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六年(1856)闰七月初,经过半年多的反复鏖战,湘军终于迫使太平军放弃岳州、城陵矶,退出湖南。与此同时,东路清军也攻下湖北通城。将太平军逐出湖南,基本稳定了本省的统治秩序,为湘军首个后方基地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又为顺流东下,与太平军争夺华中战略重镇武汉开辟了道路。
史载,攻取城陵矶后,闰七月中下旬,湘军水师顺江东下,先“遍搜(剿)支湖小河”太平军零星残部,趁势攻占蒲圻;旋又趁虚攻夺太平军在沿江构筑的军堡、要隘,顺利进屯距武昌仅六十里的金口(今武汉市江夏区金口古镇)。
湘军悍将塔齐布、罗泽南等率陆师于同年八月中旬攻下崇阳、咸宁之后,乘胜进占武昌远郊区之纸坊街一带,曾国藩的指挥座舰及后续水师舰船接踵而至,陆续进扎金口,加紧部署进攻九省通衢的战略要地武汉。
武汉是长江重镇,整个城市被长江、汉水分割, 一分为三, 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其中汉口是繁盛的商业要埠,并无坚固的城墙可守;汉阳也只是普通府城,亦无险可守;武昌则不同,不仅城池广大,城墙高耸坚固,江湖环绕,蛇山内踞,易守难攻,且是省会所在,自古便是华中第一大城,四通八达的枢纽之地,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军事以及战略意义。武汉之役,实际上成了湘军和太平军之间的争夺战。
史载,武昌的太平军守军约有两万余人,其水师数以千计的船只驻泊、巡弋在长江、汉水之上,又在武昌城外构筑了深壕高垒等坚固防御工事, 譬如在花园一带就建造大营三座,外围环绕宽大的护营河沟,内环木城以及砖石结构的高垒,称作砖城,河沟与砖城间布满了拒马、鹿砦 、竹签桩、木栅等障碍物,堪称固若金汤。
但太平军的弱点在水师。水师舰船众多,看似强大,但其战船全由民间船只改装而成,有些改都不改。民船既不坚固,也不灵便,根本无法承受火炮的后坐力,甚至事故频发——“每放一炮,全(船)身震破”。加上所配备的大多是土炮,也有部分是在岳州意外获得的明末“红夷大炮”,据说是当年吴三桂所藏, 时过境迁,早已落伍:“二三千斤重者,其为用或尚不逮数百斤夷炮之远,徒嫌笨重,又虞炸裂” 。更严重的是,太平军水师大多由岳州船民、渔户组成,又缺乏有水战经验的将领,且武昌守将石凤魁、黄再兴皆是“不谙军务”的庸人,即军事外行,在湘潭、岳州连遭惨败后,这两货更产生了畏敌如虎、临阵怯战的心理。
与之相反,湘军虽是首次出省作战,但因扭转颓势,屡获胜利,士气颇盛。在兵力方面, 因江忠淑(江忠源弟)等部或留守本省或屯扎通城,人数大为减少,但荆州将军官文派部将杨昌泗、魁玉、李光荣等率五千绿营兵来援,因而总兵力仍在两万左右。湘军将士因先后取得湘潭、岳州、城陵矶大捷,信心大增,凶悍敢战。譬如在围攻崇阳时,“城上枪炮如雨,滚木擂石,纷纷并下,兵勇多带重伤,然屡胜之余,人人皆以退缩为耻”,结果,将士们依然踏着同袍的尸体,前仆后继,冒死登城,一鼓作气迅速攻破城池。
对于水师,曾国藩异常重视,精益求精,因为武汉襟江带河,水师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他一是吸取实战经验教训,改进战船的制造工艺,当夏所造之船“皆精坚可爱,比去年好到三倍” 。而是委托容闳到广州、香港采购西洋火炮,增加洋炮配备,至七月共列装洋炮六百尊。而洋炮可以参加水战,也是水师增援陆师作战的利器,曾国藩在写给胡林翼的信中就由衷夸赞说:“湘潭、岳州两大胜仗 ,实赖洋炮之力......击岸上之贼,炮多子众,顷刻之间,尸横遍地”。
除此之外,曾国藩还极力增强水师战船的机动灵活性。当年七月中旬,象骨港之战中,“因贼划(小艇)围绕太多,我军眩乱致败”。曾国藩看出太平军水师以“钓钓子(广西称“鸟排”,即小划艇)”袭扰湘军水师大船颇具成效,遂立刻仿效,出资招募民间小划艇150艘,每划配备6、7人,有划手有战兵,或配3、4人,共增千余水勇。由此可见,在咸丰四年夏秋之交,湘军水师与过去相比,早已脱胎换骨,战船更坚固,火力更凶猛,打法更灵活,行动更迅捷。
《铁马冰河wu》
激战武昌,大获全胜在以上基础上,曾国藩又根据武汉三镇的地貌特点,制定水师肃清江面,切断三镇太平军之间的往来、通信,协助陆师,以密集炮火轰击、压制沿江太平军营垒;陆师则集中力量进攻武昌,汉阳则由副都统富察·魁玉、杨昌泗等人率数千湖北绿营兵负责围攻的作战计划。《铁马冰河wu》这个计划充分体现了曾国藩注重水师的火力优势,水陆配合,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军事方针。事实证明他的用兵方略是非常正确的。
8月21日,湘军水陆俱进,同时发起进攻。水师战船分两批出战,利用火力优势,击沉驻泊于长江、汉水沿岸的太平军舰船500余艘;陆营最精锐的塔齐布军以雷霆之势迅速攻占洪山,控制了武昌南面的重要制高点和“陆路汇总之处 ”,罗泽南也率部于同日一举攻克了太平军花园营垒。太平军守军力战不支,死伤颇重,一派混乱,不少士卒纷纷缒城逃跑。
次日一早再战,湘军水师利用火力优势又击沉、焚毁、掳获太平军舰船数百艘,武昌和汉阳城外的太平军大小堡垒全被攻破,守军死伤惨重。在这种极其不利的情况下,毫无指挥能力的黄再兴、石凤魁等守将惊慌失措,无心恋战,竟然于第二天凌晨时分弃城出逃。黄再兴等“战区司令”仓惶出逃,竟然未通知驻泊于汉水码头上的数千水军将士,致使这些懵然不知的可怜人被湘军围杀殆尽,江面上浮尸如麻,水带赤色。
第四天,湘军水师又乘胜进击,将来不及撤走的太平军汉水船队千余艘大小战船悉数击沉或缴获,无一艘逃脱。
在这四天激战中,湘军只伤亡两百余人,却以轻微的代价一举攻克华中重镇、九省通衢的名城武汉,使太平军损失战船两千余艘,死伤数千将士。《铁马冰河wu》这样轻微的代价,换来如此辉煌的战绩,实在大出意料。正如曾国藩在呈给清廷的奏疏中所说“非臣等梦想所敢期(待)”。湘军首次出省作战即复夺名城,立下如此大功,使满清统治者欣喜若狂,精神为之大振。而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只付出极小的代价,便掠得武汉三镇堆积如山的大量财物,将帅们还得以加官进爵,勇丁们也大发其财,更以为太平军乃乌合之众,不堪一击,把投军作战看作风险甚微又可升官发财的一条捷径,从而跃跃欲试,试图在接下来新的战事中攫取更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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