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仅有一个，那就是自杀。判断人生值不值得费力去活，就是在回答这个哲学的基本问题。

而其余的论题，比如世界是否具有三维空间、心智是否拥有九个或十二个范畴，都是次要的。这些问题都是游戏，我们首先必须作答。假使如同尼采（ Nietzsche）所说的，哲学家为了赢得尊敬必须以身作则，那么我们便理解回答问题的重要性，因为它将带来决定性的行动。这些是我们的心明显可感的事实，不过必须深入探讨才能让它们在理智上变得清晰。

荒谬与自杀

节选自《西绪福斯神话》

[法]阿尔贝·加缪 著

沈台训 译

假使我自问，如何判断哪个问题较为重要而迫切，我的答案是，依据问题引发的行动而定。我从未见过任何人为了本体论上的论辩而死。伽利略（ Galilée）曾主张一个重要的科学真理，可是一旦这个真理危及他的生命，他旋即轻易放弃了它。在某种意义上，他这么做是对的。那个科学真理不值得他赌上生命。究竟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还是太阳绕着地球转，说起来极其无关紧要。老实说，它是个无足轻重的问题。

另一方面，我却见到许多人因为觉得人生不值得活而轻生。我还见到其他人寻死的原因正是种种给予他们生存理由的想法或幻觉（生的理由亦是死的绝佳借口），实在矛盾。所以我认为，生命的意义是最重要而迫切的问题。如何给出答案呢？就所有根本的问题而言（我是指那些可能让人想要寻死的问题，或那些让人怀抱生命热情的问题），大概只有以下两种思考方式：“拉巴利斯” 式与“唐吉诃德”（ Don Quichotte）式。

唯有在实证与热情之间取得平衡，我们才能同时求得情感与理智清明。对于如此寻常又充满情感的主题，学究式的古典辩证法应该让位给一种较为平实的、出自常识与同情之心的思考态度。

自杀向来只是被视为一种社会现象而谈论。相反地，在此我们首先便要谈论个人的思想与自杀的关系。自杀这样的行动，如同一部伟大的著作，是在心底深处慢慢酝酿的。甚至当事人本身也不知道。某个晚上，他就开了枪或一跃而下。

我听说过一名房地产商人自杀的事情：五年前他失去了女儿，自此以后他整个人性格大变，丧女之痛逐渐“啃蚀”他。再也找不到更准确的字眼了。开始思考便开始啃蚀。这些意念的滋长与社会没有多大关系。蠹虫长在人的心底，必须到那儿去寻找。一个人必须了解这个使人从清醒面对存在到遁入无光之境的致命游戏。

自杀的原因甚多，最显而易见的理由往往不是最有力的。自杀很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不排除真有这样的案例）。是什么引起了这样的危机，几乎总是很难证实。报章上经常提及“抑郁而终”或“久病厌世”。这类解释有其道理。然而，我们也应该要知道，事发当天，自杀者的某个友人是否曾经冷言以对。那个人便是罪人。因为那可能就足以将所有悬着的怨恨与厌倦，一举推向死亡的深渊。

然而，倘若很难确定那精准的一刻，也就是心智选择寻死的幽微步伐之时，那么从行为本身去推论它所隐含的结果，倒还比较容易些。在某种意义上，如同在通俗剧中所搬演的，自杀是一种告白：承认自己已经被人生击败，或不再理解自己的一生。我们不要太过着墨于这种模拟，还是回到日常的用语。

那不过是承认，“人生不值得活”。当然，生活从来就不容易。你日复一日做着生存所要求的动作，原因很多，首先就是习惯使然。而自愿赴死意味着，你已经承认（甚至是直觉地承认）这个习惯的可笑性，承认自己丧失了所有深刻的生存理由，承认汲汲营营实属荒诞，承认自己的受苦毫无意义。

那种将生命所必要的睡眠自心中剥夺的难以估量的感受，究竟为何？一个能够解释的世界，即便是不好的理由，还是我们熟悉的世界。相反地，身处在一个突然失去了幻想与光明的世界，一个人会觉得自己像个异乡人。他的放逐无药可救，因为他被夺去了对故乡的记忆，或者对应许之地的希望。这种人与生活的离异（ divorce），演员与场景的离异，正是荒谬感。任何曾经想过自杀的健康人，无须多加解释就能看到这种荒谬感与求死的直接关联。

本文的主题正是荒谬与自杀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怎样的程度上，自杀是荒谬的解决之道。原则上可以假定，对于一个诚实的人来说，他信以为真的事物必然决定了他的行动。如果他相信存在是荒谬的，必定会有所行动。我们可以合理地揣想，清楚且并非无病呻吟地设想，这么重要的一个结论，是否会让人觉得必须尽快放弃一个难以理解的状态。当然，我在此处所指的是那种准备言出必行的人。明确来说，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又无解。

但不要误以为简单的问题会带来同样简单的答案，显而易见的事实会以显而易见的事实为前提。就像是一个人是否自戕这个问题，自原因推及结果或者把问题倒过来，在哲学推论上似乎只有两种答案：是或否。这样未免太容易了。但我们必须允许那些没有结论的人继续探问。在此我稍微开玩笑地说：是大多数的人。我也看到那些回答“否”的人，行为表现却像是想着“是”。事实上，如果采用尼采式的判准，那么这些人无论如何都想着“是”。另一方面，那些自杀的人却经常深信人生的意义。这样的矛盾确实存在。甚至可以说，在逻辑如此重要之处，矛盾也愈显强烈。若比较哲学理论和信仰这些理论者的行为举止，便会发现这是常见的现象。

然而，必须指出，在那些否定人生意义的思想家中，除了文学作品中的基里洛夫（ Kirilov）、来自传奇故事 的派里格利诺斯（ Peregrinos）及属于假说的居勒· 勒奇耶（ Jules Lequier），没有人会至死坚持他的逻辑。叔本华经常被引为笑柄，因为他在满桌佳肴前赞美自杀。这并无可笑之处。没有严肃看待悲剧并非如此严重，它有助于判断一个人。

面对这些矛盾与难解，难道我们必须论断说，一个人对生命的看法与他轻生的举动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对此我们不必夸大其词。在人对生命的依恋中，存在某种比世上所有灾祸还要强韧的东西。肉体的判断不亚于心智的判断；当死亡迎面而来时，肉体会退缩不前。我们在学会思考的习惯前，已经先被生存的习惯影响。朝向死亡的进程中，肉体始终都走在最前面。

总之，有关这个矛盾的本质，存在于我所称的“逃避”（ esquive）的行为中，它就像是帕斯卡式的“消遣”（ divertissement）。逃避是不变的游戏。典型的逃避，构成本文第三个主题的致命的逃避，就是希望。对于一个人“应得”来生的希望，或是怀抱着虚而不实的想法，比如有人不为此生而活，而是为了某种超越人生、使人生升华的伟大理念而活，它们都给予人生意义，并且也背叛了生活。

这一切都让混乱蔓延。至今，人们仍玩弄着文字，假装相信“不承认人生具有意义，势必使人宣称人生不值得活”，而这么做并非徒劳。但事实上，在这两个判断间，并没有必然的共同标准。一个人只要别让自己迷失在上述种种混淆、分离与矛盾的说法中就好。应当排除所有阻碍，直探真正的问题。因为人生不值得活而自杀，诚然是个事实，却毫无用处，因为它不言自明。然而，这个对存在的羞辱，这个使存在灭顶的否认，是否真的是因为存在毫无意义？难道存在的荒谬需要一个人通过希望或自杀来逃避它？在排除阻碍时，必须厘清与阐明这一点。是荒谬命令死亡吗？这个问题必须先于一切思考方法与公正心智的运作。各种不同的意义、各式各样的矛盾、认为“客观”的心智总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心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与探索全无用武之地。它只要求一种说起来没有理由的思考方式，亦即逻辑的思考。这并非易事。行事合乎逻辑很简单，但要从头到尾坚持逻辑却几乎是不可能的。亲手了结自己性命的人，正是这样自始至终依循着自身的感受。对于自杀的思索，让我有机会提出唯一让我感兴趣的问题：是否存在一种可以延续至死亡的逻辑？这一点我无从得知，除非我参照事实，不带鲁莽的热情，进行我在此追溯来源的推理。这正是我所称的“荒谬的推理”。许多人已经开始运用这种思考方式。但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能持续下去。

卡尔· 雅斯贝尔斯（ Karl Jaspers）主张世界不可能成为一个统一体。他说：“这样的限制导致我回到自我，在自我之中，我不再躲藏于我所代表的某个客观观点后面；在自我之中，无论是我自己本身，或是他人的存在，皆不再能成为相对于我的客体。”继众人之后，他也唤起我们那些思考已濒临绝境的干涸沙漠。确实是继众人之后，不过有多少人急着离开那里啊！许多人走到了思考踌躇的最后的十字路口，甚至是卑微无名的人。这些人于是放弃了他们最珍贵的东西，也就是他们的生命。其他人，比如一些思想界泰斗，也放弃了，不过他们所进行的是思想的自杀，是最纯粹的反叛形式。真正的努力反而是尽可能待在那里，就近端详这个遥远地带的奇花异草。韧性与聪敏同为这场非人（ inhumain）剧目的座上宾。舞台上则见荒谬、希望与死亡的对话。在这场基本又微妙的舞蹈中，心智可以先分析这些角色，然后说明它们，并在自己心中重新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