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胡兰畦和陈毅没有走进婚姻的殿堂，但在她的心里，陈毅有着其他人无法替代的位置。

为此，胡兰畦还将自己的私人田产送给了陈毅的父母，作为他们养老之用……

1947年6月，胡兰畦在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一则让他触目惊心的消息。在那张报纸上，国民党的罔顾事实，用大幅标题刊登了“陈毅毙命”、“陈毅阵亡”的消息。

除此之外，为了让这则消息看起来更加真实，国民党在这则报道上使用了大篇幅的内容，详细描述了“陈毅追悼会”的经过。

那时候，由于通讯手段有限，想要证实这样的消息并不容易，就算是作为贵州日报社的社长，胡兰畦都没有办法去证实这则消息的真实性。

胡兰畦虽然知道国民党的报纸经常会出现一些假消息，但她却不能不慎重。毕竟，在她的心中，陈毅的地位实在太高了。因此，看到陈毅“去世”的消息后，胡兰畦的心里十分伤感。

就在这时，胡兰畦接到了陈毅的父母的一封来信，向她询问报纸上陈毅去世消息的真伪。

想到陈毅如果真的去世，那他双亲生活一定会陷入困境，胡兰畦便做了一个决定，变卖了她的许多财物，回到四川，在成都东门外购买了一处果园、田地、房屋，并把这些全部给了陈毅的父母，并承担起了赡养老人的义务，让他们在这里安享晚年。

然而，假的就是假的，永远也成不了真的，就算国民党使尽浑身解数，捏造了一些东西，也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变为现实，他们的谎言被现实戳破。

在后来的国共战争中，陈毅率部与国民党军队多次交手，将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1949年5月，上海解放。随即，陈毅进入上海，开始担任上海市的首任市长。

上海刚刚解放后不久，胡兰畦便来到了上海。得知陈毅担任了上海市市长后，胡兰畦心里非常高兴，当即给陈毅写了一封信。

在这封信中，胡兰畦表示要到面见陈毅。很快，胡兰畦便接到了通知。

然而，当胡兰畦满怀期待来到约定的见面地点时，接待她的人却不是陈毅市长，而是上海市的副市长潘汉年。

交谈中，胡兰畦从潘汉年口中得知此时的陈毅市长已经有家了，而且儿女成群了。面对这样的变化，胡兰畦选择了接受。

胡兰畦虽然接受了陈毅已经组建了幸福美满的家庭，但在她的心里却无法将陈毅忘记……

1901年6月22日，胡兰畦出生在四川省成都北门内酱园公馆街，比陈毅1901年8月26日出生在四川乐至复兴场张安井村的陈毅大两个月。

胡兰畦的祖上为明朝开国功臣胡大海，父亲胡卿云为袍哥舵爷，而她的母亲也颇有文化。因此，在胡兰畦记事的时候起，母亲就教她背诵岳飞的《满江红》、诸葛亮的《出师表》、文天祥的《正气歌》等著名古典文章。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胡兰畦从小与别人家的女孩子不一样，看起来更加才华横溢。

1920年，在成都毓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胡兰畦在父母的安排下，与经商的表哥杨固之结了婚。

婚后不久，胡兰畦便感觉到和丈夫杨固之在志趣方面相差得太远，根本无法在精神上交流。于是，胡兰畦便选择了逃离这样的家庭，独自一个人来到川南巴县女学当了一名教员，自己开始独立谋生。

在川南，胡兰畦还考入了川南师范学校。这所学校的教务长，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领导人恽代英。

1922年5月4日，胡兰畦加入恽代英在泸州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考虑到这样的生活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胡兰畦认为既然没有了感情，就没有必要再维持和杨固之的婚姻了。

1923年，经过亲友的证明，胡兰畦和杨固之选择了离婚。

这年春，陈毅回到重庆，担任了重庆《新蜀报》的主笔。事实上，早在去年1月陈毅回到四川后，便经常给《新蜀报》供稿。

那时候，为了标榜自己的民主精神，《新蜀报》是允许刊登一些不直接损害当地军阀根本利益的现实文章的。而对那些损害了军阀利益的文章，就不能刊登了。

因此，陈毅创作的那些为勤工俭学学生奔走而写的那些写实文章，就可以被刊登在报纸上。由于《新蜀报》对他过去的那些文章持欢迎态度，所以聘他担任主编也就合乎其理了。

陈毅在《新蜀报》上发表的那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抨击时政，激浊扬清、思想激进的诗文，受到了许多青年学生的认可，在他们中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与其他爱好陈毅诗文的青年不同的是，胡兰畦直接来到报社，与陈毅进行了思想方面的交流。在交流的过程中，胡兰畦和陈毅由于思想相合，而成为了好朋友。

后来，在陈毅的影响下，胡兰畦的思想越来越进步。后来，胡兰畦还与辛亥革命后的一位传奇女性杜黄，一道组织发起了四川妇女联合会，并先后参与了筹备川南女界联合会、成都妇女公会等的活动。

1924年，作为四川女界代表，胡兰畦前往上海，参加了全国学联第六届代表大会。

1925年3月，在他人的介绍下，胡兰畦和川军青年军官、川军第三师的政治部副主任陈梦云结了婚。

1926年，胡兰畦和丈夫陈梦云来到广州。期间，胡兰畦结识了周恩来、李富春等中共方面的代表人物，也结识了中国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

北伐期间，胡兰畦离开以何香凝为部长的中央妇女部，前往北伐战争前线。

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12月，国民政府由广州迁都武汉。

1927年1月，设在黄埔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炮兵和工兵大队先后迁来武汉，将政治科扩充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并在武汉和全国各省陆续招生，并筹建了“女兵队”。

对此，胡兰畦十分向往，甚至准备要报考“女兵队”。

得知妻子要报考军校的想法后，陈梦云感到不可思议，更是竭力阻拦。然而，丈夫的阻拦并没有让她止步。

看到妻子胡兰畦报考军校的决心很大，陈梦云虽然十分不愿意，但也只好同意了。后来，胡兰畦脱颖而出，成为了首批231名女兵中的一员，更是与游曦、赵一曼、胡筠被誉为黄埔军校的“四大女杰”。

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前身虽然是广州的黄埔军校。但与广州的黄埔军校不同，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校长不再是蒋介石，而是被改为了委员制，由国民党党员邓演达、谭延闿、顾孟余、徐谦与共产党员恽代英等5人共同组成了该校的校务委员。

那时候，国民党的那些委员忙于党内斗争，不愿过问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校务。在这种情况下，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校务实际上由恽代英政治总教官负总责。

1927年3月，陈毅来到武汉，居住在武昌蛇山脚下的一个小旅馆里。

4月，陈毅约胡兰畦到武汉黄鹤楼的一个饭馆吃饭。席间，陈毅问胡兰畦：“你到军校有几个月了，入党了吗？”

听了陈毅的话，胡兰畦知道陈毅问的是加入共产党的事，便如实回答说：“还没有。我向党组织申请过，但是李淑宁（赵一曼）让我与陈梦云离婚，与他切断经济联系。但我曾对陈梦云说过，只要他永远革命，我就永远不和他分离。现在，我怎么能无缘无故与他离婚呢？”

对于党组织的审查制度，陈毅是知道的。因此，他很理解胡兰畦的选择。此后，胡兰畦和陈毅之间的交往变得越来越频繁了。

5月，陈毅来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担任了政治部的准尉文书，但真实的身份却是中共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党委书记。关于这件事情，聂荣臻在后来回忆说：

“在共产党内，陈毅到任后由恽代英、施存统、陈毅组成校党委，陈毅任书记。但是陈毅的党内身份要隐蔽，他的公开职务是校政治部的准尉文书。”

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职后，陈毅立即到党的歌分支机构了解真实情况，秘密开展工作。期间，为了帮助胡兰畦解决入党的问题，陈毅特意找到女生队党小组负责人赵一曼，希望能够接纳胡兰畦入党，但却没有结果。

7月15日，汪精卫突然宣布“分共”，武汉笼罩在白色恐怖中，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那时候，汪精卫不愿意保留军校，军校的许多人员被改编，编入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团，女生队则被解散。

此后，陈毅把自己隐蔽在炮兵连，继续负责党在教导团的工作，而胡兰畦则回到了丈夫陈梦云的身边。

8月1日，教导团奉命东征讨伐蒋介石。

在部队开拔的前一天，陈毅特意从武昌到汉口，向陈梦云、胡兰畦及范英士等辞行。

那天，陈毅到来后，胡兰畦特意准备了一些酒菜，为他饯行。席间，陈梦云问陈毅：“张发奎会同你们合作干下去吗？”

陈毅回答说：“有可能，要争取，可是不一定。即使张发奎不干，我们也要干下去。”

听了陈毅的话，范英士又问：“你们单独干能成功吗？”陈毅目光坚定地说：“接受了教训，会成功！”

这时，胡兰畦也看着陈毅，问：“什么教训？”

陈毅回答说：“教训就是我们的领导者不敢、也不懂得把中国革命、革命的武装斗争的领导权掌握起来。以后，要么不干，要干，就要有自己的枪杆子！”

胡兰畦笑着说：“当现代的李自成、张献忠？”陈毅说：“以前，清朝政府骂孙中山是土匪；现在，国民党又骂我们是土匪。好，我偏要去当这个‘土匪’！”

8月2日，陈毅跟随着教导团离开武昌，并于次日听说了南昌起义的事情，便前往了九江。关于这件事情，陈毅在后来说：

“8月4日船到九江。江岸已武装戒严。第二方面军的人乘坐数艘小艇向分散在江面上的各船官兵传达张发奎的命令：把武器留在船上，徒手上岸集合……集合完毕，张发奎亲自来宣布：要大家放下武器是事出无奈，叶挺、贺龙不够朋友，带走了他好几个师，差点把第二方面军搞垮。他说他还是要革命的。愿意跟叶、贺走的，他‘礼送’出境。愿意留下的，他带去广州。最后，他下令分别站队，共产党站那边，国民党站这边。没有人站到‘那边’，大家早就听说要隐蔽待机。”

当天晚上，陈毅便召集了共产党的干部分析形式，并和大家在一起商讨了接下来的对策，决定：一是连夜分散出发，到南昌去找起义部队；一是回家乡去搞农民运动；没有暴露共产党党员身份的人，则可以继续留下。

开完会后，陈毅因为已经暴露了身份，便选择了连夜到南昌去，和起义部队会合。然而，在他到达南昌的时候，起义部队已经去了抚州方向。不久后，陈毅在抚州找到周恩来和刘伯承。

那时候，虽然陈毅已经离开了，但胡兰畦却一直关注着陈毅的消息。

后来，胡兰畦担任了代理汉口市特别党部妇女部长和武汉总工会女工运动委员会主任，同时兼任了湘鄂赣妇女运动指导委员。

1929年，胡兰畦被蒋介石亲自点名驱逐出江西省。此后，胡兰畦以江西省救济院孤儿所兼妇女教养所主任的名义，赴欧洲考察社会救济事业。

1930年，胡兰畦抵达德国。在德国，胡兰畦与何香凝、廖承志母子俩住在一起，大家相互照应着。

这一年，在成仿吾的介绍下，胡兰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编入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对此，胡兰畦非常高兴。

宋庆龄来到德国后，胡兰畦在何香凝的引荐下，认识了宋庆龄。后来，得知胡兰畦经济困难，宋庆龄便每周买一些鸡鸭鱼肉做一顿中国饭，让胡兰畦来吃。

在胡兰畦的心里，宋庆龄就是她的一个恩人。

1931年7月，宋庆龄的母亲逝世。在回国前，宋庆龄找到胡兰畦，要她陪着自己回国奔丧。

见面后，宋庆龄对胡兰畦说：“如果你愿意在国内工作，我帮你解决；如果要继续在国外求学，我负责资助你再到德国来。”

随后，在党组织的批准下，胡兰畦陪同宋庆龄一起回到祖国。事后，宋庆龄按照之前的承诺，再次将胡兰畦送到德国学习。

期间，旅德华侨和留学生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旅德华侨反帝同盟”，胡兰畦担任了主席，其成员有王炳南和江隆基等人。

在德国时，由于参加革命活动，胡兰畦多次被德国警察逮捕。后来，胡兰畦被德国驱逐出境，来到了法国。

在胡兰畦到达法国之前，在转组织关系时，德共中国语言组并没有说明胡兰畦是共产党员，只是介绍说她是反帝同盟的盟员，并特别说明：“胡兰畦到法国来了，她的党籍我们是不承认的，她是以女性活动得到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支持的。”

在这种情况下，法共中国语言组的同志便没有办法接纳胡兰畦。在法国期间，胡兰畦创作了回忆录片断《在德国女牢中》，发表在亨利·巴比塞主编的《世界报》上，引起了读者的广泛的注意和普遍赞扬，使她的名声传遍了去欧洲。

1934年8月，胡兰畦应邀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会议。

在高尔基的帮助下，莫斯科市苏维埃政府在普希金广场附近给胡兰畦分了一套住宅。

1935年3月，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派遣下，胡兰畦来到香港，在这里从事抗日统战工作。

1936年7月，在苏联参加了高尔基的葬礼后，胡兰畦回到上海。

1937年，日军进攻上海期间，胡兰畦招募了一批女青年，成立了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并担任了团长，在上海宝山和罗店前线，做战地宣传鼓动和救护工作，并记述和报道了很多基层官兵的英勇事迹。

上海沦陷后，胡兰畦率领上海战地服务团一路宣传，到达南昌，见到了陈毅。

他乡遇到故知陈毅，胡兰畦的心情很好。于是，在见面后，两人相互诉说了分别后这些年各自的生活。

当听到胡兰畦说她和陈梦云已经离婚的事时，陈毅说：“1927年李淑宁让你与陈梦云离婚，看来还是对的。分手以后，他虽然没有出卖朋友，但是也未按照我们分手时所商量的路线去做，个人生活走的是资产阶级的道路。”

随后，胡兰畦和陈毅又彼此诉说了思念之情，并定下了一起到白头的约定。

后来，陈毅写信将他和胡兰畦的事情，告知了父母，得到了父母的认可。

然而，就在两人准备喜结良缘的时候，却没能得到组织的批准，说他们如果结婚，就会暴露胡兰畦的党员身份。在这种情况下，胡兰畦和陈毅只好流泪分别。

后来，陈毅给胡兰畦写了一封信，与胡兰畦定下了一个三年之约。在这封信中，陈毅写道：“为了革命，我们就吃下这杯苦酒吧。假如我们三年内不能结合，就各人自由，互不干涉。”

然而，世事无常。在三年期满后，陈毅有了结婚的条件，但胡兰畦却因为战斗在隐蔽战线上与国民党特务多有来往，而引起了中共情报负责人潘汉年的怀疑，导致两人最终无法结婚。

虽然无法和陈毅结婚，但胡兰畦一直关注着陈毅的安危。

后来，考虑到和胡兰畦的约定之期已过，胡兰畦应该有了她自己的新生活，便和张茜结了婚。对此，胡兰畦却是一无所知。这便发生了胡兰畦从潘汉年口中听到“陈毅已经儿女成群”的事情。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胡兰畦被安排到北京工业学院，从事后勤工作。然而，生活中的胡兰畦却并不顺利：

“三反”、“五反”时，她是“贪污分子”；她不认识胡风，“反胡风集团”时，她又被打成“胡风分子”；“反右”斗争中则被打成右派，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可谓受尽了冤屈。

1978年，胡兰畦获得平反，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

1994年12月13日，胡兰畦在成都逝世，享年93岁。

生前，在提到一生坎坷的革命经历时，胡兰畦在回忆录里写道：“这辈子只知道赶着时代大潮走，在浪尖上奔呀、跑呀。有时被礁石碰得头破血流，也只能独自舔着流血的伤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