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1930年参加红军、后来成为开国少将的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刘玉堂活跃在万载小源一带，和陈寿昌、谭启龙、徐彦刚等人领导湘鄂赣苏区的游击战争。

敌人经常出兵“围剿”，中共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撤进深山密林中坚持革命。

下雨时他们钻进石岩下躲避，晚上经常在大树底下过夜，几乎天天行军打仗。

当时刘玉堂有一匹马，情况危急时，他总是把马让给伤员骑，和战士们坚持到最后转移。

在连续的战斗中，刘玉堂先后三次负伤。其中最严重的一次，子弹打穿了肩胛骨和肺部，他昏迷了几天几夜，战友们难过地为他准备好了“寿材”，然而他在后方医院里却奇迹般地活过来了。

有一天，刘玉堂正在医院养伤，敌人突然摸了上来，警卫部队也被打散了。他无法行动，只好咬紧牙关，爬进医院屋后浓密的竹子丛中，没吃没喝，藏了一天一夜。

直到敌人走后，当地群众才从竹子丛中把他背回家，给他穿上衣服，煮红薯给他吃，随后把他送回游击队。

回忆起这件事，刘玉堂常感慨地说；“我这条命是老百姓给的。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好比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脱离了群众，共产党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游击战争中的一年除夕，虽然条件非常艰苦，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同志还是决定让游击队们聚一次餐，吃一顿年夜饭。

他们找到一个“香菇客”丢弃的草棚，铺开一块布当餐桌，端上来的“美味佳肴”只有油炸豆腐和蕃薯饭，面黄肌瘦的干部战士们动手大吃起来。

刘玉堂的胞弟刘启兰在省委当通讯员，当时才十六七岁，正是长身体贪吃的年龄。听说晚上过年，就憋足劲想大吃一顿鸡鸭鱼肉，解解馋，而当他看见桌上摆出的饭菜就傻了眼。

没有鸡、没有鱼、没有酒、没有肉，这算过什么年呀！

于是刘启兰蹙眉皱额、摇头叹气地发牢骚：“过年，过年，叫花子也有一个年过。我们吃这种东西，连叫花子也不如！

刘玉堂一看发牢骚的竟是自己的弟弟，顿时大怒，指着弟弟的鼻子说：“你说什么混账话！莫以为你是我的弟弟，就可以胡言乱语。我是带你出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你要再说这种涣散军心的话，造成了恶果，我照样枪毙你！”

吓得刘启兰马上承认错误，做了检讨。

吃过年夜饭，刘玉堂对全体干部战士说：“同志们！越是艰苦的时候，越要认清形势，坚定信念。我们游击队里大家过一样的苦日子。我们不是国民党的长官，靠克扣军饷发横财。

“我们的经费是老百姓节衣缩食省下来的。虽然我们打土豪没收了一些银元金条，那是党的活动经费，必须留着用于革命事业，不能用来大吃大喝花掉。我们个人没有贪污。”

说到这里，他一边把自己的四个口袋翻出来给大家看，一边说：“不信，看看我的口袋，都开了‘天窗’。”

众人一看，他的口袋果然个个都咧开了口子，这一下把大家都逗笑了。

接着刘玉堂神情严肃地说：“我们干革命就要准备吃苦，我们随时要想到群众的利益，要随时准备作出牺牲，包括金钱的牺牲，享受的牺牲。谁没有革命的坚定信念就可以声明吃不了苦，来去听从自由。

“我们这里出了一个叫‘多手指’的叛徒，他就是吃不了苦才逃下山的。他到国民党那里当了一条走狗，还扬言要活捉我们。老百姓骂他，我们限他。我们一定要找他算账。大家想想走这样的路、做这样的癞皮狗光彩吗？”

经过一番教育，游击队员们提高了觉悟，坚定了坚持斗争的信心。

春去秋来，三年时间很快过去了，革命形势发生了变化。为了联合国民党抗日，刘玉堂担任中共湘鄂赣省驻武汉和平谈判代表，率领游击队下山开赴抗日前线。

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刘玉堂都立下了赫赫战功，于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新中国成立后，刘玉堂历任中南军区后勤部运输部部长、志愿军后勤部运输部部长，武汉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等职。

参考资料：《解放军将领传》（解放军出版社）、《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纪事》（解放军出版社）、《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人物谱》（解放军出版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