愿意接受“世界观”(包括人生观、价值观等“观”),义无反顾地学习西方人的存在方式——学习如何看世界。但是,对于西方近代以来大部分思想家都在倾力研究并将之视为思想范型的视觉,中国思想家并未深入了解、研究。20世纪20年代前后,梁启超、张君劢、梁漱溟等思想家跟随奥伊肯(Rudolf Christoph Eucken,或译为倭铿)、柏格森等西方学者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文化根源时,开始反思、宣扬科学的限度。但是,他们对于“看”自身缺乏研究,对于“如何看世界”只能大而化之,也一直未能深入领悟科学地看人生与世界到底意味着什么。 四、“开眼看世界”意味着什么通过对西方“看”世界理论与相应技术的了解和接受,视觉思想在现代中国再次确立了主导地位(35)春秋时期,齐桓、管仲发起了形名事功思潮,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确立了视觉思想的主导地位。具体内容可参见贡华南:《春秋思想界的张力:论新思潮与老传统的关系》,《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今日,中国人在某些方面已然成为观看世界的领先者(36)比如“中国天眼”(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ive-hundred-meter Aperture Spherical radio Telescope,简称FAST)是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的一座射电望远镜,是目前世界最大的填充口径射电望远镜。FAST全面投入运行,标志着中国进入观天时代。。“开眼看世界”也产生了巨大的现实效应:人们学会了与对象拉开距离,将对象分解为物理、化学、生物等各种规定,深化了对世界的认知,增强了对对象的控制能力,在自然面前显示出强大的力量,以此为基础,极大拓展了人的生存空间,大大促进了化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的进程,显示出极高的认知与行动效率。于是,当代中国人对科学趋之若鹜,把科学当作敞开世界的唯一方式。人们也一直相信,合乎某条自然律就是对自然界的尊重,以某条自然律为根据行动就获得了行为正当性。 事实上,这个信念本身疑点重重。科学知识与人的存在之间的疏离,致使知识常常被自身之外的他者控制。比如,资本运用、指使科学知识系统占有、控制世界,以实现资本的增殖——获取利润。基于资本的增殖或其他意志选择某条自然律,创造条件让其现实化,同时阻止其他自然律起作用,这对于整个自然界显然不是好消息。比如,发射炮弹是让弹道力学的若干原理起作用,投放原子弹是让核裂变原理起作用等,发射炮弹与投放原子弹都是合规律行为,也合乎某些人的目的,但是这些行为却很少有人称道。学者们赞赏“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合规律”与“合目的”被理解为“美”的基本内涵。事实上,“合规律”与“合目的”或许于人为美,于天地万物则不是,与“天人共美”相距甚远。 科学活动的展开也是对世界的抽象与片面化,在科学理论的支配与改造下,世界只剩下各种经验的呈现和数学、逻辑的规定,最终世界被把握为纯粹的形式——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图像”(Bild)。类似地,科学化的人生被把握为形式化存在,也被刻画为“图像”(37)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唯科学主义者就开始把人等同于机械:“人与机械的异点,并没有普通所设想的那么大。人类的行为(意志作用也是行为)是因于品性的结构,与机械的作用由于机械的结构同理。”(唐钺:《机械与人生》,《太平洋》1924年第4卷第8号)人的活动受制于心理的因果律。因果律只有一个,对于机械与人生并无不同。因此,研究机械的方法同样适用于研究人生,人生与机械在此意义上属于同类的存在。机械最终可以被数学化表达,人生自然也被把握为纯粹形式——图像了。。那么,要回归天人共美的真实世界,扬弃天人知识图像化势在必行。19世纪后半叶,中国学人以“影”来翻译、理解这些知识图像。比如,以“照影”、“摄影”来翻译拍摄活动,以“影”来翻译照片(38)比如,1858年《王韬日记》说:“因同往法人李关郎舍,关郎善照影,每人需五金,顷刻可成。益斋照得一影,眉目毕肖。”(中华书局编辑部编:《王韬日记(增订本)》,汤志钧、陈正青校订,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93页)1875年王韬的《瀛壖杂志》说:“近来格致之学,渐悟摄影入镜,可以不用日光。”(王韬:《瀛壖杂志》,沈恒春、杨其民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22页)1876年李默庵的《申江杂咏·照相楼》说:“显微摄影唤真真,较胜丹青妙入神。客为探春争购取,要凭图画访佳人。”(李默庵:《申江杂咏》,顾炳权编著:《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第76页),后来以“电影”来表达动态图像,等等。“影”并非实在物,顶多算是实在物之附属。较之将图像当作事物本质性形式——相,以充满虚幻色彩的“影”来表达图像,已经显露出超越知识图像之智慧。 作为自然现象的物体之“影”依附物体,被动、短暂易逝、缺乏积极的内容;而摄影之“影”具有客观实存性,比如具有边界清晰的二维,具有物体一样的物质性,而且具有丰富多样的意义、意味。就此来说,以充满虚幻色彩的“影”来表达照片、电影并不恰当,更无力消解后者造就的巨大现实力量。摄影是借助光学、化学原理展开的凝视,它捕捉对象的外观,将对象瞬间的外观固定、保存下来。摄影、透视等“看”赋予对象重要性,也将事物从其完整的世界中剥离出来,成为孤零零的影像。被看者被瞄准、被捕捉、被获取,同时也被占有(39)对于拍摄的本质,苏珊·桑塔格有精辟的揭示:“拍摄就是占有被拍摄的东西。”(苏珊·桑塔格:《论摄影》,黄灿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8页)、被侵犯、被流通,从此不得安宁。照片、电影乃“科学的看”之“所看”,而后者只是视觉思想的具体形态。 不难看出,“科学的看”既塑造了近现代中国人的经验方式、思维方式、思想方法、人生态度,也形塑了当代中国人的世界图景。当人们接受眼前的世界,视一切为理所当然,对待天地万物的方法与态度便随之变迁:与对象始终保持距离,冷眼旁观,烦起来,畏不止。诚然,人并不会带着“怕”、“畏”而生,可视觉思想者在世自觉拉开人与周遭人、事物的距离,挑起对峙与争斗,其在世必然会伴随着“怕”、“畏”等情绪。在促成世界科学化的同时,“开眼看世界”所造就的思维趋向与在世态度也使看者随时被当作被看者——科学对象,原本充满丰富可能性的、具体真实的存在及其世界也逐渐同质化、图像化。这表现在,一方面,科学技术打造的生活世界不断趋同,基于标准化制作的世界现身为钢筋、水泥之路,钢筋、水泥、玻璃之房,全球一样高低、一样粗细的谷物,现代化养殖场出品的标准的鸡鱼肉蛋,温室中品相端正却无滋无味的蔬果……衣食住行展现同形同构;另一方面,电脑、手机、家用电器进入智能—图像时代,虚拟的图像世界成为人们日常精神生活的基本境域,人们在此打发时间、调节情绪、安顿灵魂,流连忘返、心满意足。年轻一代习惯在虚拟世界中交谈交流交往,虚拟空间成为独立而封闭的个体的终身洞穴。真实的物理时空被悬置,物理时空中的天地万物被遗忘——除非被化为可捕捉、可掌控的数字—图像信息,能够被纳入虚拟空间。自然物沦为意志的表象,被不断赋予各种形式,成为人类社会的货物—商品,而远离各自生长、发育、成就的天地。万物被祛除野性,或枯萎、凋零,或变为无生机、无精神的干枯标本。凡此等等都表明,“科学的看”不仅引导、垄断了近现代中国人对世界与人生的解释和说明,也引领并塑造了对社会与自然的行动。在这个过程中,看与所看之间的控制与被控制、主宰与被主宰关系在历史实践中逐渐成型,由此确立了以纯粹的看之投射为根基的世界图景。 视觉思想包含看与所看之所以可能的总体,要想从根源处解决“科学的看”促成的困境,扭转“开眼看世界”之困局,非扭转视觉思想之总体性不能完成。这个任务的实现,需要具有同样高度与深度的总体性理论。 余论:“开眼看世界”之外的可能性一种感官主导感觉展开时,(对于普通人来说)其他感官或停止活动,或(对于经过训练的人)跟随、参与主导感官活动。比如,当我们凝视时,不仅眼睛在看,耳、舌、身都在看(40)比如,法国文学家克洛岱尔有“聆听的眼睛”之说,哲学家德勒兹则有“具有触摸能力的视觉”之说。德勒兹甚至有些夸张地说:“绘画在我们身上到处都安上了眼睛:在耳朵中、在肚子里、在肺部……”(吉尔·德勒兹:《弗兰西斯·培根:感觉的逻辑》,董强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4页)耳朵、肚子、肺有眼睛,都可以看。;当我们倾听时,不仅耳在听,目、舌、身都在听(41)比如,德勒兹在谈到音乐对身体作用时说:“音乐深深地穿过我们的身体,而且在我们的肚子中、肺部等地方都安放上一只耳朵。”(吉尔·德勒兹:《弗兰西斯·培根:感觉的逻辑》,第66页)肚子、肺有耳朵,都可以聆听。;当我们品味时,不仅舌在品味,耳、目、身都在品味。也就是说,视觉可以凝视,也可以倾听、品味。纯粹视觉单向的投射——世界碎片化切断了人与物(以及人与人、物与物)之间本然的相关性,而人为建立起对被观察、被拍摄之物的占有关系。当被人居高临下地审视,被当作对象观察、凝视时,我们会感到浑身不自在,万物被置于纯粹的看之下亦然。品味活动则使人与物一直处于交互感应关系之中,两者始终保持在平等、亲密的一体之中、相互应和。作为品味、玩味总体性理论表达的味觉思想基于尊重与欣赏,展开为人与事物的双向感应。感应并不需要一直“开眼看世界”,尤其不需要纯粹的看。或许,放任自己去倾听、感触、品味时,闭上眼睛最好。当然,味觉思想的展开不需要禁绝视觉活动,而仅仅抑制纯粹视觉之独断。如上所言,倾听时带着敬意的看、品味时带着赏识的看,以及传神、传情等多种视觉形态。这些视觉活动一如味觉思想,总是联系人自身的存在,并融入诸多价值意味交互展开。 味觉思想同样能够化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化本然为事实。不过,它并没有将事物规定为数学、符号等抽象形式,而是理解、规定为“体”——以阴阳、刚柔等“体”的范式表达之。比如,以温、淡等“性”来表达人,以“性味”来表达物(42)具体论述可参见贡华南:《味觉思想》,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254-298页。。这种认知方式在化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的效率方面诚然不及现代科学,也难以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欲求,但是,它却保留住了人与万物具体的在世形态及其原初生机。就凭这一点,味觉思想也值得我们留恋与尝试。品味世界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能力。当代人习惯了观看世界、改造世界,却不愿品味世界,这不能说不是个遗憾。 来源：《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24年06期。本转载仅供学术交流之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有侵权，敬请联系，万分感谢！ 欢迎关注@文以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