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的一天，老蒋的侍从室报告，戴笠有要事来报。

只见戴笠拿着电报火急火燎推门而入，对蒋介石说道：

“据相关情报，近日西北军中传出张杨要和红军联合建立抗日战线？”

蒋介石一听，瞬间坐不住了，张杨此举难不成是想造反吗？

由此可见，老蒋在西安事变爆发前，就已然知道此事，但后来他还是直接飞赴西安，敦促张学良加紧剿共。

可既然张杨二人已经有了“联共”的想法，那他为何还要执意去赴这场“鸿门宴”呢？

而当时张杨二人在谋划兵谏一事时，完全是按照军事机密来处理和沟通的，戴笠之所以能够得知这个消息，其实是由于其安排的军统特务传出的。

那么这名特务又是凭借怎样的手段，得到这一情报的呢？

我们知道，军统是由戴笠一手创办起来的。

而在当时，这个情报机构还叫中华复兴社特务处。直到1938年，特务处并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才有了后来的军统。

情报工作是个“吃力不讨好”的活，危险系数高不说，就算是干了好事，大多还得隐姓埋名，不为外界所知。

诸如抗日战争时期，戴笠手下的特工就曾刺杀汉奸张敬尧、张啸林等人。当然，这是后话。

早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军统特务则更多被用来打探情报，刺杀我党人士，其中也有不少埋伏在国军将领势力中，替老蒋“监视”手下的。

毕竟蒋介石生性多疑，不老实的手下一旦被“打小报告”，也会被他严惩不贷。

可当时特务处的的情报网主要集中在长江沿岸和东南地区，对于西北地区属实渗透不多。

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之后，随着西北军的崩溃，自身势力锐减。

此时的杨虎城早已反冯归蒋，毕竟老冯总是把他的军队当成“挡箭牌”来使，这让谁心里也不好受。

反观人家老蒋，直接给了杨虎城一个陕西省政府主席的高位，基本上是将西北地区交由他管理。

虽说蒋委员长肯定有自己的私心，但杨虎城认为，尽量和其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双方井水不犯河水也不会出太大事儿。

直到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直接引起杨虎城反对。甚至他还曾主动请缨抗日，但得到的回应却是蒋介石的装聋作哑。

与此同时，戴笠一心想扩大自身情报网，但对于杨虎城的西北军始终一筹莫展。

一来杨虎城刀客出身，也就是土匪，他的不少小弟自然如此。绿林好汉重义气，比较团结，比起国民党内部的尔虞我诈简直不要好太多。

二来西北军本就战力强盛，杨虎城的嫡系军队第十七路军更是如此。

就在戴笠愁眉苦脸之际，一个女人的出现让他大为惊喜，此人便是号称“裙带花”的著名女特务，向影心。

关于“军统之花”的事迹，想必大家都有所耳闻，尤以她、戴笠和毛人凤三人之间的奇妙关系出名。

这个女人不简单，还是个典型的“权势狂”。但在戴笠和毛人凤之前，向影心还曾做过国民党元老胡逸发的三姨太。

但后来我们就明确，这个胡逸发其实就是向影心获取权力的跳板罢了。

毕竟此人年纪大，长相还一般，向影心嫁进去又不是正室，这种性格的女人能甘愿如此了了一生吗？自然不会。

既然想成大事，那就先沉淀。于是，向影心跟着胡逸发开始接触一些中高层，并在牌局中结识了戴笠。

戴笠不愧是特务头子，察言观色，辨人识物的能力属实有一手。

二人在接触的过程中对于对方的了解也愈发深入，戴笠发掘向影心是个干特务的好苗子，便亲自培训她。

没想到的是第一次正式训练，向影心的表现就让戴笠大为震惊。

他们要求向影心开枪打死一名死刑犯，结果这姑娘眼都不眨，手起枪落，干脆利落，身旁的教官也直呼是个好料子。

恰巧又因胡逸发有西北军将领这层身份，向影心得以结识不少他身边的人，其中就不乏十七路军中的军官。

你要问她有什么手段，“裙带花”这个代号可不是白喊的。

当然，其自身能力自然也是可圈可点的。

向影心通过渗透、收买、窃听等各种手段获取大量机密，并及时地把这些情报输送到军统。

有次在执行任务之时，向影心遇到一位想对其图谋不轨的“小白脸”，而恰巧那天胡逸发又喝醉了。

所以在她好不容易摆脱困境回家后，胡逸发显然是有些不高兴。

不过向影心凭借其“几分姿色”和“花言巧语”，愣是把胡逸发哄得“服服帖帖”，恰巧当时老胡醉的不省人事，向影心便顺带套出了有关杨虎城的相关事迹。

向影心通过这条线，不久后便大概得知张杨二人欲发动兵谏的相关情报，并告诉了戴笠。

而在西安事变爆发前，戴笠也就曾劝导蒋介石不要去西安，但老蒋显然是没有采纳其意见。

英国记者贝特兰曾提到：

“正是杨虎城说服少帅，运用兵谏战略，才能停止对共产党的作战，团结全国抗日。”

那么此时的少帅，又在忙些什么呢？

话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少帅带着自己的东北军兄弟们几经辗转，终于在1935年10月，混上了西北剿总副司令的职位。

此时的东三省已经沦陷，日本人也扶植溥仪建起伪满洲国，少帅和几十万东北将士们都成了无魂之鬼，无本之木。

老蒋的想法很简单。

一来派遣张学良的东北军在西北“剿共”，贯彻自己“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二来就是让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这三股势力形成牵制，进而维护自己的实力。

少帅也不傻，明白蒋介石此举究竟是为什么，但东北军将士都是和自己出生入死的兄弟们，他不想做无谓的牺牲。

再者东北军就是张学良安身立命的“家底”，他不想做光杆司令。

因此明里暗里，张学良和杨虎城似乎也达成心理上的一致战线，表面上和红军打得有来有回，但都没有伤及到对方根本。

而在“剿共”的过程中，我军在榆林桥俘虏了东北军一名团长，名叫高福源。

当时的高福源作为张学良的亲信，很有可能成为我党与张学良“牵线搭桥”之人。

得知俘虏高福源的消息后，毛主席立即告知彭德怀，让他尽可能争取此人，并强调：

“你们要好好对待他，如果到时候他愿意回去，就让他回去。”

除此之外，彭老总还亲自会见高福源，对他热情款待，两个人还在窑洞中促膝长谈整整一晚。

高福源当然明白，毕竟东北就是他的家乡，现如今日寇猖獗，烧杀抢掠，他又岂能袖手旁观。

但无奈的是，他只是一介团长，兵随将领草随风，万事都应该服从少帅张学良。但彭老总还是和高福源表明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

第二天，我党还专门安排了一场联欢会，上演抗日节目，并把所有的东北军俘虏全都邀请过来。

那句“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家在东北》更是让在场诸多东北将士湿了眼眶，他们的亲人朋友、父老乡亲如今已然遭受着日寇的折磨。

高福源觉得自己有必要帮这个忙，就像他们被俘虏时，从红军那儿得到的回应：

“中国人不伤害中国人。”

高福源和李克农很快就动身前往洛川，王以哲得知高福源平安无事回来后，便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尚在西安的张学良。

张学良得知消息后，快马加鞭第二天就回了洛川。

高福源把这些天来在红军的所见所闻所感悉数告知张学良，张少帅开始陷入一阵沉思。

其实，此时的少帅内心应该是无比犹豫的，毕竟蒋介石作为自己的拜把子大哥，他认为自己应该听从大哥的建议。

但与此同时，蒋介石又扣扣嗖嗖地不肯给东北军弹药补给，还想着坐收渔翁之利，这就让张学良有些恼火了。

我们知道，西安事变是张杨二人联合发起的，所以此时杨虎城就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说服了张学良，少帅回头看着这些跟他出生入死的兄弟们，心中泛起阵阵波澜，抬头看着半月悬空，想起了疼爱自己的父亲张作霖。

少帅想明白了，抗日有必要，如今大敌压境，咱们自己窝里斗可不行，必须联蒋抗日，一致对外。

延安方面表态了。

1936年1月25日，我党秘密发布《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少帅表态了。

4月9日，他飞赴延安会见周恩来，双方达成停战协定。

周恩来后来写信中提到：

“汉卿将军，座谈竟夜，快慰平生。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

老蒋表态了。

6月，他预备中央师北调剿共，并把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部队调离。

少帅选择性无视，同年9月，东北军与我党签订《抗日救国协定》。

紧接着，便是蒋介石气急败坏飞赴西安，严令张学良给他把红军往死里打。

只不过这回少帅骨头硬了一回，当面给老蒋“画了个叉号”，意思是，我反对。

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少帅是怎么“挺起腰板说硬话”的：

10月29日，张学良赴蒋介石寿宴，席上劝蒋抗日，蒋介石：“我拒绝，你抓紧剿共。”

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主动请缨抗日，蒋介石：“我拒绝，你抓紧剿共。”

12月2日，张学良要求蒋介石释放“七君子”，蒋介石：“我拒绝，你抓紧剿共。”

12月7日，张学良赴华清池会见蒋介石，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劝蒋，蒋介石：“感情戏没用，你抓紧剿共。”

12月9日，西安爱国学生围到蒋介石府邸请愿停止内战，出兵抗日，蒋介石：“给我架上机枪，我看谁敢往前一步。”

这回张学良可真恼了，劝散学生后，当场冲进去痛骂蒋介石：

“你这样下去，和投降有什么区别。你无耻，咱们军人从没有‘降’这个字。”

“你今天就是用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会变！”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张学良劝谏无果，毕竟委员长觉得自己“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不可动摇的，他对“剿共”这件事属实执着。

紧接着，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扣押。

上文提到，蒋介石为督促张学良加紧剿共，果断飞赴西安。

可是此时的军统已经得知张学良有想发动兵谏的想法，既如此，蒋介石为何还要这样做？

首先，张学良是蒋介石的结拜兄弟，两人感情“好”。老蒋可能觉得自己足够了解汉卿，他是断然不会做出对自己不利的事情的。

再者，便是和张学良当时的计谋有关。

张杨二人私下达成一致意见，佯造出东北军和西北军内讧的局面，军中屡次传出打架斗殴，军心不稳的传闻。

还有两军对峙，互相指责是对方的问题才导致他们打不赢仗，甚至都要出现开枪对垒的局面了。

这显然是演的，演给谁看？

军统。

这样一来，蒋介石必定有所耳闻。

所以也就有了12月2日，张学良专门会见蒋介石，称东北军部下紊乱，军心不齐，希望蒋委员长可以赴西安训话。

蒋介石当然也不傻，虽说明面上同意了，但最后还是选择住在城外的华清池，想来还是信不过。

但只要把老蒋忽悠到自己的地界，张学良有的是办法。

结合当时国际形势，从我党准备“西征”这件事就能够明确，我们亟需苏联的援助。

而蒋介石亦是如此。

这从西安事变后苏联的反应中就可以看出来。

张杨扣押蒋介石后，苏联报刊立即痛斥说这是日本人的阴谋诡计。

而在当时的斯大林看来，蒋介石似乎就成了板上钉钉的民族领袖，他们也断然不会希望老蒋受到伤害。

要知道，蒋介石的背后，除了苏联，还有美国的支持，这些大国的所作所为无非是让中国保持势力平衡，维护自身利益罢了。

估计蒋介石也是考虑到这一点，才敢于现身西安的。

除此之外，“以力打力”是蒋介石常用的手段，他觉得像张杨这样的杂牌军对他来说就是棋子，借助他们的军队去消耗红军势力，自己则坐收渔翁之利。

结合当时日寇侵华的形势，蒋委员长消灭红军的心显然只会更加急迫。

因为在老蒋的心中，他觉得只要消灭了红军，他的地位、利益、权势才能得到保证。

届时，即使是面对日寇的进攻，究竟是打，还是再和前清王朝一样，和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隐忍退让，完全就是看他蒋介石自己的心情。

所以即使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就算老蒋想“讲和”，他也不能轻易这么做。

所以为了加速剿共进程，蒋委员长决定动身西安督战，只不过这次显然是中了张学良的圈套。

由此看来，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依然是为维护其自身利益，并没有所谓的“明知山有虎，却向虎山行”的勇气，而是被利益权势蒙蔽了双眼。

反观张杨二位将军以家国大义为先，以民族利益为重，其为抗战做出的重要贡献不应被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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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此间】

【编辑｜长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