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作为国民党军统系统的开山鼻祖，是一个让人闻之色变的大人物，其功过自有历史评说。

作为中国共产党情报系统的顶尖人物的周恩来总理，曾这样评价他：“戴笠之死，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可见，戴笠绝非泛泛之辈！

走进1940年，国共携手抗日已经走过了近三个年头。然而，在整体合作抗日的背后，蒋介石从来就没有放弃将共产党彻底铲除。

在这种情况下，戴笠手里的特务系统军统，便成为了蒋介石心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门。那时候，在蒋介石的特意庇护下，军统几乎可以随意走进国民党党、政、军大员、将军的办公场所和私人住所！

军统的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其前身是戴笠任处长的中华复兴社特务处及其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

1938年3月29日，在武昌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提议，将第二处扩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并将复兴社特务处也并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正式形成了军统的基础。

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立后，蒋介石任命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兼任局长，戴笠为副局长。

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分8处6室1所，外勤设区、站及特别组,成员都是终身职业特务。

然而，何耀祖却并不能将全部身心投入到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工作中。因此，蒋介石决定，让副局长戴笠负责实际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戴笠就成为了军统的实际控制人，被部下称为：“老板！”

在戴笠的组织安排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特工人员分布到国民党的军队、警察、行政机关和交通运输等部门内，对这些部门或其成员进行全方位的监视控制。

那时候，在蒋介石特许下，军统局的编制并不固定，可随意扩大和变换名称。

这年秋天，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迁到重庆。作为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的地位十分重要。因此，对于重庆的控制，蒋介石非常重视。

为了迎合蒋介石，戴笠迅速扩张了军统的成员，将他们安插在军队、警察及行政机关、交通运输等重要部门。

此时，虽然国共已经合作抗日，但蒋介石并没有放心让共产党发展，而是采取了十分微妙的态度。

因此，戴笠主持的军统便按照蒋介石的旨意，针对中共党员与进步人士，专门从事侦察、绑架、监视与暗杀等特务活动。

当然，作为名义上抗日的国民政府，蒋介石也不可能放任已经投靠了日军的一些著名汉奸继续从事危害祖国的事情。为此，戴笠也策划批准了一些对日情报与刺杀汪伪要员的行动。

然而，在蒋介石的心里，军统特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责，就是监视和逮捕中共党员和亲共的民主人士。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获取国民党特务的重要情报，保护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的安全，中共的情报部门也派出和策反了一些人员，将他们隐蔽在军统内部，将重要消息及时传递出来，以便减少损失。

1940年，春风刚刚吹暖了重庆的大地，戴笠便得到一个令他抓狂的消息：在军统总部发现了一个共产党的“红色电台”。

这个“红色电台”，利用军统的电台和密码，搜集重要情报，将情报传递给中共的情报部门。更有甚者，这个“红色电台”竟然直接向延安发过电报！

面对这样的事情，戴笠一时没有太好的办法，便在军统总部对着部下大发雷霆，不断地吼叫，不断地怒骂，不断地摔着东西……

虽然戴笠是一个非常严肃之人，也经常对部下拳打脚踢，但特务们从来都没有“老板”如此发狂过！

因此，在路过戴笠办公室，或来到他的面前时，特务们都胆战心惊，连大气都不敢喘，显得小心翼翼的，生怕被刮带着。

由于一时无法找出“红色电台”，戴笠命令总部的所有电台都停止工作，等待更换新的密码后再说。

那段时间，军统总部一下子安静下来，没有了电报机的“滴滴”声，也没有了特务们的说笑声，之间特务们轻手轻脚地干着戴笠分配下来的工作，不断地检查、逮捕、审讯，但却没有了往日的程序，显得乱糟糟的，大家希望在蒋介石知道之前有个结果。

然而，蒋介石还是知道了这件事情。他把戴笠叫来，在戴笠的面前走来走去，转身便大骂特务们无能，指责“红色电台”是“共产党插入了我们的心脏”，并怒斥戴笠：“你还有脸活下去吗？”

对于蒋介石的斥责，戴笠非常恼火，但的确是自己工作中的疏忽，是责无旁贷的，因此只能将怒火压在心里。

后来，在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戴笠曾痛苦地说：“我受的耻辱，比打骂更厉害十倍！这是我一生的奇耻大辱，是我同共产党斗争中最惨重的一次失败！”

1897年5月28日，戴笠出生于浙江省衢州府江山县保安乡，原名戴春风，字雨农。作为手中的一把利刃，蒋介石在高兴的时候，便亲切地称呼他为：“雨农。”

1913年，年仅16岁的戴笠第一次来到上海，混迹在鱼龙混杂的上海滩十里洋场，与上海的黑帮大佬杜月笙成为了结拜兄弟。

正是通过杜月笙，戴笠认识了蒋介石。后来，戴笠先后担任了江山县仙霞乡学务委员、保安乡自卫团团总。

1926年，戴笠从毛人凤的口中得知了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便离开家乡，前往了广州，考入了黄埔军校，在第六期参加学习。在黄埔期间，他才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戴笠，并使用了一生。

1927年4月，国民党实行全面清党，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在这次事件中，戴笠揭发了黄埔同学中20余名共产党员。

后来，戴笠跟随黄埔军校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胡靖安（负责蒋介石保卫工作），开始从事情报工作。

8月，在和汪精卫、李宗仁等派系的矛盾和斗争中，蒋介石孤立无援，被迫下台。

在许多人的眼里，蒋介石俨然成为了一个过气之人，但戴笠却不这么认为，始终对蒋介石没有丧失信心。因此，在蒋介石下台期间，戴笠为他做了不少情报工作。

10月，蒋介石出访日本，寻求支持，并在归国后，抛弃了自己的妻子陈洁如，与宋美龄结婚，达成了政治联姻。

1928年，蒋介石重回政坛，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此后，戴笠开始为蒋介石进行情报活动。

1931年12月，蒋介石下野。

下野后，蒋介石回奉化溪口。戴笠则秘密组织了联络组，并将其总部设置在南京的鸡鹅巷53号，继续为蒋介石服务。

这次下野后，蒋介石对特务工作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决定成立特务机关，与政敌对抗。

1932年1月，蒋介石返南京。3月，蒋介石借“复兴民族”之名，在国民党内成立了中华民族复兴社，也称“蓝衣社”。蒋介石自任社长，成员有戴笠、贺衷寒、康泽、邓文仪、胡宗南、郑介民等40人。

复兴社的组织分内、中、外三层。其中，内层为“力行社”，主要骨干有戴笠、贺衷寒、康泽等人，下设特务处，由戴笠主持；中层为“革命同志会”，吸收机关科局长以上官员和一般知识分子参加；外层为“忠义救国会”。

复兴社的主要任务是，以侦察、绑架、审讯、暗杀等手段，迫害进步人士和异己力量，破坏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

当时，在选择特务处负责人的时候，蒋介石经过仔细筛选，将目光定在了下台期间对自己不离不弃的戴笠身上。当时，在谈话的时候，戴笠对蒋介石说：“这可是提着脑袋干的活，我随时准备牺牲。”

听了戴笠的话，蒋介石感到十分疑惑，便问：“为什么？”戴笠回答说：“这个活干好了，敌人会把我干掉；要是干不好这个工作，你会把我干掉。”

听了戴笠的回答，蒋介石陷入了沉思。随后，蒋介石点了点头，认同了戴笠的说法，并表示：“一切由我安排。”

听了蒋介石的话，戴笠说：“从现在起，我一手接派令，一手提头颅，决心效死，义无反顾。”

4月1日．戴笠受命出任军事委员会特务处处长。随后，戴笠在南京创办了特务警察训练班，并兼任了浙江警官学校特派员，专门培训特务。

1933年12月，戴笠在南京开始建立军统的电讯系统总台，并特聘了清华大学教授温毓庆，为军统系统研究密码的破译工作。

在戴笠的支持下，军统电讯系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并将其发展成为军统系统的主要通讯工具，与各地的军统站进行联络。

那时候，戴笠处处为蒋介石效劳，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刺杀了张敬尧、杨杏佛、吉鸿昌、王亚樵等人，还秘密收买了陈济棠的空军，诱捕了韩复榘。这些，都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赏。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期间，戴笠跟随宋美龄来到西安，准备营救蒋介石，却被关押在张学良的地下室。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不听人们的劝阻，执意将张学良送回南京，却在洛阳机场被控制起来，后在蒋介石的授意下，被戴笠软禁起来。

此后，国共之间开始合作抗日，但蒋介石却在国家危亡之际，依然实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不断制造反共摩擦，想尽一切办法限制共产党的活动，并利用特务机构提供的情报，捕杀共产党员，削弱共产党的力量。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宣言》：“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

12月1日，国民政府开始在重庆正式办公。

1938年秋，军统总部迁到重庆，电讯系统也随之来到重庆。1940年，就在戴笠受宠的时候，却在军统总部发现了一个“红色电台”，成为了戴笠“同共产党斗争中最惨重的一次失败”。

对此，戴笠显得万分惊恐，他说：“共产党已经打到我们团体里来了……我们的电台快成共产党电台了！”

然而，让戴笠如此丢脸的“红色电台”却是由几个20多岁的青年人组成的。更让戴笠感到难堪的是，这个“红色电台”的为首者，竟然是一个年仅19岁的小姑娘！

这个姑娘的名字叫做张露萍，是一个有着坚定信仰的共产党员。

1921年5月28日出生于四川省崇庆县一个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原名余薇娜、余家英，化名余慧琳、黎琳等。

在张露萍上小学的时候，她的大姐余家彦被四川军阀、暂编师师长余安民强娶为妾。对此，张露感到非常愤懑。然而，四川军阀的小姨子这个身份，也给她带来了一定的便利。

1937年，在成都读中学时，张露萍便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四川总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后来，在中共川西特委负责人车耀先的安排下，张露萍来到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参加了学习。

1938年10月，张露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延安文联担任了秘书。

延安期间，张露萍经常参加文艺演出，和大家在一起拉歌欢唱，并担任歌唱指挥。那时候，人们最喜欢张露萍指挥演唱流行的抗战歌曲《干一场》。因此，张露萍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干一场”。

1939年，在中央组织部找她谈话后，张露萍告别了生活了近两年的延安和战友，告别了新婚不久的爱人，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踏上了新的征程。

10月，张露萍回到四川。此时，由于革命形势的变化，张露萍接受了新的任务：再次重庆联络和领导军统电台的张蔚林和冯传庆。

张蔚林和冯传庆都是江苏人。其中：

张蔚林的专业是无线电收报技术，虽然不幸误入军统，但却被共产党军队坚持抗战的精神所感动，而对国民党那个军队的不战而退深恶痛绝，是被他的老师军统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调到重庆卫戍区电讯监察科，则负责监听重庆地区无线电讯号，控制无线电器材。

冯传庆则是辨别电台呼号的能手，曾在威海卫电台和天津电台工作过，可以在纷乱的电波中快速找到所需的电台呼号，并排除各种干扰，收听对方的电码。军统看中的，正是他的这个才能，并强行把他调到电讯总台，担任了报务主任，管着几百部电台和上千名报务员。

在工作的过程中，冯传庆对戴笠飞扬跋扈、欺上瞒下、肆意殴打工作人员的蛮横作风非常不满，更是对国难当头国民党关押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做法深恶痛绝，在内心赞同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非常想去延安参加抗日斗争。

因为有着共同的思想，张蔚林和冯传庆成为了好朋友，在一起倾吐内心的想法，表达了想去延安的共同心愿。

为此，张蔚林和冯传庆曾化装为青年学生，前往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表达了去延安参加抗战的愿望。

经过认真考察后，中共中央南方局认为张蔚林和冯传庆忠实可靠，为党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还可以保护中共的秘密电台，便吸收二人秘密入了党，并指示他们在军统电台潜伏下来。

在见到张露萍后，为了工作方便，南方局领导叶剑英决定让她到国民党军统机关电台去做地下工作，和国民党军统特务进行情报斗争。

那时候，张露萍的任务有三，即：一、领导已经打入军统机关内部的张蔚林、冯传庆；二、直接与南方局联系传递情报；三、相机在军统内部继续发展党员。

在进入军统的时候，张露萍的身份是张蔚林的“妹妹”，与张蔚林以“兄妹”的名义和张露萍一起住在牛角沱的两间平房里，并确定了重庆四德里的一个古老小巷里的联络站为联络点。

工作期间，张露萍发展了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锡珍等4人为地下党员，在机房、报务、译码等组（室）组成了一条线。

那时候，张露萍、张蔚林和冯传庆等人多次获得了军统重庆电讯总台的密码、波长、呼号、图表和军统在全国各地秘密电台的分布情况；冯传庆也利用军统电讯总台值班的间隙，多次向延安电台发出密电。

这便是戴笠在军统总部大发雷霆、蒋介石怒斥他“还有脸活下去吗”的原因。

那时候，由于确定军统总部有共产党却又无法确定谁是共产党，戴笠和督察室主任刘培初密商后决定，对全局人员进行一次普审，尤其是电讯、机要处室，不论是头头还是一般人员，发现反常或可疑，一律先拘后审。

1940年4月，张露萍回成都省亲。期间，张蔚林在连续工作的时候将收发报机上一支真空管被烧坏。

本来，这算不上什么大事。然而，负责全面审查的监察科长肖茂如因和张蔚林在平时就闹别捏，便借机报复，说张蔚林有意破坏，还将他送进了禁闭室。

在禁闭期间，张蔚林以为事情被敌人知晓，便从禁闭室逃了出来，跑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去躲避。

经过分析后，组织上认为这件事情不大，顶多受个处分，便让张蔚林回军统，向领导董益三做个检讨。

然而，在张蔚林逃出来后，戴笠立即让人搜查了他的住处，并在住处搜出了一个记有军统局在各地电台配置和密码的记录本、张露萍的笔记及七人小组的名单。

因此，在张蔚林来见董益三时即被逮捕。在报房值班的冯传庆得知此事后，立刻翻墙逃出电台大院，来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报信。

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后，叶剑英安排冯传庆前往延安，并向在成都张露萍发报，要她就地隐蔽，不要回重庆。

然而，戴笠还是抢了先，用张蔚林的名义，把张露萍骗回重庆，抓了起来。而冯传庆也在渡江后被埋伏的特务抓获。

至此，张露萍等七人全部被戴笠抓捕，震惊国民党心脏的“军统电台案”告破。

虽然，戴笠的行为造成了这样的不幸，是人民的损失，但也反映了戴笠的确有着过人之处。这也是周恩来总理给他那个评价的重要原因。

11月，戴笠兼任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财政部缉私署署长。后来，戴笠又兼任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财政部战时货运管理局局长、中美合作所主任。

1946年3月17日，在乘专机由青岛飞往南京时，戴笠因飞机失事，在在南京西郊的岱山身亡。

戴笠死后，蒋介石在表面上悲痛欲绝，不仅为其厚葬，还追授戴笠陆军中将军衔。然而，不久后，蒋介石便开始调查戴笠。

看到关于戴笠的调查报告后，蒋介石不满戴笠私下贪污了巨额财产，气得破口大骂，仿佛戴笠不是曾经为他百般服务之人。

6月，军统局的公开特务武装部与国民党原军委会军令部二厅合并为国防部第二厅，原军统秘密核心部分组成国防部保密局，由毛人凤担任了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