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鎧
编辑|刺猬
明清鼎革的过程中，日本担忧清军有入侵本岛的可能，因此要求琉球加强海防，并对大陆局势保持关注。
而由于地理位置较清较远，导致琉球对清的实力缺乏认识，仍然将南明视为正统，定期向南明朝廷派遣庆贺与朝贡使团。
顺治三年，清廷任命贝勒博洛为征南大将军，率军南下，四年五月，攻克南京，消灭弘光政权，九月又攻克福州， 消灭了隆武政权。
此前，琉球王舅毛泰久等为庆贺隆武帝即位，携带方物来到福州，恰遇清军入城，使团与安南、暹罗等其他国家派往南明的使者被迫滞留，无法返回本国，包括金思德等六名琉球使者在内的部分人员被博洛带回北京。
顺治帝为了向海外诸国展现自身正统性，对三国贡使加以优待，赏给衣帽缎布，并要求其携带敕谕各自回国招抚国王。
并派遣琉球馆土通事谢必振为诏谕使随同使节回国，但船只遭遇风暴，飘到长崎，直到顺治六年才辗转抵达琉球。
由于地理原因，琉球无暇将庆贺礼仪准备周全，故而选择先护送清朝使者回国，待到准备就绪后再派遣使臣缴纳明朝留下的印玺。
顺治八年，清廷再次派遣谢必振，随同琉球使者周国盛返回琉球，意在再度催促其缴纳明朝敕印，但由于海路行进不便，直到次年八月，谢必振一行才到达琉球。
清廷如此重视明朝敕印的回收，是因为敕印为宗主所颁赐，是宣示宗藩关系的重要信物，只有藩属国将旧朝敕印缴纳，并接受由清朝换发的新玺，表明该国认可清作为新的宗主，双方才可能重新建立外交关系。
面对清廷的一再催促，琉球最终决定派遣王舅马宗毅、正议大夫蔡祚隆等，携带明朝敕书与印信，以及进贡方物、贸易货物等，随谢必振返回北京，庆贺顺治帝即位，并请求册封世子尚质为琉球国王。
顺治十一年，使团一行十三人到达北京，并于三月十五日面见了顺治帝。之后，礼部奉旨对琉球有关的册封、朝贡、贸易等事项进行讨论，规定琉球两年一贡，贡道由福建，贡物依照明朝定例，且可以于会同馆开展贸易。
七月初一，顺治帝颁下册封尚质为琉球国中山王的诏书，并赏赐“琉球国王之印”及绸缎等礼物。
清廷还计划派遣册封使节前往琉球，但由于郑成功在闽、浙一带颇有势力，与清军形成相持局面，建造海船的木料无法按时到达，整个使团因此在福州停留长达四年，最终顺治帝下诏，将使臣暂时撤回。
虽然如此，马宗毅使团仍然达成其大部分目的，琉球正式接受清朝的册封，成为清的藩属，双边贸易也有了更加具体的新规定。
清琉朝贡关系的巩固，发生在康熙朝。首先，顺治十一年派出的册封使团在经过多年的俄延后，终于成功抵达琉球，完成了清朝对琉球的册封仪式。
康熙元年三月，清廷昭告天下，擒获永历帝，基本消灭活跃于大陆的故明残存力量。
同年五月，郑成功病逝于台湾，明郑势力进一步收缩，使得清廷得以保障福建至琉球的航路，南方局势得到进一步巩固。
此时，除了清以外，中国已经不存在其他能够向周边地区辐射影响力的政权，在这样的基础上，册封琉球的事务被重新提上议程。
八月，康熙赏赐滞留在福州的琉球贡使，十月，重新派遣之前被革职的册封使臣张学礼、王垓等，对顺治时期的诏书、礼单进行誊抄，并新颁敕谕，说明册封使团延迟抵达的原因。
经过船只与人员的整备，康熙二年五月，张学礼使团终于从福州出发，六月平安到达那霸，完成册封仪式后于十一月返回。
此是清廷册封琉球国王的开始，也标志着琉球正式进入以清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中。
三藩之乱中发生的诸多事件，也进一步增加了清琉双方的政治互信，促进了双边关系的巩固。
康熙十二年，平西王吴三桂于云南起兵反清，靖南王耿精忠、平南王尚之信分别于十三年、十五年在福建、广东起兵予以响应，是为“三藩之乱”。
这不仅是对清朝统治的一次巨大挑战，也是对地区政治格局的一次震撼，因此受到朝鲜、日本、琉球等各方关心，纷纷通过使节、商人等渠道探听有关消息。
康熙十一年冬，琉球派遣耳目官吴美德、正议大夫蔡彬等入京朝贡，但在闽安镇一带遭到海贼攻击。
依据日本方面史料《华夷变态》的记载，这批海贼为台湾郑经麾下亲信萧启所部，而此时萧启正追随靖南王耿精忠，此前在康熙九年也有攻击琉球朝贡船只的行为。
至于原因，郑氏在后续寄给日本方面的书信中声称：“其琉球贡虏船在虏地，吾师自攻虏船，孰辨为琉球之船。
琉球并无一船来通，一书来说，而兴词投告，以致日国留我银，有伤邻谊，过自在彼。
倘琉球有书来说，本藩亦不靳发还”认为自己的攻击是针对北虏的正义行动，将责任完全归咎于琉球一方，这使得琉球与郑氏的关系并不友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三藩之乱期间琉球的政治选择。
康熙十五年，为了扩充自身力量，耿精忠派遣游击陈应昌、通官郑斐等，以送还漂风难民为契机前往琉球，“采办硫磺，以佐军需”，并希望琉球国朝贡耿氏，加入反清事业。
琉球在派出高岭亲云上良延前往萨摩商议后，决定为其提供硫磺，但对于耿氏的招徕则予以搁置。
次年陈应昌归闽时，耿精忠已经兵败投降，于是他将硫磺抛弃入海，回家躲避，但依然被清军擒获。
讯问时，陈应昌承认其前往琉球索要硫磺，但声称琉球并未答应其要求。而此时，琉球所派遣的正议大夫蔡国器等人也来到福建。
起初，负责文书撰写的总理唐荣司只计划准备耿精忠举事成功的表文，但蔡国器提出清与三藩胜负或未易量，贸然选边站队可能会对琉球国家安危产生重大影响。
世子尚贞与臣下讨论后，决定分别草拟致耿精忠与清廷咨文各一道，由使者到达福建后见机行事。
此时，蔡国器等人发现清军已经控制住局面，便将致耿精忠书信毁弃，向清廷上咨文，探问清朝安否以及先前因战事滞留苏州不能归国的吴美德、蔡彬使团消息。
当驻军福州的康亲王杰书询问琉球为何资助耿氏时，蔡国器否认曾为耿氏提供硫磺，这与陈应昌所言正相呼应。
康熙在接到消息后， “深嘉琉球忠顺之诚”，对琉球的评价大为提升，开始在政策上为琉球提供优待。
琉球被再次允许官生子弟入国子监读书，琉球国王获得的赏赐以及每次进贡允许的使团人数都得到了增加，前往福州的接贡船只也被允许一定程度的免税。
经过这一系列的事件，琉球与清的关系被迅速拉近，成为了朝贡体系中颇受清廷青睐的一个藩属国。
回顾清与朝鲜、琉球关系的建立，不难发现，清廷对外国的交往方略随着其实力的增长而不断变化。
清从女真部落时期便开始与朝鲜交往，但由于生产力的落后，文明形态总体处于较为被动的地位，此一时期其对外政策主要表现为与周边势力的沟通、亲善；
随着后金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其对外政策开始变得更具侵略性，意在通过战争手段，保证新政权在地区局势中的影响力，包括对朝鲜等周边政权进行征服，构建以自身为中心的国际体系；
而当清廷入主北京，掌握全国政权之后，传统华夷观念开始影响清廷的决策，此时的外交策略重心便转化为构筑自身的正统性，真正取代故明，成为地区政治体系的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