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清样》—撰文 | 文一刀

十天前，马云在一片带着魔幻色彩的喧嚣中卸任了阿里董事局主席，宣告全情投入教育与公益。过去几年，他早已聚焦这两大领域的一个结合部——乡村教育。教育的核心是人，接下来其着力点自然将放在乡村教师身上。

现在我们说的乡村教师，在建国后长达半世纪的历史时期里，曾被称为民办教师或乡村民办教师。与现在“民办老师”这个称谓涵盖民办学校以招聘制、合同制延揽的师资概念上有所不同，那时的民办教师，其概念是指在特定时期为补充师资不足而存在的全部集中于农村学校的教学人员。

资金匮乏时期，为实现农村办学，国家鼓励“民办公助”，在“人民兴办，政府补助”的政策下，民办教师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成为穷国办大教育的顶梁柱。

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到21世纪初，正是民办教师群体撑起了中国农村教育。据统计，1977年，民办教师人数达到471.2万人，占全国中小学教师总数的56%。改开之后，民办教师开始按照政策和程序开始转公办，到1993年人数下降到215.5万，1999年剩余50多万。

2004年之后，按照原来定义的“民办教师”成为历史，然而存在于乡村从事教育工作的群体并未消失，他们不再是法律意义上的“民办教师”，却被换了一个称呼：乡村教师。

如今，以乡村教师为核心的乡村教育，正成为中国教育提升战略的重要“战场”。

最近，新华社陆续推出的“我和老师有个约定”系列，让人们再次感受到有关尊师与重教的受重视程度，也强烈意识到教育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工程。但谁都知道，在教育越来越成为国之大略的当下，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上学难等问题依然长期存在。从全社会范围来看，教育资源不均主要表现在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均，农村教育以及对应的乡村教师问题，已发展到不容忽视、刻不容缓的程度。乡村教育正是当下中国教育最大的薄弱点，同时也是最大突破点。

由此，你不得不佩服马云的敏锐，无论你认为这种敏锐是来自投机触角的长度还是拳拳初心的厚度。

早在2014年12月“马云公益基金会”成立后，马云开始布局教育，湖畔大学、云谷学校相继诞生之后，又全力着手“乡村教育”大棋局。 很快便有了“乡村教师计划”、“乡村校长计划”，来以资金资助吸引优秀教师与校长； 又有了“马云乡村教育研究院”和“马云乡村教育人才培养基地”，来培养更多教育人才； 还有“基金会、企业、教育系统”的三方合作模式，来探索乡村寄宿制学校的建设和管理。

刚刚过去的这个教师节，不再是马董的马云全力开启“乡村教师代言人”的人生。

同样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教师节，在西安，一位曾在那个特定时期担任过18年乡村民办教师，转公之后继续从教近20年的老人，只能又默默度过一个倍感失落的教师节。

当年她从外省调至西安工作并很快经考试转正后，18年乡村民办教师的教龄却被抹去，后国家虽有政策解释要求给予恢复，但在这位老教师身上却始终未能实现。

算起来，这位老教师是第二代乡村教师，她的这段失落故事，从个体身上折射出的，恰是当下在所谓尊师上的缺陷侧面。

老人1944年出生，学历中专，在当时那个年代，乡村里中专学历并不多见。于是从1961年10月起，她就开始在原籍担任小学民办教师，一干就是十多年。

那时期的民办教师大致有三类：由上级颁发任用证的；上级主管部门没有发给他们任用证，但却有登记记载；由各乡镇、村自己任用的民师，既没有任用证也没有登记的。老人于1978年参加当地教育局民办教师考试，各方面条件合格后领取《民办教师任用证书》。

乡 村民办教师的工作十分辛苦，任教的大部分是复式教学班，两个以上的年级安排在一个教室上课， “ 讲 ” 与 “ 练 ” 交替进行，一天五节课没有一节能抽得开身，中午还要当炊事员帮助学生蒸中饭。

相比辛苦，其收入实在是微薄，老师的工资由村集体支付，有些村不发工资就多分二亩地，生产队时记劳动力工分。

1994年有部曾被评为感动中国的十部佳片之一的电影，李保田和王学圻主演，叫《凤凰琴》。影片一改高大全式的歌颂，也没有任何类似“一切为国、一切为学生”式的口号，只是以逼真的事件和场景记录了这段时期下，几名乡村民办教师的生存状态。

在他们琐碎的生活中，主要忙碌的就几件事：求村里兑现拖欠已久的菲薄薪水，现在叫讨薪；争取“民转公”的指标；动员村民送孩子上学（因入学率与薪水是挂钩）；设法通过乡里的评估达标；筹钱修缮破漏不堪的校舍等等，为此甚至勾心斗角、弄虚作假、请客送礼。

影片中，以每天俭朴且不失庄重的升国旗仪式，和虽简陋却读书声从未曾消失的教室，来象征乡村民办教师们，无论出于何种出发点都忠诚于国家教育事业，兢兢业业于农村教育的现实。于是，那看似没有崇高之美的乡村民办教师典型生活，深深打动了亿万观众。

这部电影的成功在于真实，它以坦诚的姿态记录了乡村民办教师的生活史。 从中可以看到，对于这个群体来说，其最大的希望就是转正，每个人心中或多或少都有着有朝一日能成为公办教师的希望。 为了“转正”，他们周六、周日不休息，跋涉很远的山路到乡镇所在地的学校参加函授学习，把一本本很厚的《中师教材》“消化”，像个学生一样坐在座位上听课、做作业，然后是到县城参加严得如高考一般的考试，以便在拿到毕业证后为“转正”增加筹码。

西安这位老教师当时也是这样一群奋斗转正教师大军中的典型一员。1979年，为了照顾爱人，经西安阎良教育专干、教委领导协商同意后，她来到阎良任教。到西安后头几年，老人还是民办教师，日常教学之余，其主要精力就投入在转正考试的努力上。

转正并不容易，有着层层关卡：年龄、教龄、学历、职称、业绩、计生，还要考试、政审等，只有完全合格且较为优秀者才能通过。

1982年11月，阎良教委进行民办教师整顿，老人参加了文化课考试考核，领导座谈等程序，因条件优秀、整顿合格而继续在当地学校任教。1983年11月又参加了西安市《15年以上教龄民办教师和代理教师的转正考试》，以第六名的成绩被录取。阎良乡教育组随后便派人员到其原籍进行函调确认之前的工龄，经原籍各级部门盖章确认了情况属实后被转为全民公办教师。

当时像老人这样民办教师在转正后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有关教龄计算一直没有统一的规定，后因各地做法不一并且纷纷向教育部请示，教育部。 该文件说的很清楚，“民办教师转正后，继续从事教育工作的，其民办教师的工作时间与成为国家正式职工后的工作时间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作为教师，也就作为连续教龄”。 按此规定，之前的遗留问题都按照教育部答复的口径，处理民办教师转正后的教龄问题。

但老人却没能感受到这个政策的效果，据老人回忆，当地教委负责工资改革人员说她的情况是属于“甲地到乙地”，就把自己的教龄从1961年10月参加工作改为1979年3月算起，减掉了18年。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迎来了更大规模民办教师转正时期，较以前民办教师转正政策更加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和规模化。1992年8月6日，国家教委、计委、人事部、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改善和加强民办教师工作者若干问题的意见”，提出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关、招、转、辞、退”五字方针，全国各市、县两级政府执行“关、辞、退”办法。国务院办公厅于1997年9月7日发布《关于解决民办老师问题的通知》(1997 32号)文件，提出了“争取到本世纪(二十世纪)末基本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目标。

在这种政策背景下，许多像老人一样遇到过教龄计算遗留问题的人都陆续得以解决，完整了各自的人生档案，可西安阎良的这位老教师不知何故还是被落下了。

更有甚者，为彻底避免“麻烦”，她从事民办教师18年的这部分个人档案还被有意无意地“遗落”进了垃圾篓里，幸亏有好心人捡起交给老人，才得以在其个人手里保存至今。

最终，老人抱憾退休；如今，她已年过75。2017年9月，她被教育部颁发“乡村学校从教三十年”荣誉证书，可在其个人档案中，实际工龄还是只算19年，之前为乡村教育而付出的18年成为“无人认领”的“时间孤儿”。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而尊师首先要有的精神就是尊重历史。现在，包括马云在内的各方都在热情高涨于乡村教育的振兴和乡村教师的扶持。此时，对那些第一代、第二代乡村教师，最不应当的态度就是忽视，因为只有正视他们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付出履历，才能对当下人与事予以示范和信心。

在这个意义上，西安这位老教师被遗落的18年人生，更显五味杂陈。她说，眼看老之将至，自己唯一心愿就是能让这段“被遗失”的历史回归个人档案，可到西安市教育部门的几番诉请都无人理会，这更成为退休生活中时时袭来的钝痛。

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教师节，当全国掀起尊师重教的声浪、热潮，目光锐利的马云将振兴教育的视线移向乡村教师的时候，有谁可曾记得，在乡村教师被称为民办教师的那段时期，至今还遗落有如西安阎良区这位老教师样的“历史黑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