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是中国工农红军成立以来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就在这年5月，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因病不能视事，军长朱德顺理成章地代理前委书记一职。

此前红四军离开江西进入福建，发展很迅速，规模不断扩大，工作也越来越多越杂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前委既要管军队工作，又要管地方工作，有些兼顾不过来。

经过研究之后，他们决定重新组织红四军的最高党部，也就是军委。这意味着，已经停止活动四个多月的红四军前委将要恢复办公。

在中共党史的相关文献中，这个军委被称为“临时军委”。新任临时军委书记是从上海派来的中央军事部派遣干部，名字叫做刘安恭。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中共党史经常提及刘安恭这个人物，但又着墨不多，这样一来，他身上就有几分神秘色彩。

事实上，关于刘安恭的真实面目，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渐渐清晰。

刘安恭比毛泽东、朱德年龄都小一些，1899年出生于四川永川县（今属重庆市），19岁考取官费前往德国留学数年，25岁回国，加入了川军第二十军。在担任二十军高级参议时，刘安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又参加了南昌起义。

大革命失败后，他被送到苏联去学习了一年多，回国后不久，就被中共中央派到红四军去担任临时军委书记。

有关红四军的史料不在少数，但几乎都没提到刘安恭是如何到红四军的。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刘安恭到来之前，红四军前委曾多次要求中央派遣得力干部来支帮助开展工作。毫无疑问，刘安恭就是被中央作为得力干部派来红四军的。

据红四军高级将领、建国后曾担任福建省人民法院院长的傅柏翠回忆，他在红四军当干部时，看到有关红四军领导人签署的文件、信件中，刘安恭的名字经常就签署在朱德、毛泽东的后面。由此可以断定，他是当时红四军的第三号人物。

事实上，刘安恭自1929年5月来到红四军之后，的确身居要职，曾先后担任临时军委书记、政治部主任、第二纵队司令员等职务。

或许出于历史原因，刘安恭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很难用三言两语就说得清道得明。但他们都对刘安恭有两个共同的印象：一是打仗经常身先士卒，作为很勇猛；二是他受过高等教育、文化水平高。

朱德曾回忆，在1929年8月1日，也就是南昌起义两周年纪念活动中，刘安恭曾向红军将士谈到，他预见到世界上将爆发一场大型战争，并阐述了他认为应当如何阻止这场大战。令人惊讶的是，他所说的就是两年后爆发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刘安恭与朱德有不少共同点：都是四川人，都曾在德国和苏联学习，又参加过川军，又都是红四军在军事方面的主要负责人，自然接触频繁一些、交往深入一些。

但与朱德相比，刘安恭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他“洋气”重一些、“土气”少一些，不太熟悉具有中国革命特点的军队建设，而是在军事方面照搬了许多苏联式的教条，包括思考问题的方法。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刘安恭主张红军分派、“完全选举制度”以及轮流坐庄等军队治理方法。这一点，无疑使他的整个政治生涯蒙上了阴影。

一开始，红四军上下对于刘安恭的到来是抱有很高期望的。当时，毛泽东提出“党内出现了一些毛病，需要改进”，朱德也提出“红四军过去一直打游击，需要对内部组织、训练加以整顿”。

可以说，刘安恭就是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来到红四军的，而当时红军对于“中央派员”都有些期望太高，因此刘安恭一到红四军，就成为高级领导人和“钦差大臣”。

但也正是这种“钦差大臣”的身份，让刘安恭在对红四军的情况缺乏深入了解的情况下，就做出一些脱离实际的“指示”，尤其是武断地将红四军干部分为“拥护中央派”和“反对中央派”，将组织内部的问题过分扩大化了。

这样一来，红四军的内部团结出现了问题，大部分党员对刘安恭违背党的组织原则的种种做法表示不理解和不满。

在6月初的白砂会议上，红四军前委成员以36票赞成、5票反对的压倒多数，通过了撤销临时军委的决定。

刘安恭的军委书记职务被自然解除，调任红四军第二纵队长，其政治部主任一职则改由前委委员李任予担任。

一个月后，蒋介石组织江西、福建、广东三省的国民党军对红四军和闽西根据地进行“会剿”，刘安恭率领第二纵队与敌人作战，打了好几个漂亮仗，充分展现了其军事指挥才能。

但在10月24日的广东大埔石下坝战斗中，刘安恭英勇牺牲，时年30岁。

平心而论，刘安恭是当时红军中为数不多的有勇有谋又有很高文化水平的高级干部，如果没有英年早逝，并把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与其军事才能结合起来，或许能在红军乃至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极有可能成为新中国的开国元勋。

参考资料：《红一方面军纪实》（人民出版社）、《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人物志》（解放军出版社）、《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