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阅读本篇文章的绝大部分人，都曾在语文课本上阅读过一篇课文《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

在这篇简短的文章中，作者罗森塔尔通过对参观者的描述，从另一个视角还原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最初的惨状：

“还有一些参观者注视着毒气室和焚尸炉开头，他们表情茫然，因为他们不晓得这是干什么使的。然而，一看到玻璃窗内成堆的头发和婴儿的鞋子，一看到用以关押被判处绞刑的死囚的牢房时，他们就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浑身发抖。”

自1945年苏军解放这座集中营以来，奥斯维辛的惨状便在幸存者的嘴中不断的被人所知，这也成为法西斯德国不可抹去的侵略罪证。

但我们也不由得思考，喜欢音乐和哲学的德国，那个在整个19世纪为世界贡献了马克思、黑格尔、贝多芬、尼采、康德这些哲学家与音乐家的德国，为何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犯下了如此罄竹难书的罪行。

“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

1939年，随着二战的正式爆发，希特勒彻底撕开了虚伪的道德面具，开始将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提上日程，并将这种行为视为日耳曼人种净化的正义行动。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在党卫队头子希姆莱的安排下，德国在各地建设了众多专门用于“处理”犹太人、政治犯罪者、共产主义者的集中营。

奥斯维辛集中营便是其中之一。

1940年4月27日，希姆莱下令在波兰修建集中营，最早的一个集中营就是奥斯维辛集中营。随后德国又相继修建了比克瑙集中营和莫诺维茨集中营，还有其他45个大大小小卫星营。

这些集中营相互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大屠杀流水线。

在1942年1月20日召开的万湖会议中，以党卫队副领袖海德里希为首的纳粹高级官在经过讨论之后，通过了所谓的"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办法"，落实了进一步的、有系统的针对犹太人大的种族屠杀。

在有计划的大屠杀这一点上，纳粹法西斯基本做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从1942年初至1944年末，德国便通过火车将大量的犹太人从德国占领的欧洲各地运送到营地的毒气室，然后用杀虫剂齐克隆B有计划的对犹太人进行屠杀。

据不完全统计，至少110万囚犯在奥斯维辛死去，其中90%为犹太人，其他被送到奥斯维辛的囚犯包括150000名波兰人，23000 名罗姆人和辛提人，15000 名苏联战俘，400名耶和华信徒，同性恋者以及上万名各国人员。

1944年11月，随着苏军逼近波兰，德国开始销毁大屠杀的证据，希姆莱下令停止使用毒气毒死囚犯，并拆除了焚尸的二号炉、三号炉和四号炉，而一号炉则改造成防空洞，并组建了专门的特别小组负责销毁证据，包括烧掉资料、烧毁部分特别建筑、掩埋万人坑等等。

1945年1月,希姆莱下令集中营人员撤离所有的营地，并指示营地指挥官“要确保没有一个活的集中营囚犯落到敌人手中。”

1月27日，当苏军第322师到达奥斯维辛的时候，营地里的人员大多已经往西迁徙，只留下了7500多名无力向西行军的老弱病残，但苏军士兵还是缴获了众多让他们头皮发麻的“战利品”，包括370000套男士服装、837000套女士衣服还有7.7吨的人类头发，以及堆积成山的骨灰和毒气室内随处可见的幸存者挣扎遗迹。

苏军士兵的心理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你很难直视幸存者，我记得他们每个人的脸孔，尤其是他们的眼睛，反映了他们经历了何等的苦难。”

看到这里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感到无比愤怒，但令人奇怪的是，在当时负责看守奥斯维辛集中营人员中，却有很多人坚信自己是无比正确的。

他们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照常高效的执行屠杀流程。

在《纳粹医生》一书中，利夫顿描述：“爱国者热切的参与处决过程，甚至为了杀人而自愿‘加班’；有些则多少可说是在按照条理工作，只做觉得自己该做的事；剩下的人则是不情不愿。”

而担任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的鲁道夫·霍斯，更是直到生命最后一刻都认为灭绝犹太人的理由是“正当的”。

“对我，或对任何党卫军来说，都很不容易，看着堆成山的尸体，总是闻着烧焦的味道，并不让人愉快。不过希姆莱下了命令，并说明这样做的必要性。我本人从未想过这是错误的。”

一个两个人或许是天生的杀人犯，但是参与“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的却是数十万来自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员，包括受过严格训练和优秀教育的士兵、医生、护士还有政工人员。

是什么导致了惨剧的发生？让受过高等教育的医生护士可以大方的参与这种大规模屠杀？

“心灵拥有其自我栖息之地，在其中可能创造出地狱中的天堂，也有可能创造出天堂中的地狱”

为了研究这个问题，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在其著作《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一书中详尽描述了1971年他所做的一项模拟心理实验，并以此论证环境对人心理的影响，这项实验后来被人们称为斯坦福监狱实验。

这次实验的过程在网上已有仔细的描写，在这里只做简单的介绍。

实验的目的在于研究环境对人心理、行为的研究。

自愿参加研究的大学生分成两伙人，一伙人扮演监狱狱警，另外一些人则扮演囚犯，在24小时内开始模拟监狱里的日常生活。

担任“囚犯”的学生身份以数字代替，每个人都穿上犯人的衣服，学着真正的囚犯戴上脚镣和手铐。而对应的，担任“看守”角色的学生则是穿着整齐的警服，戴上黑色的墨镜，让他们看上去像是真正的警察，他们按照监狱的正式程序对犯人进行裸体的搜身，也拥有一切真实狱警所拥有的权力。

在一开始，津巴多认为这个实验极其无聊，他自己也在1996年多伦多举行的讨论会上谈起过，在实验进行之前，觉得有可能只是无聊的两个星期。连当时参与这个实验的学生都觉得这个实验很容易完成，就是有点无聊。

但实验结果却超出了所有人的预计

实验刚开始的时候，双方还能友好交流，面对“囚犯”们部分违规行为，扮演“看守”的学生一开始就只是让扮演“囚犯”的学生做几个俯卧撑、仰卧起坐，以示惩戒。

但是没过多久，看守们的做法就迅速转变，变得异常严厉。

在一开始的和平交流之后，扮演“看守”的学生们似乎融入了自己的角色。他们开始把自己当做真正的监狱看守，并采取了越来越激进的措施来对付敢于挑战他们权威的囚犯，甚至出现了暴力行为，各种针对囚犯的羞辱、虐待行为也开始大量出现，让人毫不怀疑如果真的给予他们处决囚犯的权力，他们会真的去处决囚犯。

就连实验的主要发起者津巴多教授自己也融入了“监狱长” 的角色，在实验结束后，通过回看实验录像，他发现自己在监狱中走动时下意识地背着双手，而这正是将自己当做监狱最高管理者的典型体态语言。

之后通过对这场实验的总结，津巴多提出了著名的“路西法效应”，即：人受到情境或当时氛围的影响而在性格、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方面表现出来的人性中不可思议的一面，通常是坏的一面。当情景力量强加于人时，好人会突然变成像狱卒一样的加害者，并且用病态的方法对待囚徒。

也就是说，只要条件允许，人人都可以胜任奥斯维辛的看守，并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

良善下的狂欢，人性比你想象的还要脆弱

人们平常由于认识的操控，会表现出符合社会要求和个人接受范围之内的行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公正、正直、理性、善良这些东西。

但是当人们的认识受到阻碍、搁置或者处于扭曲环境中时，就有可能变成恶人，而道德感、罪恶感和良知则会暂时停摆，从而使人做出违背社会要求的罪恶行为。

而产生这种变化的过程就是去个人化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会产生一种独特的心里状态，而且受当下情景的指挥，小心谨慎的自我克制会让位于愚蠢的情绪化反应。

在群体行动中去个人化过程会更加明显。

中国自古就有：“法不责众”的思想。

当你自己一个人欺负一个比你弱小的人时，你不一定会下手，反而有可能会于良知去帮助他。但是如果你身处在一个其他这个人的集体之中时，你自身的理性大多数情况下就会让位于你自己的情绪，你会暂时放弃传统对个人行为的道德约束，从而产生不顾后果的行为。

能否出于这一点来解释奥斯维辛集中营为何最终成为人间炼狱呢？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暴行都是群体活动，从满清入关对南方汉人的大屠杀一直到“红色高棉”，当人类身处在一个集体中时，人性中的恶会被最大限度的释放，从而做出一系列疯狂的反人道行为。

1994年，时任卢旺达总统的哈比亚利马纳乘坐的飞机出了事故，哈比亚利马纳总统身亡。

当时卢旺达的统治层却被图西族占领，胡图族对此很不满意，于是胡图族一些人抓住了这个时机，想要将政权抓到自己手中，于是他们就组织了一些人去暗杀图西族的掌权人。

但随后，这种暗杀演变为群体的暴力行为。

胡图族的一些人杀红了眼，只要看到图西族的人就杀，不管那些人和自己是什么关系，哪怕是好友、同学都不放过。很多平民没有武器，就拿自己家干农活的刀子、棍子上街，疯狂的杀害图西族的人，短短一百天，大屠杀的死亡人数就接近100万。

最恐怖的事情发生在布塔雷村。

波利娜是一个图西人，曾经是一个社会工作者，开授过女性授权的课程，在布塔雷村出生，也在这里长大。

当这个村庄的平民向她求助的时候，她承诺红十字会人员将在村里的体育场提供食物和避难所，但是当村里人赶到体育场的时候遇见的却是已经杀红了眼的胡图族暴民，几乎所有谋求庇护的村民都惨遭毒手。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波利娜不仅没有道德上的负罪感，甚至还下命令，让暴民从她的车上拿汽油，浇上70位妇人与女孩，监视她们活生生被大火烧死。

这种场景似乎又印证了之前的结论。

只要条件允许，人人都可以胜任奥斯维辛的看守，并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

结语，永远不要挑战人性

奥斯维辛已经被解放了，但跟奥斯维辛一样的惨案却在二战后接二连三的发生，这不由的让人思考，什么时候这样的惨剧才能彻底终结？

跟奥斯维辛里的犹太人一样，我们都可能会陷入一场大屠杀之中，而区别就是我们是受害者还是施暴者。显然，无论是哪种角色人们都有办法很快适应。

愿世间再无奥斯维辛如此一般的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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