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戈尔巴乔夫刚上台时发现了一份卷宗,令他欣喜若狂。
卷宗涉及的是一起骇人听闻的贪腐案:前任乌兹别克一把手夏拉夫·拉希多维奇·拉希多夫在地方经营多年,仗着前任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宠信,他弄权舞弊上下打点,以至于贪腐在当地官场就像呼吸一样稀松平常。
后据统计,拉希多夫及其党羽涉及的贪腐金额竟多达数十亿卢布,而此案经铁腕的安德罗波夫调查,主谋死的死抓的抓,已经处理了七八,就差有人给它收个尾了。然而随着安德罗波夫的逝世,继任的契尔年科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停止了调查,并将卷宗藏了起来。
戈尔巴乔夫觉得自己捡了个大漏: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要是此案在自己手里收尾,那可是一辈子的政绩啊!然而,就当这位雄心勃勃的苏联领导人宣布重启案件的调查时,居然发现事情发生了可怕的反转。
戈尔巴乔夫简直不敢相信,当年备受贪腐欺压的乌兹别克百姓,竟也主动替大贪官站台,甚至不惜“分裂国家”。
此案发生时,“红色巨人”正值鼎盛时期,彼时的苏联兵强马壮,士气高昂,处处急着跟美国争第一。
就在这欣欣向荣的背景下,加盟国乌兹别克却是怪事频发:三天两头就有仓库莫名其妙地失火,或是货物在运输时出车祸。当这些事故的报告被送到高层后,勃列日涅夫压根就不在乎——意外嘛,在所难免。
殊不知,这些“意外”都是因他而起的。
事情要从开始讲起。
彼时勃列日涅夫刚刚上台,转手就将自己的心腹拉希多夫派到了乌兹别克斯坦。他的理由很充分:拉希多夫出身于基层家庭,世代务农,而乌兹别克恰好是个农业国,还有比这更合适的任命吗?
然而恐怕连勃氏自己都没想到,他在拉希多夫身上的政治投资日后会带来多么超值的回馈。
初来乌兹别克头几年里,拉希多夫交出的成绩单还算漂亮,却也说不上有多“惊喜”。而他是个聪明人,深知勃氏好大喜功的性格,不弄个大新闻出来怕是难以真正入其法眼。
在当时,乌兹别克有一个传统强项——种棉花:该国近2/3的耕地都用来种植棉花,还是世界第三大棉花产出国。拉希多夫遂决定将这一优势发挥到极致。
在随后的一年里,他发动了一场“棉花热潮”,不但将大片原本用来种植其他作物的耕地全部改为棉花地,更是动员所有人投身到这场洪流中,连学生的上课时间都被“征用”,全部被撵到田地里种棉花。
就这么大干了一年,到1975年结算时,乌兹别克爆出个大新闻:该国当年棉花产量突破400万吨,前所未有!勃列日涅夫闻讯后喜上眉梢,而拉希多夫也顺势坐上了乌兹别克一把手的席位。
在次年2月召开的苏联二十五大上,拉希多夫成了“明星”,他在会议上大谈自己的成功经验。为取悦领导,发言结尾时,他表态愿带领乌兹别克人民再加把劲儿,让棉花产量再上个台阶,争取突破500万吨!
其实这话是拉希多夫咬着牙说出来的,要知道,达到400万吨的棉花产量都已经非常勉强,要做到500万吨,恐怕把整个乌兹别克翻个底朝天都未必做得到。若不是为了取悦勃氏,让老领导脸上增光,他才不会冒险呢。
怎料嘴上一时痛快却坏了大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完全超乎了他的意料。
拉希多夫讲话结束,会场是一片惊叹和称赞,坐在主席位置上的勃氏更是笑意盈盈,春风满面。他正等着勃氏的表扬,怎料对方却不按套路出牌,提出了一个让他进退两难的问题。
“拉希多夫同志,600万吨能不能做到?”
拉希多夫心中大惊,这个数字是绝无可能做到的。然而在此时此地,如此的气氛之下,无论用什么借口拒绝,后果都不可设想。
无奈之下,他只得咬着牙表态:“请勃列日涅夫同志放心,没问题。”
罪恶从此埋下注脚。
回到乌兹别克,拉希多夫整日愁容满面,面对老领导给出的难题,他彻底没了辙。而就在这时,有个叫奥德洛夫的同僚凑过来询问发生了什么。听过问题后,奥德洛夫竟拍着胸脯表示:小事一桩!
值得一提的是,这奥德洛夫并非什么好角色。此人官僚主义作风可谓丧心病狂,最喜欢颐指气使,给他办事的人都要像他的奴隶一样驯服,否则就会遭受残酷惩罚。
然而此人同时又是个很有手段的人:他的产业都搞得风生水起,尤其是由其经营的几家农场,拿出来当做行业标杆都毫不夸张。
奥德洛夫给拉希多夫出了一连串的“妙计”,例如在棉花中掺入石头沙子,或是从别的地方偷偷买来一些次等货物以次充好;再或是炮制“意外”,车翻船沉,仓库着火,上报称损失了多少棉花,反正“死无对证”嘛。
“加工”过的乌兹别克棉花被销售到全国各地,其中有些棉花因掺杂了太多的次品而无法用来生产别的商品。不过,这些受害者并不会向高层告发,因为总是有一笔随着棉花而来的、多到令相关负责人不忍拒绝的“补贴”。
拉希多夫和奥德洛夫计划中最高明的部分莫过于“见者有份”:在这套流程中,职位不分高低,哪怕是普通的装车工人,都能从中分一杯羹。后据调查:有些仓库负责人谎报棉花重量,他们每多报一车皮货物,就能拿到1万卢布的“酬劳”,而他们一个月的工资不过一百多卢布而已。
正是在各种疯狂的造假,东拼西凑之下,1976年底,乌兹别克的产棉量如愿突破600万吨,那一年,苏联全国棉花产量也超过美国,跃升为世界第一。
从一些资料来看,当时拉希多夫的“运作手段”在许多旁人看来根本不算什么秘密,但拿到了理想的结果的勃列日涅夫对这些“流言蜚语”根本不闻不问,并且乐意为乌兹别克的棉花买单。据统计:从第25次会议过后,莫斯科为收购乌兹别克棉花至少支出了30亿卢布。
最高领导人收获了“面子”,拉希多夫得到了政治红利,各级官员拿到了“报酬”,基层人员也分到了“补贴”,正是因为做到了“人人获益”,大伙儿才默许这种丧心病狂的腐败模式健康运行;不仅如此,其他行业见状也纷纷效仿,大伙儿心照不宣,争先恐后地瓜分国家财产,窃取基层劳动人民的劳动果实,犹如趴在耕牛身上疯狂吸血的一群水蛭。
这种离谱的状况一直维持到勃列日涅夫于1982年逝世,继任的安德罗波夫对腐败尤为痛恨,当即派出特别调查组前往乌兹别克调查。
起初,乌兹别克各级官员拧成一股绳,共同对抗“外敌”,导致调查小组一时无法下手。后者旋即改变策略,开始从基层查起,立马就有了收获。
巧的是,当时恰好有位中年妇女告状,称哈拉州内务局长穆扎法罗夫向她索贿。调查组负责人之一的戈德良立马带人登门造访,果然在这位内务局长家中发现了堆成小山的钞票和各种财物。
穆扎法罗夫见事情败露,为争取从轻发落,他毫不保留地交代了这些钱财的来龙去脉,而特别调查组顺藤摸瓜,最终掌握了乌兹别克最高层官员确凿的贪腐证据。眼见无力回天,拉希多夫放弃了挣扎,直接开枪自杀。
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
随着调查深入,更加可怕的事实浮出水面:乌兹别克境内几乎所有棉花产地、相关工厂、运输系统等全部涉案,而拉希多夫之死令他们群龙无首,人们为了自保争相揭发他人,一时间,数不清的报告如潮水般涌来,导致苏联内务系统陷入瘫痪。
俗话说“法不责众”,然而作为推行自己改革的第一刀,安德罗波夫并不打算对这些罪犯心慈手软,他派遣克格勃特工昼夜不停地捉拿犯人,许多涉案官员的家门在大半夜被敲响,第二天就被邻居发现“失踪”了。
那段时期,克格勃带给这部分人的恐怖,甚至不亚于20世纪30年代的内务部。
此案的水落石出令全苏联人民内心大受振奋,而安德罗波夫也打算趁着这个势头加大对贪腐现象的清算,然而就在这个关头,他却因病逝世了。经过契尔年科短暂的过渡后,1985年,年轻的政客的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新任最高领导人。
当戈尔巴乔夫发现尘封的卷宗后,他大为欣喜。眼见案子已被处理得七七八八,主要涉案者死的死抓的抓,就差收尾工作了。
毫无疑问,一桩牵扯数百名官员、涉及赃款达数十亿卢布的贪腐案能在自己手中迎来结局,这将是天大的功绩!戈尔巴乔夫认为这是自己扬名立威的机会,当即宣布重启此案的调查。然而接下来发生的可怕的转折直接让他慌了手脚。
一听要重启调查,乌兹别克百姓反应激烈,却不是唾骂贪官,反而在为贪官说情。
原来,拉希多夫并不是咱们通常意义上认为的那种“贪官”:他虽然贪图权力,擅长弄权舞弊,却把从莫斯科骗来的资金中的大部分实打实地用在了乌兹别克的建设中。在位期间,各种民生设施,如学校、医院、公路等拔地而起,大幅提升了乌兹别克人民的生活水平。
有一些资料表明:彼时乌兹别克百姓的生活水平在“红色阵营”内部算是首屈一指的,甚至不比莫斯科百姓要差多少。
剩下的钱则被他用来上下打点了,真正流入他口袋的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因此,当戈尔巴乔夫宣布重启案件调查后,乌兹别克人民根本无法理解,为什么高层总抓着他们的“父母官”不罢休,因而反应剧烈。而残存的官员们更是趁势从中作梗,坊间甚至传出了“乌兹别克要退出苏维埃联盟”的传言。
这样一来,戈尔巴乔夫反倒慌了。为安抚民众,他深知不择手段,将负责调查此案的两名负责人戈德良和伊万诺夫撤职并开除党籍,多年后才得以平反;同时停止了此案的调查,事态才终于平息。
换个角度来看:拉希多夫虽然行贿舞弊,却能将所有人伺候得舒舒服服,他也拿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安德罗波夫铁腕反腐,摧枯拉朽;契尔年科大概是一早就认清了其中的利害关系,干脆不蹚浑水;唯独戈尔巴乔夫野心勃勃,最终反倒被搞得下不来台——几相对比,这些政治人物水平高低,一目了然。
从对贪腐分子投降认输那一刻开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便注定失败,苏联的最终命运也就此注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