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年，广东西部客家人同广府人（原住民）发生了规模空前、惨烈无比的大械斗案，《客家文化》一书对此描述道——

“（土客）双方迭相攻击，寻衅杀掠，涉及粤西鹤山、开平、恩平、高明、高要、阳春、新会、新宁（台山）等十数县，持续十二年”。

这场空前惨烈、死伤无数的土客大械斗从咸丰六年（1856）始，至同治六年（1867）止，持续了十二年之久。

这场客家人与广府人的大械斗主要是由于大量客家人从潮汕、嘉应州（今梅州）迁徙至广东新宁（今台山）、开平、四会等地，因人口激增，难免与世居于此的广府人争夺土地资源，与当地原住民的矛盾日益加剧，终于在1856年爆发了这场持续12年之久的血腥武斗。

民国年间编纂的《新宁县志》、《赤溪县志》对这场空前惨烈的斗祸均有记载：

“（土客斗祸）初起于鹤山，继及于开平、恩平、高明、高要、阳春、新会，终至于新宁，而相斗亦以新宁为最烈......” 。

也有研究客家文化的学者认为这场“内战”延续时间为十四年，如郎擎霄在其著述《清代粤东械斗史实》中称：

“（土客）仇杀十四年，屠戮百余万，焚毁数千村，蔓延六、七邑”。

这观点来自于《赤溪县志》的一段记载。（铁马冰河wu作品）其实，细究史料，你会发现发生土客械斗的地区绝不止六、七邑，至少有十七个县份卷入这场激烈斗祸，“屠戮百余万”也过于笼统。

同治二年十一月，广东巡抚郭嵩焘在一份呈给清廷的奏折中说：

“咸丰四年洪匪之乱，被扰二十余州县，绅民多被裹胁 。客民应募充勇，因假公义以快其报复之私，所在惨杀，往往占据其田山产业，因以为利。嗣是土、客互相残害”。

分析史料，似乎可以把土客斗祸起始时间定于咸丰四年，终于同治六年，前后共计十四年。

至于这场大械斗的蔓延区域，有“六七邑”、“八九邑”之说。 粤抚郭嵩焘则认为有十几县：

“肇庆土客之变，抄掠至十余县，杀气满野，办理诸形棘手。如前所述，斗祸起于鹤山、恩平、开平、高要，蔓延于高明、新兴、新宁、阳春、阳江，浸及于四会、新会、罗定、东安（云浮）、西宁（郁南）、电白、信宜、茂名等州县。共计十七州县......”（铁马冰河wu作品）。

晚清广东土客大械斗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惨烈、最具破坏性的“内战冲突”之一，这样形容是有史料依据的——“广东西路土客械斗......死亡百余万《客家研究导论》”，这样的死亡率比一场大规模的战争造成的伤亡还要酷烈，对社会、经济、生命造成的破坏更是罄竹难书，历史影响及其深远。

发生在晚清咸丰同治年间的广东土客大械斗是一件逐渐被后世遗忘或忽略的重大历史事件。这场械斗也可视为内战，规模之大，伤亡之多，影响之深，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很罕见的。因为它被清廷、广东地方政府及后世学者定性为“民间私斗” 而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加上当时有洪兵、太平军起事，旋即又有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历史巨澜冲击下，在中国近代史这个热门领域里，这场空前激烈的土客大械斗成了人们记忆中的死角。

凡事有果必有因，反之也一样。晚清东南沿海地区此起彼伏的宗族械斗，与非宗族性的地域性（村与村之间）的械斗结合起来，又被称为血族械斗，是一种中国特有的、令人瞩目的民间冲突现象。许多学者认为，这些冲突的根源，大都起自民间社会的日常矛盾、纠纷。在当时地方政府及官员看来，这类纠纷不外乎争田夺地、抢夺水利、口角斗殴、婚姻名誉等琐碎小事，所以并没予以特别重视，不仅如此，地方官们还将土客之民动辄兴讼厮斗的情形，归咎于当地民风不淳，“奸猾好讼（打官司）”、“强悍好斗”。既不采取预防措施，处理疲软无力，遂致乡族械斗如同癣疥一般，依附于满清肌体上贯穿始终。

宗族械斗之风已经成为东南地区的一种暴力传统，此外，种族内部以语言习俗为区别，形成了一种特别具有爆炸性的紧张氛围。勤劳、敢于闯荡而极具凝聚力、并且早就习惯于用武力自卫的客家移民，在与比邻而居的土著（广府人） 的对峙中自成一派，极易触发暴力行为，竞争的后果便是导致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生，另一后果便是导致百与万生灵惨遭涂炭的粤东土客大械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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