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如果要按权势大小给历史上的那些宦官排个名，魏忠贤绝对名列前茅。他仗着天启皇帝对他的信重，在他掌权期间排斥异己、擅窃国柄，收获了一个“九千九百岁”的称号，比皇帝陛下的万岁只少了百岁。就这么号人，现如今竟然有不少人给他唱赞歌，说他在收税方面贡献很大，有效缓解了明朝的财政压力。

都知道崇祯皇帝长期受制于财政，苦无足够军饷来应对各种内忧外患，要不然他也不会急于求成，把事情越搞越乱，直至自己吊死在煤山之上。按某些人的说法，崇祯皇帝如果留着魏忠贤，或者继续沿用魏忠贤的收税办法，明朝断然不会那么缺钱，进而那么快灭亡。暂且先不说此种观点是否合适，我们拿数据来说话。

一代权宦—魏忠贤

1、张居正改革

几乎所有的王朝发展到中后期都会积弊丛生，明朝自然也不例外。首先，宗室人口不断膨胀，差不多每三十年翻一倍，到嘉靖三十二年时达到近两万人。这些宗室人口不事生产，全靠朝廷养，试问朝廷的压力岂不是与日俱增？史载嘉靖时期的山西每年存留粮食一百五十余石，而宗室需用三百余万石，这个差值是不是很醒目？

其次，卫所制败坏，军队战力严重下滑，朝廷不得不花钱募兵。最后，官僚贵族不断地大鱼吃小鱼，大肆兼并自耕农的土地，使得朝廷不断增加税收来维持开支，而官僚贵族又能钻制度漏洞，获得免税的特权，增加的税收只会让原本数量就在减少的自耕农变得更少，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朝廷在洪武年间尚能每年收入约两千九百万石粮，到了嘉靖年间不增反减，只有两千二百万石左右。

明朝的宗室人口膨胀速度可见一斑

开支不断增加，收入却在不断减少，明朝的财政又如何能正常？如果无人力挽狂澜，明朝必然很快就会崩溃。就在魏忠贤正式执掌司礼监的四十余年前，一代名臣张居正开始了变法图强。他为了改善朝廷的财政状况，以开源节流为核心，制订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新法和制度，比如重新清查土地，厘清隐田，让朝廷可征税田多出了两百多万顷。

鉴于地方官吏常和辖下地主勾结，找各种借口拖欠赋税，张居正推出考成法，迫使地方官吏积极清欠，保证朝廷的正常收入。此外，他还大力兴修水利、裁撤冗官，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国库日益充盈，从嘉靖朝的入不敷出转变成积粮一千三百多万石、银六七百万两。如果没有张居正改革，明朝或许都撑不到魏忠贤掌权的那个时候。

济世首辅—张居正

2、万历三大征

荷包鼓起来了，做事也就有底气了。万历皇帝从万历十九年到二十八年，十年的时间里先后打了三场大仗，史称“万历三大征”。有句话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打仗打的就是钱粮，这三场大仗下来，万历皇帝共花了白银一千万两左右，倘若是张居正改革之前，这个数字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一千万除以十，也就是每年需支出白银一百万两，这个数真的不至于把前期的积蓄全部花光。据载，万历皇帝每年光收的各种供奉都折合白银不下两百万两。且看万历四十六年到天启元年，朝廷动辄组织以十万计的兵马出关攻打努尔哈赤，仅户部下拨到前线的军饷就多达白银两千多万两，还有皇帝的内库也拿出了近千万两，加起来就是近三千万两。

万历三大征的战场分布

突然花这么多钱，总得有地方出吧？据载，当时户部实际收上来的辽饷只有一半左右，等于说抛开内库拿出来的钱，花的积蓄应至少有白银五百万两。由此可以进一步说明“万历三大征”并未让明朝财政捉襟见肘，不然何来积蓄？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朝廷既没有拖欠“九边”军饷，也没有降低官员待遇，一切都比较正常。

魏忠贤在朱由校还是太子时就靠着客氏的关系成为东宫亲信，因此他在朱由校继位的第二年（即天启元年）就受命主持司礼监。他在任上不思忠君报国，一心揽权，仅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就兼管东厂，建立起了一个以他为首的新势力集团。也就是说魏忠贤上位的时间和前述时间几乎是无缝衔接，压根不存在中间还有什么大的干涉。

有木匠皇帝之称的朱由校

1、虏与夷并重

自戚继光等人平定倭患之后，明朝在军事上的主要开支，也是最大开支当属“九边”一线的边军军饷。都知道军饷能否按时足额发放会直接关系到军心士气和战斗力的高低。魏忠贤掌权之前，包括辽饷在内的边饷基本不存在拖欠的情况，甚至到天启三年，尤能支付边饷近千万两（其中辽饷占比百分之六十左右）。

以天启四年为节点，明朝军饷情况急转直下，辽饷每年都不能足额发，动辄缺额百万两以上，而除了辽饷之外的其他边饷，更是惨不忍睹，比如天启三年还能拿到将近三百五十万两，到了天启四年就少了差不多五十万两，再到天启五年更是直接少了将近两百万两。魏忠贤看似分了个优先级，尽量维持辽东的军饷，避免差额无限扩大，可这却让其他重镇的日子愈发难熬。

明朝的九边防线

女真崛起之前，明朝的最大外敌是蒙古诸部。女真崛起之后，蒙古的风头看似被女真给盖过了，实际上依然是不可小觑的威胁。虽然自俺答封贡、隆庆和议后，蒙古犯边的情况显著减少，可“九边”明军的战斗力依然是要保证的，毕竟一切和平都是建立在实力之上。魏忠贤未能保证他们的军饷，他们自然无法保证战力。

没有战力就没有底气，朝廷不得不拿钱消灾，而蒙古也逮着机会狮子大开口，从白银几万两到几十万两，再到百万两。一旦不如意，蒙古各部就“嚣然哄起”、“统兵要挟”，简直成了无底洞，也让明朝财政雪上加霜。即使是魏忠贤勉励维持的辽东，情形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好好的熊廷弼和孙承宗，都被他给拿掉了，明军一退再退，局势愈发糜烂，所需花费越来越多。

天启五年的辽东形势

2、病急乱投医

魏忠贤不是张居正，他在面对巨大的财政压力时，想到的不是变法，而是搜刮。且不说这种方式是不是竭泽而渔，就说他为朝廷收了多少税上来吧。收税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多少才能卓异的名臣、名相都搞不定，魏忠贤就能搞定？如果他真有那么神，太仓库收上来的税银何至于从天启元年的七百多万两突然锐减至天启五年的三百余万两，连半数都不到。

至于说魏忠贤擅长收商税和矿税（属杂税），那也是胡诌。据相关数据显示，魏忠贤掌权时期每年平均收的杂税为白银六十余万两，而崇祯时期的平均值在五十余万两左右。纵使这个十万两的差值不考虑局势恶化等客观因素的存在，又能解决多大问题？是能还掉所欠边饷还是能多养一支生力军？

天启年间的部分财政数据

魏忠贤如果会收税，就不会动不动就免掉陕西和直隶等地的商税，免税力度比东林党还要大，更不会每年都有一堆收不上来的欠税，以至于崇祯皇帝接手了一个濒临崩溃的烂摊子。从崇祯元年到崇祯三年，整个朝廷都在想办法“清冒裁弱，缩兵旧饷”，其成绩虽说谈不上多么耀眼，但是确属不易，起码做到了在保证辽饷的正常发放之外，将其他边饷发到了百分之九十左右。

抛开税收多寡不谈，魏忠贤结党营私，地方官员为了向他献媚，花重金给他修建生祠，期间还免不了各种中饱私囊，而这些钱不都是底层百姓的血汗钱？说什么魏忠贤维持了明朝的稳定，这是维持稳定的办法？他明明就是在挖大明的墙角，让大明倒得更快些。

从某座魏忠贤生祠留存下来的塑像

综上所述，明朝自张居正改革后，财政状况明显得到好转，即使“万历三大征”耗费不少，但是并未伤筋动骨。魏忠贤在这种情况下所取得的那些“成绩”简直不要太讽刺。当然，东林党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在明朝末年的大浪潮中同样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可我们并不能因为对东林党的否定，而抬高魏忠贤。

魏忠贤只是一个宦官头子，他的权势除了来源于皇帝的支持外，还有一众大臣的支持。支持魏忠贤的这些大臣基本都是站在东林党的对立面，他们需要魏忠贤帮保护他们的利益，而他们和东林党一样，都是代表地主士绅的利益。简而言之，明朝的覆亡和明朝的财政崩溃都是系统性的大问题，并非某个人在其中能起到决定性作用，不管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一样。

参考文献：

《明史》

《明实录》

《晚明辽饷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