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突变，山海关前的无奈
1950年11月初，第九兵团的部队开始在华东地区集结、登车，准备执行进入朝鲜参与作战的任务。兵团司令员宋时轮，这位出身黄埔军校第五期、曾在解放战争孟良崮战役中指挥部队取得关键胜利的将领，面临着一项与过往战役截然不同的严峻挑战，这项挑战源于后勤保障体系中一个迫在眉睫且极为致命的短板——冬装的严重匮乏。
根据东北军区后勤部门在部队开进前进行的紧急清点统计，其仓库中能够调拨给第九兵团的冬装，仅有区区三万套棉衣。这个数字，相对于第九兵团下辖三个军（第20军、第26军、第27军）近十五万人的庞大员额，形成了巨大的缺口。
第九兵团最初的部署方案是在抵达东北地区的交通枢纽和后勤基地——沈阳后，进行短暂停留，并在那里接收和换装由东北军区负责筹措补充的御寒冬装，然后再继续东行，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
就在运载着先头部队的军列行进至连接华北与东北的关键节点——山海关时，一份来自北京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紧急电令送达第九兵团指挥部。这份电令的内容彻底改变了原有的行进和补给计划。命令要求，第九兵团部队取消在沈阳的停留和整装计划，不得停留，列车直接改道，经由安东（今丹东市）渡过鸭绿江，以最快速度进入朝鲜北部，向预定战区开进。
当第九兵团的后续部队抵达东北，准备过境时，时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贺晋年看到第九兵团的战士们穿着单薄的军衣，在凛冽的寒风中等待上车的命令。
据《抗美援朝战争史》等文献记载，贺晋年将军在现场曾将自己的棉大衣脱下来，递给队列中的一名战士。军令如山，战场形势瞬息万变，第九兵团作为一支战略预备队，被紧急投入战场以应对“联合国军”快速向北推进的局面，其行动必须服从最高统帅部的战略决策。
因此，尽管明知前方是冰天雪地，尽管明知部队御寒准备严重不足，第九兵团的将士们依然只能严格执行命令，义无反顾地、几乎是以夏装的状态，跑步进入了那个后来被称为“长津湖地狱”的极寒战场。
雪上加霜？情报疑云与战场提速
正当第九兵团因仓促入朝而面临严峻的后勤补给困难，尤其是冬装严重缺乏的问题时，另一个来自后方的因素，据称也对兵团的行动产生了影响。时任燕京大学教授、知名民主人士，并曾参与过北平和平解放谈判工作的张东荪，在这一时期被指控向美国方面泄露了情报。泄露的内容据称涉及中国高层决策方面的信息，其中可能包含了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即将秘密入朝参战，以及该兵团大致兵力规模等高度敏感的军事信息。
一旦美军提前获知第九兵团的动向和规模，就可能调整部署，加强东线兵力，甚至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从而使志愿军的战役企图落空。因此，这一情报疑云，被认为是导致第九兵团原本就需要高度保密的战略机动被迫进一步加速的原因之一。为了抢在美军可能根据获得的情报做出有效反应之前，将部队部署到预定作战位置，第九兵团不得不压缩原定的行军时间，以超出常规的速度在冰封雪冻的朝鲜北部山区昼夜兼程地秘密开进。
朝鲜北部的盖马高原地区在11月下旬已经进入严冬，夜间气温常常降至零下30摄氏度以下，部分山口和高地风口的气温甚至可能更低。战士们本身就穿着不足以御寒的单薄衣物，又要在没膝的积雪中、在崎岖的山路上以超出体能极限的速度持续行军，同时为了隐蔽行踪，白天需要潜伏，夜间才能行动，无法生火取暖，甚至连吃上一口热饭都成为奢望。
极度的疲劳、严寒的侵袭、食物的匮乏，共同作用下，导致部队在进入战斗之前就出现了大量的非战斗减员，主要是冻伤，包括手、脚、耳朵、面部的严重冻伤，甚至有战士在行军途中或短暂休息时就被活活冻死。
尽管付出了巨大代价，第九兵团的隐蔽开进总体上还是成功的，至少在地面上未被美军发现。当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师长奥利弗·史密斯少将乘坐侦察直升机飞越白雪皑皑的长津湖地区上空时，他透过舷窗向下观察。
根据美方的记录和他本人的回忆，他注意到地面上似乎有些异常的痕迹，但并未能在广袤的雪原中发现大规模的中国军队。然而，就在他飞机的下方，数以万计的第九兵团官兵正潜伏在山林和沟壑之中，他们利用地形地物和雪地的掩护，几乎与冰雪环境融为一体。
*‘冰雕连’与‘北极熊团’
1950年11月27日夜，随着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一声令下，分布在长津湖东西两岸崇山峻岭中的第20军和第27军部队，同时向被严密分割包围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和步兵第七师的部分单位发起了猛烈进攻，震惊世界的长津湖战役正式打响。
在战役进行到大约第七天的时候，即12月初，在长津湖东线一个名为死鹰岭防御阵地上，出现了一幕战争史上极为罕见且令人震撼的场景。奉命在此处设伏，阻击美军南撤部队的志愿军第20军59师177团6连，整连官兵在进入阵地、完成战斗部署后，却未能按时发起攻击或对美军形成有效阻击。
当后续部队或奉命前来接替阵地的部队人员抵达时，发现该连队的百余名官兵，除了少数掉队人员和通讯员外，绝大多数都牺牲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他们保持着战斗姿态，手握步枪、机枪或手榴弹，注视着敌人可能来犯的方向，仿佛随时准备跃起投入战斗，但身体却早已被严寒夺去了生命，冻成了坚硬的“冰雕”。
令人唏嘘的是，这个连队的战士大多来自气候温暖的中国南方，主要是江浙一带，其中不乏在解放战争渡江战役中表现英勇、荣立战功的“渡江功臣”。他们曾经在长江天险上，驾驶着简陋的木船挑战国民党装备精良的军舰并创造了奇迹，却未曾想到会在异国他乡的冰天雪地里，以这样一种壮烈而无声的方式，集体走向生命的终点。
据称，美军南撤部队在经过此处时也发现了这些冻僵的中国士兵，并有战地记者拍摄了照片“冰雕连”的形象由此传开，成为了长津湖战役极端残酷性和志愿军所面临非人困境的象征。类似的成建制冻亡事件，在长津湖战役的其他战场，如第20军60师180团2连、第27军80师242团5连等单位，也程度不同地发生过。
几乎就在死鹰岭“冰雕连”壮烈牺牲的同期，在长津湖东岸新兴里地区，担负主攻任务的志愿军第27军集中优势兵力，向被包围的美国陆军第7步兵师第31团级战斗队（RCT-31）发起了猛烈进攻。其中，第27军80师239团4连克服了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缺乏重火力支援、补给极端困难、以及同样面临严寒威胁等重重障碍，发扬近战、夜战的传统优势，依靠刺刀、手榴弹等近乎原始的战斗方式，利用夜暗和雪地掩护，反复冲击美军防线。
经过数日激战，4连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成功突入美军第31团（加强团）指挥部所在地，并最终于12月1日基本歼灭了该团大部。在这次战斗中，志愿军缴获了该团的团旗——一面绣有北极熊图案的蓝色旗帜。这面象征着一支美军王牌部队荣誉的旗帜，至今仍完好地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作为志愿军在长津湖战役中取得辉煌胜利的重要物证。
“极限求生与‘将军泪’：代价与铭记”
时任志愿军主管后勤工作的副司令员洪学智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披露，长津湖战役期间，一线作战部队的粮食补给极其困难，平均每个战士每日摄入的热量不足800大卡，仅能维持正常生理需求的约三分之一。相比之下，他们的对手——美军士兵，甚至在感恩节期间还能享用到火鸡。
由于土豆运到前线后往往冻得像石头一样坚硬，无法立即食用，炊事员们便想出了一个源自南方游击战争经验的“土办法”——将冻土豆塞进棉衣里，紧贴胸口，用自己的体温将其慢慢焐化解冻。运输线更是险象环生，运输队长王永章带领一支300人的运输队伍，在穿越美军严密的空中和地面火力封锁线后，最终安全抵达前沿阵地的仅剩37人。他们用生命换来的物资中，有五箱用于治疗严重冻伤的凡士林，显得尤为珍贵。
长津湖战役以志愿军成功将美军第10军逐出朝鲜东北部、战略上挫败了“圣诞节攻势”而告终，但付出的代价也极其惨重。第九兵团战斗伤亡和非战斗减员（主要是冻伤）人数巨大，战后统计显示，冻伤率高达惊人的22%。当战役硝烟散尽，部队后撤休整时，在鸭绿江边，一向以“铁血”著称的司令员宋时轮，望着那些因严重冻伤而失去手脚、被担架抬回祖国的战士们，这位沙场硬汉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流下了眼泪。
1952年，宋时轮升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兼第九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1953年，他指挥了朝鲜战场的最后一战——金城战役，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画上了句号。而那位据称泄露情报的张东荪，在1951年被审查，定性为“叛国罪”，但考虑到其过去的贡献，最终获得了宽大处理。
美军陆战一师作战处长鲍泽上校在从兴南港撤退后提交的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没有足够的后勤支援和通讯设备，否则我们绝不可能（活着）走出长津湖。”
参考资料：[1]陈晓松,杨伟,杨玉,罗春成,韦锐华,龚亚男.长津湖战役志愿军战伤冻伤及救护特点探析[J].中国急救医学,2022,42(1):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