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锋/文
在伪满政治傀儡戏中有两个主角；一个是处于领衔主演地位的伪皇帝溥仪，另一个是处于领班地位的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实际上，在张景惠之前，还有一名处于领斑地位的主角，叫郑孝胥，只演了4年，便被导演赶下台，由张景惠接替，连续演了10年，一直到傀儡戏演完为止。因此，确切一点说，张景惠是伪满后10年政治傀儡戏的另一个主角。
溥仪和张景惠“君”、“臣”二人，能够连续10年在一起充当主角，同演一台戏虽属见，但这却是由幕后导演日本军国主义者所决定的历史事实，也就是说，这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根据傀僵的标准和条件，经过较长时间的挑选、豢养、训导、考验的结果。即使这两个有血有肉、有思维、有七情六欲的活人，竟被训育成甘愿受其操纵、摆布的傀僵，并能真正领会导演的意图，忠实地履行自己所担负的责任。
清逊帝溥仪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建立伪满政权物色的第一个对象。据当时参加策划建立伪满洲国的关东军参谋花谷正回忆：“我们所考虑的独立政权之首脑条件是：(1)为三千万民众所敬仰，出身世家而有德望的人；(2)满洲人；(3)不会跟张作霖或蒋介石合并的人；(4)肯跟日本人合作的人。而从这些条件来衡量，最理想的人选当然是溥仪”①。曾任伪满总务厅次长的古海忠之也说：“将隐居天津的清废帝宣统溥仪召至满洲，使之充任国家元首，其理由是：(1)清朝的始祖发迹于满洲，溥仪从血统上是满洲人；(2)因此溥仪在满洲土著民等多数民众中，无疑受到尊敬；(3)溥仪同张(学良)政权及国民党政府没有任何关系；(4)从溥仪过去的经历来看，可以和日本人合作”。
溥仪作为清朝的末代皇帝，丢了“天下”，深感对不起列祖列宗，“恢复祖业，还政清”，便是其朝思暮想之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溥仪是不择手段的。尤其是听信了日本人的引诱和鼓动后，便产生了借日本势力复辟满清王朝的梦想。日本侵略者也正是抓往并利用了溥仪的这种心理；扶植其充当了头号傀儡。
日本人为什么会选中张景惠呢?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初，发动事变的罪魁祸首本庄繁和土肥原贤二曾在致天皇裕仁的电报中说到过对张景惠的印象：“在满洲有一定声望；但毫无学问，人既颟顸，”又无大志远谋，”手下尽阿谀之辈，全无人材之所言。臣等为我帝国一贯政策速达目的计，必使此等人物为图利用可也”。伪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后来回忆说，选中张景惠出任总理大臣，是因为“张景惠是伪满政界的元老；投降派的巨头之一，擅得于人和，是个‘好好先生’”③。因此，当原伪国务总理大臣郑孝胥提出“国际共管”的主张后，日本关东军认为郑不听话，遂换上了张景惠。
1935年5月19日，伪国务院发生了一件极不寻常的事情，是日晚8时，伪满各部大臣们应召来到总务长官官邸开会，却不告知会议的内容。只见会场内外日本宪兵出出入入，门口还有武装宪兵把守，警戒森严，如临大敌。不久，与会各大臣被分别召进到密室，告知国务院改组及本人被调动事项。就在这紧张而神秘的气氛中，张景惠取代了“建国老臣”郑孝胥，当上了伪“国务总理大臣”。
张景惠出任伪国务总理大臣的10年间，日本关东军为便于操纵，对身居伪满军政要职的汉奸进行频频调动，有人竟被调动达四五次之多，唯独他稳居“总理大臣”之宝座。据与张景惠关系密切的于镜涛披露，关东军曾向张景惠保证，让其终身坐稳满洲国的第二把交椅（第一把交椅自然是伪皇帝溥仪，他不能“僭越”）。伪满的高级官吏都在背地里说：“张景惠是铁杆总理大臣”。
张景惠之所以地位稳固，主要是因傀儡戏演得绝妙，其绝妙处有两条：一是，听日本人的话；二是，卖国有术。两者结合构成了他这“第二把交椅”的坚实基础。通观以溥仪、张景惠为首的伪满洲国制定、执行政策的过程，以及他们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便可形象地揭示出这对所谓“君、臣”的傀儡面目。
1934年3月1日，伪满洲国实行帝制所颁布的《组织法》中规定：“满洲国由皇帝进行统治，即由皇帝统揽统治权，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均属皇帝；皇帝还统率陆、海、空军，颁布‘紧急训令’，掌握大赦、特教等权。”同时还规定：“国务总理大臣是皇帝的辅弼者，但对各部大臣则居于统治地位。国务总理大臣主持国务会议，认为必要时可以停止或取消各部大臣的命令。”这就是说，各部大臣是所管部门的行政长官，对伪皇帝并无辅强责任。因此，伪满政府组织是以国务院总理为中心的宰相制度。
从表面上看，日本人所规定的“皇帝”、“总理”权力是冠冕堂皇的，但实际掌握统治大权的不是“皇帝”溥仪，而是“皇帝”之上的“太上皇”——日本侵略者在我国东北的总代表关东军司令官。伪国务院的大权也不掌握在张景惠手中，而由伪国务院下属的总务厅控制着伪国务院的实际权力。从形式上看，由日本人担任的总务厅长官是总理大臣的部下，但凡属国务之事均受命于总务厅长官。所以说，关东军司令官是凌驾于皇帝之上的太上皇；总务厅长官则是高居于总理大臣之上的实际总理。
张景惠在处理“国务”方面的重要使用价值，主要表现在按惯例每周召开一次“国务会议”，即形式上的内阁会议。真正的国务院内阁会议，是由总务长官主持，各部日本人次长参加，每周二定期召开的次长会议，即所谓的“火曜会”，伪满政府的一切重大决策皆出于此，然后由总理大臣主持国务会议，对“火曜会”提交的议案、决策，几乎全都原封不动地举手通过。
由国务院通过、伪参议府“裁定”的议案，送交“皇帝”做出最后的裁可。那么，溥仪是怎么对待那些文件呢?如毓所说：“溥仪办公非常随便，如每日例行裁可的文件，从未细加浏览。偶而有之也只是好奇，对日本人的姓名多看儿眼。我深感于不知有多少条中国人的性命断送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又有多少条中国人的性命死亡在溥仪形式上的裁可之中，能不痛心乎?溥仪是一个真正的哑巴傀僵，从来没有听说他对那个文件驳回了或是询问了。溥仪薄仪就是这样用毛笔在每一份文件上写个“可”，从未写过一次“不可”。张景高批阅文件和溥仪一律写“可”的方法同出一辙。他因文化不高，对文件内容懒得看，即使看了也不懂写得是什么意思，反正都是日本人决定的事，看与不看一个样，盖个戳就算完事。因此，日本人非常赏识这位“盖章总理”。
当然，关东军操纵、控制溥仪、张景惠，主要还是采取所谓“内部指导”的办法。“皇帝”、“总理”的招牌，尚有用场，不便摘掉。“内部指导”自然就是外观上尽量使之保持“君”、“相”的姿态，暗地里则由关东军把持和操纵一切。此外，为了更加严密地监视、控制他们的一举一动，使其死心塌地地听从摆布，日本关东军还采取了特别措施，在溥仪的身边安插了关东军的一名代表---“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在张景惠的身边配备了日籍秘书宫——松本益雄。溥仪曾形象地比喻说：“关东军好像一个强有力高压电源，我好像一个精确灵敏的电动机，吉冈安直就是传导性能良好的电线”。
吉冈安直，日本九洲鹿儿岛县人，约生于1895年。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溥仪在天津时，吉冈是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参谋，由于常常跟随驻屯军司令官到静园“拜访”溥仪，遂与溥仪相识。1935年，受任“帝室御用挂”来到溥仪身边，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始终没有高开溥仪、溥仪曾回忆说：“我出巡、接见宾客、行礼、训示臣下、举杯祝酒以至点头微笑，都要在吉冈的指挥下行事。我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见了说什么话，以及我出席什么会，会上讲什么，等等，一概听他的吩咐，我要说的话，大都是他事先用日本式的中国话写在纸条上的。”③这样，溥仪便完全发挥着傀僵的作用，而吉冈在10年间则由一名陆军中佐擢升为陆军中将。
派到张景惠身边的“秘书官”松本益雄，日本门司市人，1900年生，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毕业。他先在日本外务省亚细亚局工作，后派驻中国北京、南京、上海、广州日本使馆和领事馆任秘书或书记官。松本诸热中国历史和风俗民情，会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1931年5月，他曾任驻哈尔滨日本总领事馆书记官，此时与张景惠 相识并有过来往。据松本回忆说：“我最初见到张景惠是在昭和6年5月，当时，张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兼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往来于南京与哈尔滨之间。他花甲的诞辰生日是5月4日，所以，他为了庆祝花甲大寿，回到哈尔滨。我当时是哈尔滨总领事馆的书记官，陪同大桥总领事来到哈尔滨车站去迎接他。虽说已是5月，但天气还很寒冷，我记得张景惠穿着一件像西服加长似的长长的黑色大衣，身高大约5尺4寸，椭园型的脸庞，白净的皮肤，一副潇洒的模样。从他过去的经历看，我真有点感到意外。”张景惠的生日晚会是在特区长官宫邸榆树成林的院子里举行的。松本益雄随大桥总领事前来祝寿。松本、大桥利用一切机会接近张景惠，对他进行引诱、拉拢、蛊惑的工作“九·一八”事变后，张景惠园到哈尔滨，松本益雄颜繁地与其按触；策划张景惠宣布独立，松本曾说：“大概是因为本来就对日本抱有好感的原因吧！他总是对年轻的我给于热情的照顾……满洲各地行政长官顺应大势，纷纷表示脱离南京政府而独立，张景惠也于昭和7年1月1日直布独立。这件事我也从中帮了：很大的忙，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受张的秘书长的委托，和张一起推敲了独立宣言的文稿，于1月1日黎明，带着宣言文稿，乘飞机赴奉天，转交给关东军”可见，在张景惠宣布黑龙江独立的过程中，松本益雄从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已对张景惠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独立宣言”一草就，松本便带着赴奉天向关东军请功去了。
伪满政权建立后，松本益雄出任伪外交部亚洲科科长，但因患病回国休养未到任。病愈，适逢张景惠出任伪总理大臣。日本关东军考虑到“九·一八”事变后，松本对张景惠进行过卓有成效的工作，遂委其担任张景惠的秘书官，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此间，松本就像张景惠的影子，即是秘书又是翻译，参加各种会议，接人待客，视察伪满各地几番访日，松本益雄皆是紧随左右，做到了“尽职尽责，忠心耿耿”。就连张景惠每次发表谈话，皆由松本益雄事先拟定内容，按照日本关东军的调门，借用张景惠之嘴讲出去。有一次，张景惠又要发表讲话，他事先看了一遍松本起草的文稿，其中有一个字不认识，于是，张景惠便拿着底稿去找松本，松本傲慢地回答说：“你那么认真干什么，这个字不认识，顺过去就是了，怎么写，你就怎么念，”可见，张景惠这个领班傀儡的角色演得是何等出色!
溥仪为了稳坐傀儡皇帝的宝座，获得日本人的青睐，是无所不为的。正如溥仪自己所说：“14年来，由于我对日寇的一贯千依百顺，从无厌色的结果，岂但把东北广大人民的利益全部‘卖尽典光’，把东北的一切主权都毫无吝惜地双手断送馨尽，并且还助纣为虚地替日寇的一系列侵略政策带头铺平了道路。”
“日满一德一心”、“全力支持亲邦圣战”是溥仪的口头禅。而张景惠的卖国求荣的妙诀则是“要啥给啥”，即日人要啥，他就给啥。在对日本侵略者“顺从听话”这一点上，溥仪、张景惠是相同的。
伪满后期，随着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扩大与升级，对战略物资的需求日益增长，东北作为日本战争资源的供应地遭到了更为疯狂的掠夺和搜刮。“金属回收运动”就是日伪巧立名目搜刮东北人民的手段之一。溥仪对于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的掠夺，从来就是“有令必行”，这次就更不例外。溥仪首先将宫中的铜铁器具、门窗上的各种铜环、各式金属挂钩、铜吊灯及一些金属装饰品之类全部献出。随后，又自动拿出了许多白金、钻石等首饰及银器交吉冈代转给日本关东军。后来听古冈说关东军可令部把地毯都捐献了，溥仪便毫不迟疑地将宫中所有地毯，正在铺用的也好，存储备用的也好，一古脑地全部献了出去。溥仪犹感不足，顺便又将自己的数百件衣服也一起捐献了。
“皇帝”陛下为支持“皇军之东亚圣战”如此“慷慨”，作为“总理大臣”的张景惠当甘落后。他为了满足日本帝国主义对钢铁的需求，又通过“国务院”制定了《金属类回收法》。他首先下令将伪国务院15吨重的铁门及门灯，门窗上的铜拉手、楼梯雕板等与齐卸下献的。对民众手中的各种金属制品更是悉数搜去，如门拉手、汤匙、点心棋子、乐谱架子；炉算子等，无论大小；凡沾上金属边的，都列在《金属类国收法》的清单中，连老太太平时嘴叼的钢烟袋钢也是回收对象：当年，德都县为响应张“国守总理大臣”“献纳金属的号召，专门举行仪式，将187尊明朝以来铸就的大小铜佛全部献了出来，以此“协力圣战”。
在推行“粮谷出荷”政策时，张景惠通过伪国务院这架机器，先后炮制了《主要粮谷统制法》、《农产物交易市场法》、《粮谷管理法》等一系列强征法令，对东北民众的口粮实行严格的统制配给、配给量之低，举世罕见。1943年7月，在当时的奉天，大人供给量是7公斤，少年为4公斤，幼儿2公斤。鞍山市成人供给量6.5公斤，抚顺6公斤。当年4月，哈尔滨成人配给量仅5公斤。广大民众只好吃用橡子面蒸的所谓“满洲馒头”，喝豆饼渣掺糠秕、杂谷的“协和粥”。溥仪自有傀儡的苦衷。作为毫无自主权的人，事事都要小心谨慎，稍有疏忽，便可能酿成大祸。为此，溥仪、张景惠“君臣”二人，还必须将真面目隐藏起来，有时不得不装成两面人。当日本主子面一个样，背着日本主子则另一个样。有一年，张景惠去伪通化省视察，伪总务厅长官与其同行。他少年时就养成了大烟瘾，但拘于总务厅长官的威严而不敢抽。烟瘾犯了，万般无奈，只好去找通化省医院的医生给他打“八布那鲁”麻醉药，以解燃眉之急。仅此一桩小事，便可得知日本人对他的监视程度如何，张景惠的内心又是何等地惧怕日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