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伯伯彭德怀的身边生活了多年，彭梅魁经常听到彭德怀念叨周恩来总理，说周恩来总理如何如何好，如何如何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是他们学习的榜样。

正因为这样，在彭德怀病重拒绝手术的时候，彭梅魁才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将周恩来总理抬了出来，以周恩来总理在彭德怀心中的威信，劝说伯伯要尽快手术……

1973年4月，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突然接到了彭德怀病重，现住在解放军301总医院，让她去看看的通知。

听到伯伯生了病，彭梅魁非常担心，赶紧跟随着有关人员来到医院，见到了躺在病床上的彭德怀。

那天，见到多年想见却见不着的伯伯时，彭梅魁赶紧跑上前去，喊了一声：“伯伯！”

听到是彭梅魁的声音，彭德怀心里非常高兴。但在看到身边的那两个穿着白衣的大夫也在身旁时，彭德怀直说了一句“梅魁，你来了”后，便再也没有说别的话了。

后来，工作人员对彭梅魁说彭德怀得了直肠癌，老是便血，要彭梅魁劝说他尽快进行手术。

得知彭德怀的病情后，彭梅魁也非常着急，便劝说彭德怀还是要接受手术。

然而，彭德怀却不知道自己患上了直肠癌，就说：“我这肠子里长了一个东西，我不想做手术，我要先见毛主席，和毛主席讲清了再做手术，要是一上手术台我死了，那我就不能再说话了，我现在要尽最后一点义务，要把我这事跟毛主席再一次谈清了再做手术。”

听了彭德怀的话，彭梅魁也知道了伯伯内心的想法，但想到身体要紧，还是劝说道：“你现在要见毛主席能见得着吗？你还是要先养好自己的身体，多活几个年头，将来不是还可以说吗。你现在不做手术，那很快就会有危险，你走了你还怎么说，你不就说不了了吗？”

可是，不管彭梅魁怎么劝说，彭德怀就是不愿意做手术，彭梅魁只好含着眼泪离开了彭德怀的病房。

然而，彭德怀的病情是不能耽误的。于是，有关人员在第二天便再次找到彭梅魁，希望她再去劝说彭德怀，希望彭德怀能够尽快做手术。

这一次，为了说服彭德怀接受手术，有关人员在汽车上给彭梅魁出示了一张纸条，对她说让彭德怀手术是周恩来总理批的。

在见到彭德怀的时候，彭梅魁便再次劝说彭德怀要做手术。但彭德怀依然固执地要求在见到毛主席后，再谈其他的事情。

见彭德怀如此坚持，彭梅魁想到专案组的工作人员拿出的那张纸条，便搬出周恩来总理，来增加说话的分量，说：“您还是先做手术吧，等养好病才有机会再见毛主席。你的手术，是周总理批准的。您不做手术，总理晓得也会不高兴的。”

听到是周恩来总理批准让他手术，彭德怀不再坚持，立刻同意了做手术事情。

事实上，彭德怀之所以在听说手术是周恩来总理批准的后便同意了做手术，是因为彭德怀一向佩服敬重周恩来总理，两人在一起经历了太多的风雨，早就肝胆相照了。

1931年12月，周恩来离开上海，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彭德怀第一次见到了大名鼎鼎的周恩来，并在周恩来和朱德等人的领导下，参与了中央红军的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并且取得了胜利。

这次胜利后，彭德怀和周恩来更加亲近了。在后来的战争岁月里，彭德怀和周恩来之间的战友之情越来越深。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在红军过了毛儿盖后，周恩来却因为连日劳累病倒了。

虽然经过治疗，周恩来的病情逐渐好转，但由于连续高烧、五六天没吃东西，身体极度虚弱，在进入草地，行走非常困难。

那时候，周恩来用他那坚强的毅力，支撑着病体，跟随彭德怀指挥的红三军团，艰难地行进。

对于周恩来的情况，彭德怀非常担忧，下定了抬着周恩来走的决心。然而，那时候红军战士们的身体都受到了草地上恶劣环境的考验，加上食物短缺，很难找到有力气抬担架的战士。

于是，彭德怀便找到萧劲光，要他赶紧组织担架队，并语气坚定地说：“实在不行，宁可把装备丢掉一些，也要把周副主席抬出草地！”

得到彭德怀的指示后，萧劲光从迫击炮连抽调了几十个人组成了一支担架队。

这时，干部团团长陈赓来到彭德怀面前，主动要求去给周恩来抬担架。在彭德怀的同意下，陈赓担任了担架队队长，并把队分成几个组，轮流抬着周恩来在草地里艰难地行进。

分别前，彭德怀对陈赓说：“周副主席我可交给你了，若有半点差错，我唯你是问。”陈赓感激地回答说：“军团长，请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为了将周恩来抬出草地，彭德怀还下了一道死命令：“把带不走的迫击炮埋掉，宁可损失100门大炮，也要把周恩来抬出去！”

最终，经过6天6夜的艰难跋涉后，陈赓等人终于将周恩来抬出了草地。对于这种深厚的战友情谊、真诚无私的帮助，周恩来终生难以忘怀。

在走出草地后，在邓颖超的照顾下，周恩来的身体竟然奇迹般地好了起来。

1935年11月，中央红军的长征结束后，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两人共同辅佐毛主席指挥对敌人的军事斗争。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彭德怀担任了副总指挥，协助朱德指挥八路军与日军作战。

在解放战争中，彭德怀率领西北野战兵团打了许多漂亮仗。期间，周恩来非常关心彭德怀，经常提醒彭德怀要注意安全。

建国后，周恩来担任了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彭德怀则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为大西北的建设而奔忙。

1950年10月，就在彭德怀了解民情的时候，接到了中央的通知，说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一架飞机，立即到北京开会。

那时候，彭德怀还以为中央要听他关于大西北建设的计划，在没有来得及和妻子浦安修告别的情况下，便带着一个秘书和一些西北建设计划的材料，前往了北京。

到了北京，周恩来总理已经在外面等着他了。周恩来总理告诉彭德怀中央正在讨论出兵朝鲜的事情。最终，在彭德怀的支持下，毛主席下定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心，将东北边防军改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率兵出征朝鲜。

10月19日，彭德怀在夜色的掩护下，先于志愿军部队进入朝鲜，与金日成接洽相关事宜。

11月21日，了解到志愿军司令部的情况时，周恩来总理亲自起草了一封内容很长的电报。在这封电报里，周恩来写道：

“据从志司归来的同志面报，志司所在地尚无足够的防空洞，该地又为著名金矿，志司即在街上房屋中办公，而志司负责同志即在飞机来时亦常不进防空洞，且志司附近又集中有四部电台，驻扎已近一月。

……

为保证志司指挥机关及其领导同志的安全，中央责成志司党委应成立决议，规定志司驻地应经常变动，电台应分散安置，防空洞必须按标准挖好，并布置地下办公室。凡遇敌机来袭，负责同志必须进入地下室，任何同志不应违背。”

周恩来总理之所以亲自起草这封电报，是因为他太了解彭德怀了，在战争年代，彭德怀便经常到战斗第一线去指挥，在敌人的炸弹中间穿梭，几乎没有人能够劝住。

那时候，周恩来便在对彭德怀勇气折服的前提下，多次劝说过他。这时候，情况与当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的军事装备不是当时的国民党部队和日军能够相比的。

如果彭德怀还像以前一样，他的安全将是很难得到保证的。

不久之后，周恩来的担心就变成了现实。那天，要不是洪学智按照中央的要求，提前挖好了防空洞，并在美机轰炸之前，将他强行拽到了防空洞里，彭德怀将很难躲过一劫。

然而，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彭德怀等人虽然躲过了一劫，但美机投下的汽油弹还是瞬间引燃了他们曾经使用过的木屋。在这次轰炸中，毛岸英和另一位秘书高瑞欣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事后，彭德怀怀着沉痛的心情，将一个字一个字地写成的报告，发给了周恩来总理，请他将毛岸英牺牲的事情，转告给毛主席。

此后，彭德怀的心里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他等待着毛主席的回电，但等了好久，都没有等到回音。

那时因为，在接到彭德怀的电报后，周恩来总理觉得这件事太过突然，而当时毛主席的精神又高度紧张，所以便将这件事情压了下来，准备趁着毛主席心情好一些的时候，再向毛主席报告。

那时候，由于朝鲜战场上的情况非常紧急，彭德怀只好在等待无果的情况下，顶着巨大的精神压力，继续指挥志愿军与敌人作战。

在经过三次战役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伤亡越来越多，兵员的补充非常困难，而后方的供应线也长达数百里，且不停地受到美战机的轰炸，后勤供应严重困难，战士们到了几乎无法继续作战的地步。

对此，彭德怀非常忧心，在百忙之中离开了朝鲜，回到北京，寻求国内的支援。

1951年2月24日，彭德怀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来到中南海居仁堂总参谋部会议厅，与相关人员开会，一起讨论各大军区部队轮番入朝参战，如何保障志愿军物资供应的相关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由于心中担忧朝鲜牵线的战士们，脸色显得十分凝重。

随后，在周恩来的提议下，彭德怀向大家介绍了志愿军在朝鲜前线作战中物资、生活、兵员等各方面面临的严重困难，并提出了希望国内在各方面都要想办法全力支援前线的希望。

然而，在彭德怀的话说完后，大家便开始七嘴八舌地相互议论起来。从他们的话里，彭德怀听出了一个月只在摆困难，躲前缩后，没有人主动拿出支援朝鲜前线的态度。

虽然国内各单位有困难，这也是事实，因为此时建国一周年的国庆节才刚过去三个多月，各行各业都百废待兴，没有谁攒下了家底。而且在过去的日子里，大家也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下，拿出了不少物资，也出了一些人进行了支援。

然而，想到前线的将士们都趴在雪窝与敌人殊死搏斗，以及不久前苏联军事顾问拒绝了向志愿军提供必需的空军、高炮部队援助，以掩护志愿军的交通线，彭德怀的火气一下子就爆发了，只见他拍案而起，大吼道：

“这也困难，那也困难，我看就是你们爱国，难道志愿军战士们都是猪？他们不知道爱国？你们去前线看一看，战士们吃的什么，穿的什么！现在第一线部队的艰苦程度甚至超过长征时期，伤亡了那么多战士，他们为谁牺牲？为谁流血？现在既没有飞机，高射火炮又很少，后方供应运输条件根本没保障，武器、弹药、吃的、穿的，经常在途中被敌机炸毁，战士们除了死在战场上的，还有饿死的、冻死的，他们都是年轻的娃娃呀！难道国内就不能克服困难吗？”

本来彭德怀的嗓门就大，加之火气旺盛，此言一处，会场上顿时鸦雀无声，会议再也无法进行下去了，场面一度非常尴尬。

事实上，这也就是彭德怀在军队和地方有着极高的威信，要换做其他人还真就无法用这样的语气，向在座的各单位代表请求支援。后来，作为彭德怀的老战友兼好朋友，陈赓也使用过这样的办法，但语气比彭德怀要温和的多。

在这情况下，周恩来总理及时宣布了休会。

后来，周恩来总理又连续召开中央军委会议，确定了解放军轮番入朝作战的计划，并决定将刚改装的空军和高射炮部队调到朝鲜北部掩护后方交通线，再向苏联购买几十个师的武器装备。

此外，周恩来总理还召开国务院工作会议，想办法调用国内各种物资大力支援前线，并要求在几个大城市制作炒面和罐头食品，支援在朝鲜的志愿军。

为了购买苏联的先进军事装备，周恩来总理还号召国内各行各业增产节约和捐款，用来购买飞机大炮。

在周恩来的全力支持下，志愿军的物资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

1953年，在彭德怀的指挥下，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时，彭德怀才因身体原因，不得不提前回国治病。

身体状况好转后，毛主席决定让彭德怀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替周恩来总理分担一点。

此后，彭德怀便和妻子浦安修以及侄儿侄女们居住在中南海永福堂里，共享天伦之乐。

那段时间，彭德怀工作虽然繁忙，但看着全家人在一起，心里还是非常享受的。尤其是看到孩子们能够健康成长，彭德怀别提有多高兴了。

1959年后，彭德怀的处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1965年，在离开北京去西南高大三线建设前，彭德怀非常想见周恩来总理一面。

由于周恩来总理工作繁忙，彭德怀一连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没找到周恩来总理。然而，就在彭德怀准备放弃的时候，意外地接到了周恩来总理的电话，要他来西花厅见面。

那天，周恩来很早便等在外面迎接彭德怀的到来。汽车停稳后，彭德怀还未下车，周恩来总理便走上前去，亲自为彭德怀打开了车门。对此，彭德怀非常感动。

随后，周恩来总理紧握着彭德怀的手，说：“欢迎，欢迎，你这位彭大将军终于‘出山’了！”说着，周恩来总理拉着彭德怀，来到客厅坐下叙话。

在邓颖超将茶端上来后，周恩来总理幽默地说：“老彭呀，我们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彭德怀也听出了周恩来总理的话外之意，回应着说：“我就喜欢这样哩。”

紧接着，周恩来仔细地看了看老战友，说：“老彭，你现在身体怎么样？三线建设是个牵涉到全局性的大战役，你去的可是‘前线’哟，就像当年抗美援朝一样，那是十分辛苦的，可得有个好身体才行。这样吧，回头我让杨尚昆同志安排一下，在你出发离京之前，到医院做一次全面的体检。”

听了周恩来总理的话，彭德怀激动地说：“总理，你们忙了六年，我却整整休息了六年，这心真不是个滋味呀！”

周恩来则乐观地说：“老彭，现在我们又一起工作了，我感到很高兴，主席更高兴。因为三线建设特别是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是目前国际形势下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不好，主席睡不着觉呀！前面还有许多工作在等待着你去做，相信我们的彭大将军一定能在这个与帝国主义争时间、抢速度的战斗中，为人民再立新功！”

彭德怀说:“主席说得对，不能分手分到底，要顾全大局，要讲团结。我想通了，个人的事情先搁在一边，相信历史会给一个公正的评价，我现在就想能尽快地工作。”

聊了一个多小时后，彭德怀觉得已经耽误周恩来总理不少时间了，便起来告辞，说：“总理，我该走了。”周恩来说：“好，后会有期！”

然而，两人怎么也想不到，这次分别便是永别。后来，周恩来接到的有关彭德怀的消息，大都让他感到非常担忧。

1973年4月，彭德怀病重，中央专案组的工作人员拿出一张纸条，说是周恩来总理批准的，但彭梅魁却没有看到上面的内容。

然而，彭梅魁最终还是用周恩来总理的名义，成功劝说彭德怀做了手术。对此，彭梅魁在后来说：“手术做完后，恢复得挺快，他也挺高兴。后来他说我现在自己要学会护理自己，学会了以后就能自理了。这种情况大概好了一年左右吧。”

1974年9月，彭德怀出现了昏迷，11月29日彭德怀病逝，享年76岁。彭德怀去世后，周恩来总理向尽办法，保护了彭德怀的骨灰。

1978年，工作人员将彭德怀的骨灰完好地带回北京，并在人民大会堂，为他隆重举行了一个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