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商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恩选集》.第三卷.）

社会为什么变迁？为什么会爆发革命、变法、改革？这些不能从哲学、政论那些事物中论证，不是因为此类原因。虽然在大变革的时代，总会有相应的“理论”作为指导，而且，那些“理论”往往有理论史上的源流。但是，不是历史上传下来的“理论发展”导致一个变革，而是这个时代的经济状况，引发了一个变革。

虽然，时代的一个变革，它的理论旗帜，也许是过去产生的旧理论，现在作为新应用。但是，这个变革，不是理论产生的、不是理论的结果，而是经济情况需要变革，也必然产生一个指导理论。

这个理论，有可能是新产生的新理论，也有可能是旧理论；但有一点是相同的：是变革的事实，产生了理论；不是那个理论凭空产生，去指导那个变革。

是先有变革，以及那个变革需要一个理论，于是，一个指导理论就产生了。当然，这个新产生的理论，有可能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一个理论。但是，新理论不是旧理论“生”的，而是时代与经济“生”的。

理论上的传承，当然是有的，像哲学史、思想史、经济史；但是，这些文化思想，只是悬浮于“上层”，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生产方式的发展衍变。经济之上，必然会产生各类文化思想，但却是“跟随”经济的，而不是经济随文化“走”的。

一个经济学家，总结写一部“经济史”，里面写了人类或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编选了各个时期的经济理论成果。表面上看，是“理论的传承”，是理论的总结、集成，其实不然。那是编著者所处的时代，有一个经济特征，那个经济形态，要反映在理论上，就编成了“经济史”，归根结底，还是“时代”的产物。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理论；但是，“旧理论”也会有“新应用”。像现在的“儒家热”、“易经热”、“佛学热”，那是因为古代传统文化的部分内容，具有“永恒性”，超越了时代，在当今时代，仍然能派上用场、能解决问题；时代的现实，激发、激活了“旧理论”。

还有，马克思主义也出现了“回流”，因为现在社会的许多问题，可以用马克思主义解释、说明。如果“说明”不了问题，谁会去关注前人的理论。

发生了一个社会“事变”，尽量不要用道德、人性、人心去解释、分析，而是从“经济形态或状况”去分析；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或真理。

一个社会的经济状况，导致一些人说出某些话、做出某些事、写了什么书；经济，是政治、文化、人性的根源。

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应该是对金钱的追求；一个企业家，创办企业，当然是为了赚钱；个体户，辛苦经营，也是为了赚钱；被雇佣的打工人，为了钱、才去辛苦干活。

而且，经济发展的水平与增长，衡量的标准，也是“钱”。做生意、投资项目，如果赚钱了、赢利了，那就是成功了；赔钱了、负债了，那就是失败了。

所以，钱的本质与它的情况，是文化的根源；作家写书、学者搞文化，其实也是为了钱、也天经地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