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下半年，解放军的节节胜利惊动了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的每位成员，日本媒体每天都在报道中国的战况。虽未公开言说，但代表团的成员都明白：国民党政权已江河日下，新生的人民政权即将取得全国性的胜利。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这个由国民政府派赴日本处理二战后中国驻日军事与外交事务的代表团，此刻，内部人员已是人心浮动了。担任该团第二组（政治组）组长的吴文藻和夫人冰心亦经历了此生中最深刻的思想变革。
吴文藻和夫人冰心夫妇
一
1946年初，吴文藻的清华同学朱世明受任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他邀请吴文藻担任该团的政治组长，兼任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没承想，1948年朱世明因牵涉“李香兰绯闻案”而离任赴美，想重返代表团亦不成。新任团长商震本来就与代表团成员格格不入，并且他将习惯性的占有欲也带到了代表团，这更是引起代表团内部人员的强烈不满。
代表团第二组在组长吴文藻的领导下，平时就有很浓厚的学习风气，到了1948年底，面对国内政局，平时的学习变成自发的座谈。吴文藻牵头，成员有谢南光、瞿络琛、王信忠、朱炳南、陈耀庭，随后经济组的组长吴半农参加进来，并介绍了同组的邵逸周，冰心有时也会出现在学习会上。学习会的内容主要是“鉴于国内局势，蒋介石与国民党政权已到岌岌可危的程度，交换对于国内外形势的看法以及代表团的出路问题”。学习会每两周或一周在吴文藻家、瞿络琛家或谢南光家举行一次。学习座谈会处于秘密状态，谢南光是实际的主持人。
开始吴文藻只是觉得，他的副手谢南光是个热心人，办事麻利、乐于助人，有这么一个副手，许多的杂事都由他处理，并且只要是交给他去办的事情，一定放心。冰心、吴文藻均感觉谢南光是一个神秘人物。什么事情没有做过？在台湾当过记者，在重庆收集日本情报，回台湾组织革命同盟，还在国民党中央统计调查局做过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又在福建运输、林业、教育与调查多个机构任职，1939年的国民党员，最后是从台湾调查委员会的任上，授命来到日本，成了二组副组长。
国内的消息，吴文藻、冰心有的是从媒体、广播中获得，有的是从官方渠道所知，有的是友人来信告知，有的则是谢南光悄悄地告知，并且多是共产党那边的消息。这对他们而言，是很吃惊的。有时他还会介绍毛泽东的书籍给吴文藻，比如《新民主主义论》等。无论是从对社会学的角度还是从了解共产党的角度，吴文藻并不拒绝这种阅读，有时甚至还会主动从不同渠道获取共产党的信息。有组织的且又为秘密的学习座谈会，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展起来的。
在一次学习座谈会上，谢南光提议请社会学专家吴文藻教授谈谈有关国共两党的比较研究。吴文藻没有推辞，说：对于国民党已无需多言，同仁大都是党员。那么，对于共产党，自己没有多少研究，但从抗战胜利后的国共谈判来看，他们的基本主张是建立联合政府。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批驳了国民党关于“大敌当前，民主民生的问题不应该提起，等日本人走了再提好了”的说法，主张“发展个性”和“个性解放”。吴文藻断言，如果共产党是个讲信誉的党，那么，未来的中国可能大有希望。
谢南光也谈共产党，他从这个党的宗旨来阐述，比如为人民大众，消灭剥削，追求社会平等等，所以，追随者众，这是共产党与国民党较量的本钱，得人民便是得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也是历史的法则。
每一次的学习座谈，大家都将研究共产党与代表团的出路、各人的归宿联系在一起。冰心不是每次都参加，但因为她的影响与作用，有时会专门受到邀请，有时为了方便冰心发表意见，便安排在吴宅边打牌边议论。
1949年春天，朱世明再次路过东京，邀请了吴文藻夫妇、吴半农到热海密谈。吴半农列举并提供了商震在代表团“贪污腐化”的事实，提出绝对不能让商震在代表团干下去。朱世明回团主意已定，他回台经过一番活动，提供了确凿的事实，国民政府同意免去商震的职务。朱世明重回对日代表团，再次担任团长。
二
国内的形势急剧变化，人民解放军和平接管了北平，“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已经成为渡江战役的动员令。如果南京“解放”，国民政府将不复存在，那么驻日代表团该何去何从？
朱世明再次上任不久（1949年4月16日），即被第三次下野的蒋介石召回国内，在他的家乡奉化溪口有过一次密谈。蒋指示朱世明在日本物色训练中国军队的教官，并在日本物色一处合适的住处，如果李宗仁的代表张治中与中共和谈成功，他在国内呆不下去，打算暂居日本或长期居住在日本。这次密谈无他人在场，朱世明自然知其分量，回到日本即开始活动，亲自找到刚刚释放回国的战犯冈村宁次，请他推荐教官的名单，同时，让他的助手宋越伦等，在东京市郊寻找合适的房子。战后日本的房价便宜，很快在箱根找到了一处合适的房子，但却走漏了风声。日本的《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几家大报都做了报道。蒋介石得知此事曝光。十分恼火，大骂朱世明泄露国家秘密，损害了他的形象。
此时，朱世明清楚他所代表的这个政权，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了。因而，当吴文藻请他参加学习座谈会时，朱世明几乎未加犹豫便答应了，并且让他的办公厅主任郑晏安也参加进来。由于朱世明的介入，学习座谈会的内容很快发生了变化，由“空谈形势变为密谋起义”。
朱世明开始很起劲，主动表示要亲自拉拢代表团宪兵队长李建华，还鼓励谢南光和进步华侨杨春松等，指示通过他们与日共领导野坂参三等人建立联系。野坂参三曾在延安从事共产党的活动，回日本后仍然保持着密切联系，但不是直接的，需要通过苏联代表团的电台，因而，谢南光又代表朱世明，于1949年9月27日和苏联代表团团长德列维恩科将军接洽。后者表示愿在费用方面及和国内联系方面尽力帮助，并约朱世明吃饭，以便详谈。但就在这时，朱世明竟犹豫起来，没有去与德列维恩科见面。以后的多次密谋起义，还有进步华侨和日共领导参加。
这时吴文藻成为实际的组织者，朱世明则在会上举棋不定、时有动摇，认为日本还在被占领状态，以“情况特殊为理由，不愿立即采取行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电波迅速将消息传到东京。同一个短波频道上，原先的电台广播呼号“北平广播电台”变成了“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广播中可以听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群众的欢呼声和歌唱声，吴文藻、冰心在家秘密收听，兴奋的同时，夹杂些许失落。一个新政权的诞生，从历史发展的意义上说，必定有其合理性与进步性。“中华民国”偏隅台湾，东山再起、反攻大陆的可能性已微乎其微。吴文藻对冰心说，代表团是继续代表台湾“政权”还是另做选择，已经不可回避地需要作出抉择。
10月1日之后，便是“中华民国”的“双十节”，代表团照例举行的招待会，朱世明因为不在东京，由吴文藻代为致辞，盟国代表也没有往年的热情，一些国家代表似乎有诡异的眼光，这让吴文藻感到很不对劲。二战结束后，中华民国跻身于大国之列，国家尊严与民族自尊都得到体现，但短短五年时间，所谓的大国已颜面扫地，令人扼腕长叹。招待会上，一名团员的妻子“悄悄”告诉外国代表：“今年我们最后一次庆祝双十节，明年就庆祝10月1日了！”这句悄悄话立即放大，第二天便被刊登在东京的多家报纸上。
当时，苏联、印度、荷兰、瑞典、瑞士等同家都发表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驻法国的大使馆起义，宣布为新政权服务，更是引起轩然大波。在这种情况下，驻日代表团处于惶惑之中，有人主张仿效法国大使馆，吴文藻是态度比较坚决的一个，日共也主张，“立即通电起义，不成，可退到苏联代表团，乘苏联船回国。”但朱世明的态度却还在动摇之中，而此时退居台湾的国民党，已经得到代表团“中统”与“军统”特务的密告，引起了关注，短时期内前后派出秘书长张群、“外交部”亚洲司司长费正铭等到东京，了解情况，并与朱世明密谈，对其施加压力。
三
离东京约80公里的叶山小镇，驻日代表团有座别墅，作为周末或节假日休闲娱乐之用。“代表团的资深成员举办宴会时，子女就在附近的海滩游泳。”朱世明在观望与犹豫不决时，曾和代表团的资深官员在叶山小镇开会，“彼此交换不寻常的意见”。虽然会议上公开听到的言论，多为对美国政策的不满之词，但此次会议，对朱世明更加不利，会议之后，“谣言盛传，驻日代表团要学法国大使馆叛变，提出主张的人据说是法律顾问吴文藻。”
“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本来就不是统一的组织，它“是由国民党政府内不同机构代表的总和，有‘监察院’、‘国防部’、‘外交部’、‘资源委员会’、‘光复委员会’等等。党系统和秘密警察的势力也以微妙的方式渗透其间，每一个代表在国内都有靠山”。有关朱世明思想动向的情报再次传到台北，密告的人似乎也浮出水面，有的认为是邵逸周，朱世明则认为是副团长沈觐鼎，“于是撤销他在代表团中的特权，以为报复。官方报告不再送到沈的桌上。
将军无法参加盟军驻日代表团的会议时，身为大使的沈理论上应代理职务，但朱将军反而指派一个位阶很小的官员去，甚至在外交官名单上都找不到这个人的名字。沈氏夫妇不再获邀参加社交活动，代表团军官俱乐部举办新年宴会时，他们出席，独自坐着，没人理会。”时任朱世明的副官、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黄仁宇请求朱将军“不要对副团长如此恶劣，他听了很是生气，差一点当场开除我的随从副官职位。”
朱世明重回团长“宝座”之后，朱、沈二人不和，就将吴文藻推到了前台，他成为仅次于副团长的第三号人物。吴文藻多次与朱世明私下商量，如果台湾真的追查起来怎么办，退路在哪里？要么就担当起来，举行起义，要么就可能束手就擒，那罪定会不轻的。吴文藻还讲到了横滨的一位领事，被人密告为通共，回到台湾便被枪毙了，我们不得不防。朱世明曾自诩崇拜毛泽东、金日成，到了关键时刻，却变得优柔寡断起来。这位有着“湖南脾气”的人曾细想过，说，我们都有些不切实际，就是宣布起义，能逃出老蒋的手掌，苏联能否保护我们？
台湾方面，国民党对驻日代表团也展开了实际追查，派出由何世礼为团长的调查团来到东京。何世礼与朱世明恰恰是美国军校的同班同学，同样受教于威洛比。黄仁宇说，“威洛比将军很值得一提：他是德国人，原名是卡尔·维登巴哈，虽然担任麦克阿瑟的情报官达十年之久，但他最骄傲的事却非关军事，而是侦破共产党间谍网。”
由于有这种同学与师生的关系，“何将军在东京接受一连串的款待，包括朱将军发起的盛大宴会。没有人提起他的来访牵涉到怀疑代表团不轨。但威洛比举办午宴，介绍何将军给情报单位的同事时，却没有邀请朱将军。这种情况非比寻常，尤其想到朱将军的职位和他们之间的私交。”也就是说，何世礼虽然在表面还给朱世明面子，但朱已经受到怀疑，不受信任已成定局了。其间，调查团分别找人交谈，吴文藻成了调查的重点，但没有一个人会承认，冰心解释说。他们不是开会，是在打牌取乐。调查团没有得到确凿的新证据，旋即返回台湾。
但是，1950年4月朱世明还是被召去了台北。这个召去有两种说法。吴半农说，“国民政府”任命朱世明为伪国防部次长，企图把朱骗到台湾，以便调虎离山。吴文藻等人都反对朱世明去台湾，去了必定凶多吉少，“后来朱世明不顾我们的劝阻，还是到台湾去了。果然，朱一去，护照就被吊销。所幸朱行动机灵，见势不佳，利用私人关系，立刻逃回东京。”另一种说法来自朱世明的副官黄仁宇。
据黄仁宇的回忆，他们是在陪同“外交部长”吴铁城访问汉城时，接到蒋介石办公室的电话，匆匆赶往台北的。“到台北后，我才了解朱将军案子的严重程度。有一家报纸如此报道：‘但既然朱世明敢回来，他一定觉得没什么好担心的。’多种刊物都提到叶山会议，但没有明确定义。一家杂志社以朱将军的案子和数年前山口淑子（即李香兰）案并列，让读者更觉复杂。”黄仁宇说，许多人都有一个错误印象，以为蒋介石是独裁者。“在朱将军的例子中，结果绝非由蒋一人决定。朱必须和不同部门局处主管面谈，其中包括控告他的人，之后才能达成共识，做出处置。因此我们在台北停留了十二天，到最后一刻才了解最后的安排。”于是，朱世明出入在各个部门，沟通与解释，最后是在酒桌上与汤恩伯取得了谅解，才得以脱身。
据黄仁宇回忆，在起飞前三十小时，朱世明才获准离开，但并非全身而退。条件是，他回东京后必须递出辞呈，其他就不予追究。“我们要出发到机场的那天早上，出乎意料的是，蒋介石办公室来了一通电话，蒋介石想见朱世明。在此之前，朱将军一直很镇静。最后关头，这通突如其来的电话引起他相当的震撼，他的额头和耳后冒出了几滴汗珠。难道解决方案被推翻了吗？难道在蒋介石办公室有更凶险的消息等着他？”比被迫辞职还糟，他去了一个小时，一回来我们就直奔机场，立刻登机，花不到数分钟。空中小姐送来晚餐时，将军才对我透露，他最后一次被蒋介石召见时，吓得魂飞魄散。
蒋介石在引发这么多焦虑后，只不过是想和朱世明握手道别，会谈只不过持续数分钟。虽然现在不能再保留他的工作，但蒋很有风度地感谢他的副官，谢谢他二十多年来的勤勉效忠。按理说，朱辞职后就离开了国民党军队和政府，理论上不能再见到蒋，而的确也从此没再见面。（关于“吴文藻密谋起义”、“叶山事件”的引文与事实，均出自《黄仁宇回忆录·黄河青山》，三联书店2007年4月版）。
朱世明回到东京，立即递上了辞呈，吴文藻、吴半农、谢南光、郑晏秋、瞿络琛相继辞职，离开代表团，新任团长便是何世礼。为了取得辞职的合法性，吴文藻等人将辞职的时间提前至3月，以便朱世明的批准得以生效，离开代表团的时间是1950年5月，至此密谋起义完全失败。
晚年的冰心在回忆到这一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时，有这样几段文字：
这时我们结交了一位很好的朋友——谢南光同志，他是代表团政治组的副组长，也是一个地下共产党员。通过他，我们研读了许多毛主席著作，并和国内有了联系。文藻有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每当买来一本新书，就写上自己的名字和年月日。代表团里本来有许多台湾特务系统，如军统、中统等据说有五个之多。他们听说政治组同人每晚以在吴家打桥牌为名，共同研讨毛泽东著作，便有人在一天趁文藻上班，溜到我们住处，从文藻的书架上取走一本《论持久战》。等到我知道了从卧室出来时，他已走远了。
我们有一位姓林的朋友——他是横滨领事，对共产主义同情的，被召回台湾即被枪毙了。文藻知道不能在代表团继续留任。一九五0年他向团长提出辞职。
四
离开代表团之后，谢南光通过华侨的关系，从马来亚的《星槟日报》，为吴文藻取得一个不领薪水的驻东京记者身份。那时能定居日本的外国人，除了商人之外，便是记者，吴文藻重新获得行动自由。冰心则由于仓石武四郎的关系，被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科聘为非常勤讲师，讲授中国文学，有了相对同定的收入。（2012年10月，在重庆举行的冰心文学第四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东京大学的中国教授林敏洁发表论文，以历史文献叙述了冰心这一年在东大的课程安排及薪金情况。文件显示：“期间：自1950年4月1日至1951年3月31日”；“专任兼任：兼任”；“月工资：2875日元”）。
但无论如何，日本不是久留之地，台湾显然不能去；美国也曾发出邀请，但吴、谢都曾留学美国，体会到美国种族歧视尤其对华人的歧视，常常伤及自尊，还有文化的差异，教育的费用，冰心的中国读者群等等，并非是理想的居留之地。那么，还是回到北平，不，现在已改回北京，如何？
对于新政权，无论从理论上观照，还是从行为与言论上解读，并不被吴文藻、冰心视为洪水猛兽。任何政权都离不开知识分子，教育、文化总是要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新政权也无例外吧。在这个思维前提下，自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后，吴文藻、冰心曾通过一些途经日本回国的朋友，传递了自己回北京的心情与愿望。
早在1949年5月，天津永利公司工程师王恩明从美国回国，经过东京，冰心向王表示愿意回国，但不知道如何走。冰心二弟谢为杰是南京永利公司总工程师，与王自然熟悉。同年9月，燕大教授、他们的老朋友陈意从美国回国，途经横滨，两人将陈意接到东京，详细谈了回国之事，这时，代表团正在密谋起义，所以告诉她，朱世明也有回国之意，吴文藻还表示，愿意将在日本收集的关于日本政党、经济及美国管理日本第一手资料送交祖国，这些东西应是有用的，对新生的政权研究日本、美国及美国对日政策都有非常高的价值，甚至是情报价值。10月27日，在美国讲学的老舍先后接到周恩来嘱托冯乃超、夏衍的邀请信，即行回国，并函告了冰心，途经横滨时，吴文藻、冰心前往探望，再次表达了回国的愿望。
有资料显示，国内曾派人策反吴文藻等人起义，这个人是蒋介石第二位夫人陈洁如的养女陈瑶光的丈夫陆久之。陆自1926年起从事中共地下党的工作，1949年上海解放后，华东局统战部长吴克坚指示陆久之由香港潜入日本，做驻日代表团的工作，动员朱世明、谢南光、吴文藻、吴半农等高层人士起义。陆久之的叔父陆榘吾，在代表团中任电讯处处长，通过他的安排，陆得以与朱世明、吴文藻等人见面，这恰是代表团密谋起义的时间。
【著作权声明：本文系作者原创首发，著作权归作者所有，未经允许禁止转发，侵权必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