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上午，仓库管理员老王在大厦地下二层的风机室打扫卫生时，突然有股恶寒腾起直冲头顶：他隐隐觉得背后黑暗处藏着个人，正凶恶地窥伺着他。

老王一个猛转身，借着手电，隐约看到风机后似乎真站着个人，可对方一动不动，怎么看也不像是活物。凑近一看，竟是一个风干的人！

“跟恐怖电影里一模一样！”老王事后大呼晦气，自己差点当场吓死。

1999年，北京发生了一桩“奇案”：一年轻姑娘只因漂亮又有钱，上班路上让歹人盯上，莫名其妙地人就没了。多年后被发现时，姑娘变成了一具干尸，遇害时恐怖的表情也被保留了下来。

案子虽然残忍，性质恶劣，但过程并不算复杂。此案扯淡之处在于，几名凶手被警方逮捕后，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眼看此事已板上钉钉，就差一个宣判，岂料犯人不但当庭翻供，法庭再三考虑后，居然当庭判处无罪。

看到这儿，您或许会想到两种可能：犯人要么“上头有人”，要么“家里有矿”，然而二者都不存在——犯人只是社会底层的打工人。

官方解释称：万一“好人”被冤枉了呢？

您再问：怎么杀了人也能算好人？有支持者就要跟您掰扯了：你懂什么？这才是司法精神！

事情要从1999年10月7日说起，当晚，一个名叫郭晓月的19岁姑娘要回公司完成一份文件。她在北京西站的地下车库停好车后，向一街之隔的写字楼走去。

这个过程只需花费十来分钟，可公司里领导左等右等，最后也没见到她人——郭晓月这一去就是整整7年。当时停车场的值班保安也很纳闷：我明明看到她走出车库了呀，写字楼就隔着一条马路，人怎么就凭空蒸发了？

直到2006年上午，仓库管理员王师傅阴差阳错地发现了失踪多年的郭晓月，此时后者已从一个水灵灵的漂亮姑娘变成了干尸。

王师傅差点当场丢了魂儿，他光速逃离地下室，赶忙报了警。

由于尸体“保存”完好，警方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确定了受害者身份。此外，法医通过勘验也确定了受害者郭晓月的死法：她曾被人粗暴地玷污，疯狂折磨，后用某种钝器反复击打头部致颅脑损伤死亡。

遗憾的是，因为年代实在久远，现场被彻底破坏，当年的痕迹一点都不剩了；当年的工人也早已各奔东西。

也难怪，上世纪90年代，对于我国百姓来说，汽车还是非常罕见的物件。据统计：2000年底，我国私人汽车保有量刚突破600万辆，每万人汽车保有量仅有49台。即便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路人看到别人开着小轿车，怕是也得感叹：嚯，这家伙真有钱。

更何况郭晓月遇害时只有19岁，虽然照片非常模糊，却依旧能看出其身材、样貌、肤质和气质样样出色，搭眼一看就知道，她跟普通百姓不是一个阶层的。

在调查过程中，警方还掌握了另一个重要线索：1999年10月，案发时大厦并没有彻底竣工，尚有一部分仍在施工，大厦的地下二层就被封闭着。一般人看到“闲人免进”的警示牌，大多不会硬闯。

专家因此提出怀疑：凶手会不会是大厦当年的施工人员，看到郭晓月开车便料定她有钱，或是单纯贪图美色起了歹意？

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老一辈经常提醒后辈为人处世要低调，有财别轻易外露，郭晓月显然没能得到要领。当然，笔者并不是宣扬“受害者有罪论”，只是感叹人心复杂，有时候自己的命还真不握在自己手里。

话说回来，警方费了很大力气，才设法与工程队的几十号人取得了联系，与此同时，调查人员留了个心眼，决定自上向下调查，先跟当官的和管事的聊聊，聊到哪个工人有问题再缩小调查范围，以免打草惊蛇。

令人失望的是，所有接受问话的均是一问三不知。正当调查人员打算放弃这条线时，当年工地的看门老头送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

老人情绪激动地告诉警方：我就知道那三个混小子没干好事！

他所指的三人分别名叫杨光华、赵德强和王福明，据称三人“精力”旺盛得很，臭味相投，经常凑在一起旁若无人地研究“动作电影”。看门老人回忆道，他曾亲眼看到这几个工人看完“小电影”后离开了大厦，但第二天回来时，他们表现得魂不守舍，表情异常怪异，这么多年过去，老人依旧记忆如新。

不过老人也拿不准，自己所说的这件事是不是发生在郭晓月被害那天，警方遂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找到杨光华。

说实话，当时警方心里也没底，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手里一点证据都没有。但凡对方随便扯个借口搪塞过去，审问也就结束了。怎料那小子心理素质差得很，看到一群穿制服的找上门，还没等说明来意，他就急忙为自己狡辩。

“那件事不是我干的，跟我没关系！”

“什么事啊？”

“七年前的事……”

就这样，警方异常轻松地打开了突破口，杨光华非常痛快地交代了事情的经过：1999年10月7日22时许，他与伙伴赵德强、王福明在北京西站附近的北恒大厦北侧偶遇回公司加夜班的郭晓月，见小姑娘长得漂亮便心生歹意。

三人先是语言挑逗，后将她强行带到大厦地下二层的一处隐蔽房间，本想着发泄一下欲火完事儿，哪知这一玩起来就没控制住。三人轮番玩弄了几次直到筋疲力尽，而地上的姑娘早已不成人形。为防止丑事败漏，三人合计了一下，遂用钢管猛击其头部直至死亡。

末了，三人将受害者遗体转移到平时极少有人去的风机室，大门一锁，全当这一切没发生过。也正因抛尸地点特殊，郭晓月免于腐坏，被风化成了一具干尸。

2007年，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对3名嫌疑人提起公诉，后因王福明脑梗塞去世，法院终止了对他的审理。

按理说，此案受害者身份确凿，案情清晰明确，又有嫌疑人的口供，审判应当费不了多大工夫。怎料不知两名被告受了何方神圣指点，在一审庭审现场像换了个人，一改此前丧家之犬模样，当庭翻供，坚称自己没有玷污、杀人。

赵德强更是声称，此前认罪是“被迫”的：警方来势汹汹，他吓得胡扯了一通。

事情到这一步，您会怎么认为？相信不少朋友觉得他们这是在负隅顽抗，以耍赖的方式狡辩，为自己争取一线生机。在公正严明的法律面前，这样的伎俩显然不值一提。然而当一审结果出来后，民众大跌眼镜。

法庭判决羊清、赵华无罪，理由是眼下的证据大多出自他们的初始口供，缺乏客观证据做支撑，证据链不完整，不能证明二人有罪。

无独有偶，2009年，北京市高院二审后维持原判。

结果一出，舆论一时间一片哗然。不少人质疑法庭审判太过“教条”，嫌疑人近在眼前，他们却要主动为他们脱罪，眼睁睁地看着凶手远走高飞逍遥法外。

更有人把话说得很难听：道理咱都懂，什么“疑罪从无”，嫌疑人倒是痛快了，受害者那边谁给个交代？

那么，此案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呢？倘若不带着任何主观色彩看待此事，笔者认为法院还是非常严谨的。

首先，三名嫌疑人的口供之间都存在矛盾，有人连灭口方式、杀和玷污的顺序就讲错了。其次，羊清和赵华所指认的藏尸地点是错误的，汪凯更像是随便猜了两处。再次，虽然受害者身上有被玷污的痕迹，但其衣物上并没有提取到男性DNA，这也成了本案最大的争议点。

检方认为上述疑点非常好解释，毕竟案子间隔太久，加上案发现场可能经过改造，变化巨大，嫌疑人指认不出岂不正常？

再说，倘若我犯了罪，指认现场时临时编一套说辞，只要跟事实对不上，岂不也得给我免罪？

若据此做无罪判决，未免太过草率。

法庭对此不予采信，坚称判案需要证据，坚持“疑罪从无”才是对人性与公正的尊重。

此外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法官恐怕也有所顾忌。

在此前的文章中我们曾提到：上世纪后期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司法一度采用“疑罪从有”的原则——先假定嫌疑人有罪，再寻找证据证明其无罪。这种情况在两次“严打”中得到充分体现，也因此诞生了许多错案。

20世纪最后几年，虽然这种情况得到了极大遏制，但为了让犯人招供，刑讯人员“严刑逼供”的情况也时常发生。

就在此案发生的前一年，云南昆明戒毒所民警杜培武的妻子王晓湘被发现惨死在路边。

王晓湘也是警察，她的死状凄惨而蹊跷：她与时任昆明市路南县（今石林彝族自治县）公安局副局长的王俊波被一把77式警用手枪双双射杀。两人都有公职，且遇害时开着的车辆还是警车，谁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当街杀害两位警官？

后经调查，警方得知两人遇害时居然在偷情！

因此，在毫无有力证据的情况下，杜培武成了头号嫌疑人。值得一提的是，他本有着充分的“不在场证明”——案发时他正在外地出差。可审讯者哪管得了这些？他们用手铐把杜吊在门框上日夜拷打，不让睡觉。结果不到一星期，杜培武便被迫在认罪书上签了字。

直到2000年7月11日，他才被云南高院改判无罪。

或许有了这样的前车之鉴，在郭晓月案中，法官才判得如此谨慎。

虽然对受害者而言，让凶手侥幸逃脱是残忍的，可换个角度考虑，万一嫌疑人当真是无辜的呢？

对于凶手，在证据链不够充分的前提下，日后找到了更确凿的证据可以再抓，反过来可就没得补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