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3月24日，蒋介石从重庆飞抵贵阳，在一幢宽敞的新楼房里设立了他的指挥部。

蒋介石这次来贵阳，还带来了他的夫人兼得力助手宋美龄，以及外籍政治顾问、澳大利亚人W·H端纳。

蒋介石一抵贵阳，就对那里的党政军要人发表了一篇乐观的训话，他说：“毛泽东的红军已经是强弩之末，现在他们被逼得逃进贵州，落入国军的天罗地网之中，再也无处可逃了。”

在他看来，只要国民党军打起精神来，消灭红军不在话下。为此他督促薛岳率领的中央军和川军尽量紧缩包围圈，将红军一举消灭。

蒋介石此时充满了自信。他把所有的高级军官都派上了前线，留在贵阳城内的军官，职衔最高的是贵阳警察局局长王天锡。蒋介石索性委任他为贵阳警备司令。

只不过，当时的贵阳城防兵力包括宪兵在内，也不足两个团。

红军四渡赤水后，毛泽东又上演了一连串“神操作”，他为了继续调出滇军，给敌人摆出了三个阵势：

一部分部队出击翁安、黄平方向，摆出一副要向东进入湖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姿态。

一部分部队（即第九军团)佯装红军主力留在乌江以北地区，摆出决战姿态，其真实意图只不过是牵制敌人。

主力部队则迅速向南移动，强渡乌江，放出话来要攻打贵阳。

这一连串操作把蒋介石搞迷糊了，不知道这几路红军哪一处是虚，哪一处是实。

正在他犹豫不决之际，留在乌江以北的红九军团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并成功地利用军委渡江前给他们加派的无线电台，大举出击，公开活动，扮演红军主力的角色。

蒋介石果然中计了。

当红军主力大举南下、向乌江急进时，蒋介石还判断红军主力仍在他的封锁线以北地区，并将向西南方向前进。

3月28日、29日，蒋介石连续急电滇军孙渡，命令他用最快速度，于31日以前赶到打鼓新场与西安寨、黔西一带堵截红军。

他给下达的孙渡命令刚发出，侍从室就跑来告急：共军已经到了贵阳近郊，城郊的墙上到处张贴着“攻打贵阳城，活捉蒋介石”之类的标语，城外部队还高唱《国际歌》，歌声震天。

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顿时大惊失色。

3月31日，他连发两份“限即刻到”的万万火急的电报给孙渡，命令他昼夜兼程赶到贵阳来“救驾”。

为了保障自己和宋美龄紧急时刻能脱身，他命令王天锡必须确保飞机场的安全，并挑选了20名忠实可靠的向导，提前准备好2乘小轿、12匹好马，随时听用。

蒋介石的情报人员并没有什么过错，这时红一军团二师四团的一支部队确实已经占领离贵阳机场不远的霓儿关，站在高处能够看到贵阳市区里的烟囱。

然而，这不是红军主力，红军也没有要攻打贵阳的意思。

四团政委杨成武后来回忆说：“临来前，上级明确交代，这次推进到贵阳郊外，是声东击西、虚张声势之计，目的是掩护主力从贵阳附近折向西南，往云南边境急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要我们大造声势，佯攻机场，采用一切手段，给蒋介石造成错觉，即红军真要攻打贵阳。”

4月6日，滇军孙渡的部队急行军三四天，行程400多里，终于按蒋介石的电令赶到贵阳。

蒋介石见“救驾部队”来到，真是如大旱之望云霓，又是迎接，又是犒赏。

可他万万没想到，毛泽东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滇军终于被红军调了出来！调到了远离云南的贵阳。

毛泽东四渡赤水的战略目标就这样通过蒋介石的一份份急电，一个个手令实现了。于是，红军就像插上翅膀一样，快速前进，以每天急行军120里的高速直插云南。

等蒋介石明白过来的时候，红军已经渡过金沙江，到达了会理……

回望这段历史，你只有仔细品味，才能领悟到毛泽东这一连串神操作究竟妙在哪里。

在战场上，能够成功地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其中很有学问，攻其必救就是调动敌人的最常用的方法。

春秋战国时，魏国大将庞涓，率八万大军进攻赵国，赵国抵御不了魏国的进攻，乃向齐国求救。

齐国大将田忌打算把军队直接打到赵国去，与魏作战。

军师孙膑则不同意，提出了“围魏救赵”的谋略。田忌采纳了孙膑的谋略，乃以一部分兵力直趋魏国，把魏国的国都大梁包围起来，以此调动魏军回援。

魏军果然回援，在途中中了孙殡的埋伏。魏军大败，赵国得救。

长征路上，毛泽东的徉攻贵阳之战，攻其必救，调动滇军，与战国时“围魏救赵”，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这次博弈中，一方面充分暴露出蒋介石在军事上的智虑短浅，另一方面则把毛泽东在军事谋略上的高超智慧展现得淋漓尽致。

正是凭借毛泽东这一连串有如神助的操作，红军终于彻底跳出了蒋介石几十万大军围迫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参考资料：《铁流二万五千里：红军长征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红军长征在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