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香港时的照片）
作者/陈尔宁
1996年11月12日早晨7点20分，父亲在市中医医院溘然去世，享年74岁。
岁月流逝，多年以来，每逢父亲的忌日，我总会油然想起父亲。甚至有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找出一直保存着的父亲的一些遗物，包括我读大学时他给我写的几封信，一一仔细端详，默默静读，陷入无尽的思念，勾起无边的回忆。
父亲的遗物中，有一份已经发黄的《干部履历表》。这是父亲于1969年2月3日在＂汕头市工交五▪七干校＂下放劳动时填写的，其中“参加革命前后履历”一栏中，如实又清晰地记载着父亲早年的工作经历和生活轨迹。父亲平易近人、艰苦奋斗的身影和音容笑貌，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
1938年，年仅16岁的父亲到潮阳棉城东门嘉丰洋货店当售货员，1944年春到汕头市韩堤路森大柴行当出纳；1946年春，父亲去香港谋生，在铜锣湾仁泰兴罐头厂当会计。期间，思想活跃的父亲参加进步团体＂学馀联谊社＂的活动，自觉接受进步思想的熏陶。但不久，该社团被港英当局解散。
1950年1月前后，父亲的亲戚、时任汕头市公安局副局长的陈宁同志找到我父亲，介绍已经颇具革命进步思想的父亲加入地下组织。父亲在九龙石硖尾村开了一家小店铺，经营米、柴等日杂用品，既可谋生又能掩护自己的秘密身份。表面上，父亲是店铺老板，实际是交通情报站的主持人，秘密开展工作，完成组织交办的各项任务。几近文盲的母亲以及在香港生活的外婆和舅舅，对父亲从事既隐蔽又危险的工作毫无察觉，完全蒙在鼓里。
1953年春节前，有一天，父亲突然接到紧急撤离的指示，急匆匆赶回店里将藏匿的电台和秘密文件材料销毁后，当晚带着母亲和年仅8岁的大姐、4岁的大兄和一岁半的二兄，迅速离开香港转移到澳门，与外婆舅舅他们不辞而别，并于次日上午从澳门返回内地。我曾听母亲说：他们过境后随即被省公安厅派来的黑色＂蛤蟆车＂接走并送往广州。
1953年3月底，在广州呆了一个多月的父母亲和我的兄姐，突然出现在汕头市中山路桂馥里的巷口。当时30出头的父亲西装革履手提皮箱，母亲头烫卷发身着旗袍，气质不凡，一时成为桂馥里一道风景和邻居们私下议论的对象。可能是我大姑居住在这里的缘故，母亲变卖了金手镯，在桂馥里三横巷买下一间面积约25平方米的两层枋厝，一家人总算暂时安顿下来。其时，组织要求父亲暂时不能暴露身份，也暂不安排父亲的工作，但每月会定时派员给父亲送来生活费。据后来母亲说，当时组织考虑过一段时间后再派遣父亲潜回香港，继续从事隐蔽工作。那段时间，不知内情的居委会大妈，时不时到我家的厝前厝后逡巡，似乎对父母监视居住；厝边头尾有的交头接耳，对父母亲的到来充满好奇和猜测。父亲对此虽然有些不快，但又不能公开表明自己的身份。
（上世纪五十年代汕头市区枋屋）
几个月后，组织安排父亲到市皮革制品合作社当业务员，三年后又调父亲到市工商联工作，两年之后父亲又先后到礐石红光公社、礐石园林处、苏埃畜牧场当社员、生产组长、会计员；直至1965年1月，父亲调到市房管局财务科任会计；1968年12月父亲又去揭阳东径＂五▪七干校＂下放劳动。
父母亲共生育五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我是父母亲从香港回来十年后出生的，与父亲一样，我在兄弟里面也排行老五。父亲在给我们兄弟姐妹起名时，均取有一个＂宁＂字。我至今仍不清楚这与介绍他参加秘密工作的陈宁同志是否有关？其中是否蕴含着什么特殊的意义？抑或是寄托着父亲的某种理想和信仰？我曾经就此专门问过大兄，他也不得而知。在那个年代，家庭子女众多，枋厝简陋狭窄，日常生活的开支和儿女的读书费用，仅靠着父母亲两份微薄的工资，其生活的艰难困苦可想而知。
父母亲含辛茹苦、省吃俭用地养育我们。母亲有时从制革厂里以低廉的价格买些＂牛皮抽＂（宰牛时剥下的皮上附着的肉 ），回家洗干净后倒进砂锅，加入沙茶、酱油、姜片和少许白糖熬成牛腩，让一家人美美地吃上一顿。父亲常年穿的一套蓝色中山装已洗得发白，还有几处细小的补丁。在儿女们读书开支方面，父亲却是从不节省的，一向都予以支持。父亲曾对我说，若不是因为文革，凭你几个兄长的资质，他们个个都会考上大学的。
四兄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脸色腊黄，整天无精打采。有一天四兄肝区突然疼痛到忍不住在床上打滚，父亲当即背着他赶到医院。经详细检查，医生诊断四兄的胆管已经堵塞，必须赶紧进行手术，否则四兄的生命恐难以保住。父亲一边掩饰着内心的伤痛，一边四处借钱，说，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救回老四的命。尽管当时的医疗条件和技术比较落后，但在医生的悉心治疗下，四兄总算是逃过一劫。
父亲下放劳动那一年，我的大兄二兄和年仅15岁的三兄，相继上山下乡，分别去海丰县公平公社、饶平县浮滨公社和海南琼海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于是，父母亲成为那个年代＂送子务农＂的先进典型，市人民广播站专门报道了父亲的先进事迹；母亲则胸戴大红花，坐在主席台上出席各种有关上山下乡的动员大会。
1972年，父亲从＂五▪七干校＂归来，被调到市革命委员会整顿工业办公室，在市工人文化宫负责筹备＂工业成果展览会＂。每逢周末晚上，父亲经常带着我到文化宫灯谜台猜谜。父亲几乎是逢猜必中，每次灯谜会结束，我都是心里美滋滋地捧着一把铅笔、糖粒和火柴盒，在昏暗的路灯下与父亲步行回家。《干部履历表》上父亲填写自己为高小文化程度，但由于父亲年轻时喜欢看书学习，有相当的古典文学功底，且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尤其擅长柳体。我还记得童年时晚上睡觉前，有时候父亲会跟我讲《西游记》的故事。
（上世纪七十年代汕头市工人文化宫）
父亲从干校回来后，几乎是在三年之内，我的三个兄长凭着自己的刻苦努力和工作表现，陆续回城。大兄被招工去韶关连县汽车站当修理工，二兄被招工到市糖烟酒公司当仓库管理员，三兄回城到市皮革制品厂顶替了母亲的职位，四兄则给予照顾留城，安排到市住宅建筑公司综合厂做木工。那一年应该是我们家最辉煌最高光的时刻。三年之内父亲的三个儿子悉数回城，一时成为厝边头尾的美谈，而不知内情的亲朋好友，还以为我的父亲＂有本事，有门路，关系硬＂呢。邻居阿姨则拉着母亲的手由衷地说：＂五婶，你五男二女盖潮州，命好啊！＂
与人为善、乐于助人是父亲的优良品格。当年桂馥里三直五横几乎家家户户都要去自来水供应站排队买水，挑回家后倒入大水缸里备用。为解决自家和邻居们的自来水食用问题，1977年夏天，父亲发动三横巷的邻居，协商驳接自来水管直抄到户的事宜。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这可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幸好父亲在市城建部门和自来水公司有些人脉关系，因而得到他们的支持。父亲托人买了三四十条当时供应紧张的自来水管，做好驳接自来水的各项准备工作。经过两天的施工，邻居们终于装上了独立水表，用上自来水，再也不用去供水站挑水了。整个接水装表过程，父亲亲力亲为，既要到有关部门申报办理各种审批手续，又要计算每家每户的分摊费用，还要协调解决其他问题。尽管很辛苦，但父亲觉得这也算是为邻居们办了一件实事，自家的用水也方便了。
在我童年的印象中，父亲显得消瘦忧郁、沉默寡言，在家里经常静静地看着《参考消息》，抽着一包九分钱的＂大钟牌＂香烟，生活上非常节俭。也许是因为我年少无知，父亲从不在我面前提及自己早年的经历，似乎有点讳莫如深。父亲的一些事，我是在成年以后陆陆续续听大姐说的，也许是因为大姐当年在香港已经略懂人事的缘故吧。
父亲共有五个兄弟二个姐妹，兄弟中他排行第五。我知道父亲与他的三兄即我的三伯兄弟感情笃深。每逢三伯来访，父亲就仿佛换了一个人，显得特别开心健谈，兄弟俩边喝茶边抽烟聊天。听母亲说，早年三伯去上海做生意，赚了不少钱，就在潮阳棉城东门附近买地盖了五座类似＂四点金＂的房屋。解放后土改时，这些房屋几乎都分给农民居住了。
我在广州读书的时候，有一天收到父亲的来信。父亲在信中说：＂不幸的是尔的三伯，经医院多次检查，可能患胰腺癌，现留中心医院外科，准备明天进行手术，结果如何不能预料。如果属于癌症，术后恐怕也在世不久了。实感可叹！＂从父亲的字里行间，我深深地感受到他与三伯深厚的兄弟之情，想起童年时看见当搬运工的三伯，在乌桥上挥汗如雨拖着板车吃力上坡时的情景，我不禁潸然泪下。
（作者在中山大学读书时的照片）
1987年9月，我有幸考上中山大学经济系干部专修班。由于我是带薪读书进修的，当时每月的工资和补贴近百元，本已足够我在学校里的日常生活开销。但我周末经常与同学朋友去校外聚餐，还到肇庆等地去旅游，所以有時候就显得囊中羞涩，故而不时写信跟家里要钱。有一天我接到父亲的来信，信中父亲严厉批评我大手大脚没有节制，教诲我说：＂尔要精打细算好好安排，要知道尔是在求学读书，不能无计划随大伙外出聚餐或旅游，那是要花不少钱的。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希望尔妥善安排，过好这两年的学习时光，勿负我望。”读完父亲的来信，我一时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1991年3月14日，30多岁已经成为单位一把手的大兄几经努力，终于从韶关连县调回汕头工作。几天后，我们为父亲庆生。这是20多年来，五个儿子人数齐全第一次在家里为父亲庆祝生日。那天父亲显得异常高兴，笑逐颜开，几乎从不喝酒的他也喝了点酒。也许是乐极生悲，两天后的早晨，长期患有高血压病的父亲，起床时摔在地板上。我和姐夫立即护送他到市中心医院急诊，护士立刻给父亲量血压，此时父亲的收缩压竟高达220！经过多种检查后，医生诊断父亲患了多发性脑梗塞，立即进行抢救治疗。
虽然经过三个多月的住院治疗，父亲出院时仍落下了后遗症，尽管神志还算清醒，但右手、腿脚已经偏瘫，需要借助拐杖才能走路，生活上也还能够半自理。
为了救治父亲，我们五兄弟想尽办法。由于当时我还未成家，所以陪伴父亲做各种康复治疗的事就大都落在我的身上。我一方面联系家庭医生，每周上门一次为父亲诊断开药；一方面每隔一天就雇辆人力三轮车载父亲到中心医院做针灸治疗和高压氧舱治疗。后来我听同学说，元极气功大师张志祥将来汕头做气功表演并治疗患者。那天早晨我和四兄用轮椅推着父亲到中山公园大同戏院，排队轮候上台，等待气功大师发功为父亲＂灌顶＂打通血络，我们兄弟俩期待着奇迹发生。
张大师给父亲“灌顶”后，那一刻父亲竟能自己从轮椅上缓缓地站起来，然后撇开拐杖在舞台中央步履踉跄地行走了一圈，我和四兄见状喜出望外，而后兴匆匆地推着轮椅送父亲回家。回到家后，父亲又在客厅踉跄着走了一圈让母亲看，母亲情不自禁地说：“老爷保贺啊！”无奈一切都回天无力，第二天父亲又恢复原状，依然要借助拐杖慢慢行走。
1992年农历正月初二，当医生的大表兄专程从香港来汕头看望父亲，那天我请一个朋友开车到外砂机场接他。大表兄一踏进家门，坐在藤椅上的父亲即刻老泪纵横，激动得有点语无伦次。从父亲的言语和表情中，我强烈地感受到父亲内心的那种不甘不愿，我的心情也非常难受。表兄俯首躬身，紧握着父亲双手，说：“姑丈，我给你带来一些目前最好的药物，您要有信心，慢慢就能康复。”但是，半年后父亲脑梗再次复发，病情加重，堵塞的血管压迫着视觉神经，致使父亲双眼失明。那天上午父亲突然告诉我他什么都看不见时，我瞬间流泪，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四兄则噙着眼泪对父亲说：＂阿爸，我小时候的命是您给捡回来的，我一定会侍奉您、好好照顾您的。＂自此以后，父亲完全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一年后就卧床不起了，我们五兄弟协商后轮留着照顾他。
1996年元旦后，父亲开始拒绝进食。我们想尽办法，通过输液等来维持他的生命。不久父亲开始生褥疮，内脏器官衰竭，生命体征每况愈下，奄奄一息，遂急送市中医医院，想用中西医疗法治疗父亲身上的褥疮。但我熟悉的医生朋友，暗示我们赶紧准备父亲的后事。
父亲中风后一直挂念我的婚事，等到我认识妻子的时候，父亲双眼已经失明。父亲去世前那一个月，我几乎每天晚上都牵着大腹便便临产的妻子，步行到医院去看望他。但父亲的神志已经不太清楚，好像什么都感觉不到了。我妻子的预产期是11月13日，但父亲却于11月12日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也许是天意，父亲去世两周后，我女儿顺利降生。遗憾的是，他老人家已经听不到这个最小的孙女、我的女儿的啼哭声，更不可能为我的女儿起名字了……
时光荏苒，思念不己；回忆往事，百感交集。
父亲，您虽然离开我们27年了，但您对儿女们的谆谆教导，我们都铭记在心。这些年来，我们都努力学习、正直为人、踏实做事、自强自立，并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不断进步，取得一定的成绩。大兄作为某国有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把一个原亏损严重的企业扭亏为盈，因政绩突出，被授予省“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汕头日报》为此还作了专门报道；二兄也成长为某国有企业集团的中层干部，因工作勤奋表现突出，被评为市劳动模范；三兄毅然下海经商多年也略有收获；四兄从一名普通木工经过不懈努力成为土木工程师；我也承蒙组织的多年培养，曾走上市某部门的领导岗位。
父亲，虽然您的儿女们大多数已经退休，但他们均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培养兴趣爱好，不断陶冶情操：有的研习书法，有的临摹国画，有的学习摄影，有的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过着平凡又充实的生活；而我也在工作之余，偶尔写点小文章见诸报端，抒发情怀，感谢生活。
父亲，您一生营造出来的良好的家教家风，我们都将它传承下来，如今您的孙辈们也都健康快乐地成长：有的当儿科医生，有的是大学老师，有的经商办企业，有的是外企的部门总监，而您最小的孙女也已经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并建立了家庭。
相信上天有灵，父亲一定会含笑九泉。
（父亲1988年的照片）
2023年6月16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