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麾下，有一人权势滔天，备受倚重，堪称心腹干将。

他主导情报系统，是中华复兴社创始人之一。

他又与刘健群、陈立夫共建三民主义青年团，连团名也是他起的。

江西剿共期间，他仿效德国党卫军，组建国民党军委会别动队，随后又在当地设立“壮丁队”“铲共义勇队”，以强征青年、切断红军兵源为要务，制造血腥镇压，屠害无数革命干部与群众。

此人罪恶深重，乃红军死敌。

后来他终究落入红军之手，众人群情激愤，怒火难消。

就在喊杀声四起之际，毛主席一纸电令下达：把此人尽快送来。

杀人如麻的刽子手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蒋介石最为倚重的两大特务头目，非戴笠与康泽莫属。

前者负责外部情报，刺探日军动向，监视共党行动；后者则深入国民党内部，肃清异己，整肃党内各派。

二人皆为蒋介石耳目，权力之大，令人侧目。

一般人求见蒋介石，需经侍从室层层通报，侍从室视情况决定是否上报，蒋若不愿见，求见者便只能铩羽而归。

然而，戴、康二人例外，出入无阻。

戴笠

即便蒋氏与宋美龄私下密谈，二人亦可随时闯入，特权之大，不言而喻。

康泽何以受蒋如此青睐？此事还得从他早年的经历说起。

1904年，康泽出生于四川安岳县一户普通农家，原名康代宾。

年仅七岁，父亲病故，全家依靠母亲纺织维生。

他自幼勤勉，天资聪颖，刻苦求学，成绩在同龄人中一骑绝尘。

中学毕业后，在恩师李恒生、刘卓安及族人康纪鸿的帮助下，他远赴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

入学后，他对曾刺杀满清摄政王载沣的汪精卫（字兆铭）极为崇拜，不仅改名兆名，号康泽，更是刻意模仿汪氏言行，久而久之，举手投足皆带几分汪氏气度。

自此，“康泽”之名，开始在黄埔系中崭露头角。

他善演讲，记忆力惊人，从不备稿，出口成章，逻辑清晰，条理分明。

其谈吐之犀利，组织之严谨，使不少人对其刮目相看。

在黄埔军校，他刻苦钻研军事理论，从不贪图享乐，假日亦沉浸于《三民主义》研读之中。

一次周末，他独自一人在教室整理蒋介石的训话笔记，忽闻脚步声，抬头一看，竟是蒋介石在教官陪同下巡查。

见状，他立刻起身立正，神色肃然。

蒋介石翻阅其笔记，随口问道：“你叫什么？为何不休息？”

教官连忙答道：“他叫康泽，勤奋刻苦。”

蒋介石微微颔首，自此将其列入“可造之才”。

半年后，他以优异成绩毕业，蒋介石亲自推荐，将其送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

从此，他踏上了生涯的快车道。

1927年10月，康泽自莫斯科学成归国，步入国民党核心权力圈，起初任北伐军总司令侍从参谋，随即进入军政系统。

随后他升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不久又被调任总司令部江西“剿共”宣传大队大队长，专司反共宣传。

他笔锋犀利，言辞煽动，在政治宣传领域颇有“建树”，赢得蒋介石的特别信任，步步高升。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陡然加剧，全国抗日风潮汹涌而起，民众怒吼，学生请愿，军人誓死抗敌。

蒋介石忧心忡忡，惶惶不可终日。

他既害怕抗日救亡运动失控，又恐中共趁势发展，于是决定加强特务统治，建立更隐秘、更高效的情报系统。

1932年3月，“复兴社”在南京励志社会议室正式成立，成为蒋介石特务体系中最核心的机构。

康泽，统领最阴毒、最血腥的“别动队”系统，专门用于残酷镇压革命力量。

其“别动队”仿效希特勒的盖世太保、墨索里尼的黑衫军。

班底直隶蒋介石调遣，成员皆经过严苛训练。

该队编制精简，装备精良，行事隐秘，往往分散成小队，潜入苏区及其外围地区进行渗透破坏，手段狠辣。

红军暂时撤离的地区，地主豪绅组成的“还乡团”便在其支持下卷土重来，肆意杀戮，疯狂清算。

别动队员有时身穿军装，以正规军身份出现；有时化妆改扮，暗携武器，潜伏活动，专门对中共地下组织、进步人士实施暗杀、刑讯与清剿，制造血腥恐怖。

别动队虽人数不多，但每一个队员皆为训练有素的刽子手。

他们不仅装备精良，还配备现代化交通工具，蒋介石甚至特批：“凡别动队执行紧急任务，一切车辆应无条件让行。”

这使别动队行动更加迅捷，所到之处，红色根据地遭受沉重打击，共产党地下组织多次被摧毁，革命群众蒙受血腥屠杀。

凭借这些“战功”，康泽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扶摇直上，深得器重。

蒋介石称他“忠诚可靠”，视其为得力助手；而康泽，则将蒋介石奉若“至尊”，甘心效犬马之劳，誓死追随。

自此，康泽成为蒋氏特务机器的中坚，染血无数。

被俘后主席极为重视

康泽的权势，在抗战时期仍如日中天。

然而，抗战胜利后，国共谈判展开，全国范围内反特务、反独裁的呼声日益高涨，康泽声名狼藉，成为众矢之的。

蒋介石不得不暂避锋芒，将其外放，派往海外考察二战后各同盟国的战后复员工作，以求削弱社会对其的关注。

1946年夏，蒋介石公开撕下“和平、民主”的伪装，全面发动内战，内战烽烟再起，康泽才于1947年初归国。

此时的他，仍旧是蒋介石倚重的心腹。

同年3月，他被安排进入国民党立法机构，担任立法院立法委员，并同时跻身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成为常务委员。蒋介石仍未舍弃他，甚至考虑让他出任热河省主席。

康泽闻讯，内心惶惶，不敢前往。他深知，热河已成为中共战略反攻的主战场，冀察热辽边区的统帅程子华正指挥解放军猛攻国军防线。

康泽虽擅权谋，但绝非前线指挥之才，面对战功赫赫的程子华，他自知不敌。更重要的是，热河属于傅作义的势力范围，而康泽过去曾多次在蒋介石面前密告傅作义，试图削弱其权力。

如今若是赴任，傅作义焉能不“礼尚往来”？

康泽权衡再三，借故推辞，未敢前往，逃过一劫。

但蒋介石并未就此放弃对他的安排。

1948年1月，康泽被任命为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驻防襄樊。

康泽虽为黄埔军校出身，但长期从事政治工作，真正指挥作战的经验几乎为零。

如今让这样一位特务头子统领军事重镇，颇有些“赶鸭子上架”的意味。

但是蒋介石仍然寄望于他能死守襄樊，遏制解放军南下攻势。

1948年7月初，刘伯承指挥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及桐柏军区主力，正式向襄樊发起猛攻。

面对精锐的解放军，康泽心知肚明，自己根本无力抵挡。

但既然官职在身，表态仍需做足。

他通过电台向蒋介石表决心：“生决与城共存亡。”

同时，下令城内每天按时升降国旗，召开训话大会，极力维持镇定。

随着战况急转直下，康泽的镇定彻底崩溃。

他一边向手下发布激昂口号，一边偷偷向南京发出最后乞援的电报：“职固守最后碉堡，以待援军。”

1948年7月15日20时30分，解放军对襄阳城发起总攻。

解放军战士冒着枪林弹雨，突破外城防线，逐步向城核心推进。

激战整夜，至16日拂晓，各部队已将残敌压缩至东街杨家祠堂与古楼一带。

7月16日清晨，战斗愈演愈烈，枪声、爆炸声不绝于耳。

解放军不断逼近，外围喊声此起彼伏：“缴枪不杀！”

残存的国军士兵已军心涣散，有的放下武器，有的仓皇逃窜。

康泽的亲信胡学熙急得团团转，见大势已去，赶忙找来一套士兵服，劝康泽换装突围。

但康泽却一脸铁青，语气僵硬地回绝：“这不是我康泽的为人。”

当天下午16时，解放军指挥员王近山下令发起最后攻击。

火力全开，碉堡墙体被炸出巨洞，战士们迅速突入，一层层清扫残敌。

进入中心碉堡底层后，只见康泽倒卧在地，神情呆滞，身体右侧被烈火烧伤，焦黑一片，所幸伤势并不致命。

这个曾经威风凛凛的“别动队”统帅，最终还是没能逃脱，被解放军俘虏。

面对这个昔日红军的死敌，战士们义愤填膺，纷纷请命处决，现场群情激昂，恨不得立刻枪毙这个满手鲜血的特务头子。

捷报传至中共中央，毛主席极为重视，经过思索后特意发来电令：“将康泽送往华北，并派可靠武装，加镣铐妥送。”

晚年终被特赦

反共二十余年的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落入解放军之手后，原以为等待自己的必然是审判与处决。

现实却远超他的预料。

中共对他采取宽待政策，不仅给予治疗，还派专人照料起居。

甚至，在战局紧张之际，刘伯承依然抽出时间，亲自接见了他，与这位同乡推心置腹地长谈。

康泽满腹狐疑，坐卧不安。

在他的认知中，共产党人理应对他恨之入骨，毕竟，他曾屠杀过无数革命者，双手沾满鲜血。

每一天，他都在忐忑与煎熬中度过。

他不敢进食，害怕饭菜中下毒；他彻夜难眠，时刻警惕脚步声，以为枪口随时对准自己。

日复一日，他发现现实远比自己想象的复杂。

他的监狱伙食竟比看守人员更好，甚至有专门的医护人员为他疗伤。

他本以为会遭受严刑逼供，但审讯人员态度和蔼，甚至耐心询问他是否吃饱、伤口是否好转。

这一切，令他不知所措。

这是毛主席的智慧。

杀他，并不能为无数死去的革命烈士复仇，反而可能破坏解放军一贯执行的“优待俘虏”政策。

新中国即将建立，如果处决康泽，不仅会让国民党残余势力借机造谣杀俘，更会让许多仍在观望中的国民党官员心生惧意，不敢投诚。

而给予反革命分子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才是对人民事业真正有利的选择。

并且，襄阳战败，康泽被俘，让国民党高层却陷入尴尬，颜面扫地。

蒋介石的“特派战地视察组中将组长”周建陶，在城破之际丢下康泽，自己化装逃走。

败军之将，仓皇出逃，生怕自己成为蒋介石怒火下的牺牲品，便急忙向南京发去电文：“襄阳战斗于7月16日上午结束，康泽自杀未遂，受伤被俘，李本一的整七师已撤至宜城附近。”

收到消息后，蒋介石满脸阴霾，脸色铁青。

他是第一时间想办法如何粉饰太平。

于是，中央通讯社立刻对外发布“官方消息”： 康泽自杀成仁，为党国牺牲。

7月22日，蒋介石亲自授意发布声明，宣布康泽已“英勇殉难”。

第二天，《大公报》等国民党喉舌媒体纷纷刊登报道，歌颂康泽如何“壮烈成仁”“以身殉国”。

结果这个谎言没能维持多久。

康泽不仅没有“自杀殉国”，反而在解放军的优待政策下安然无恙地活着。

当国民党高层得知这一消息后，惊愕不已，整个国民党营垒为之震动。

国军士气本就低迷，此事更是让大批将领与官员开始怀疑。

而蒋介石本人，则是既愤怒又尴尬，狼狈不堪，恼羞成怒。

后来周建陶面见蒋介石。

蒋介石一见到这个“怕死鬼”，立刻勃然大怒，胡子一翘，劈头盖脸便是一顿臭骂：“你这个没用的东西！临阵脱逃！不好好协助康泽，一败涂地，还有脸来见我？”

康泽在战后被给予了改过自新的机会。

在宽待政策下，他接受改造，进行反思。

随着时间推移，康泽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有了新的认识。

他目睹了解放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也看到了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与国民党的腐败形成了鲜明对比。

1961年，康泽因健康问题，被批准监外就医。

两年后，即1963年4月，他被特赦释放，成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

这个曾在国民党特务系统内权势滔天、不可一世的人，最终以一名普通政协文史工作者的身份度过了晚年。

1972年，康泽在北京病逝，终年68岁。

参考资料：蒋介石的“宠臣”康泽其人

孟昭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