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诞生在一个并不算偏僻的小山村，那里的民风淳朴，但环境并不算很美。一直以来，我都是以“我是农民的儿子”自居。我觉得这是一种幸运，因为我因此有机会了解中国最底层的社会与声音，在这个并不怎么让底层发声的社会中。父母对我一直是执行比较严格的家教，但还算是宽容。在我的眼里，母亲要比父亲更为的宽容和理性，她一直是我的榜样。确切的说，对于我这个独生子女而言，我与母亲是“相依为命”，很多时候父亲都外出干活，而没有兄弟姐妹的我，母亲就成为了我的玩伴。于此，母亲的很多价值观也深深的影响了我，譬如说：宁可别人欠自己的，也不自己欠别人的。我对于母亲的敬爱，非常的深刻，而她对我的照顾，也十分的周到。

我于四岁半上学，当时在一个比较小的学校中。因为两年没有考上西安交通大学的亲舅舅在那儿做教务处主任，故此我也就有了“走后门”的机会，1992年的时候，国家还是规定六岁半才能上学。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时候的学前班的班主任的名字：成芳。她看在我舅舅的份上，给了我很大的照顾。很快，我就升到小学的教育之中，班主任对我很严格，我的成绩还算可以，数学与语文都非常的好，但语文要比数学好一点。六年制的小学毕业后，我到一个在乡里比较好的初中蔡庙中学就读，第一年的中考我考的并不算理想，被一个在美术类还不错的乡镇高中录取。我没有去，那个时候在中学里有一个母亲的老师，也是我这一届的班主任蔡老师。母亲去央求她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复读一个初三。后来，据说初三一班比二班要好，我就选择了一班。班主任是一位十分风趣的中年老师。复读后，我以优异的成绩被一所市直属的高中录取，三年光景让我认识了不少，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撰文发表。我清晰的记得，那是2002年的秋天，我与父亲来到市里，来这所高中就读。2006年，我去了湖北省的武汉市的一所还不错的学校读书，华中科技大学。在那儿又度过了四年光景，确切的说是五年，因为考研的第一年没有被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录取。第二年就来到了兰州大学的哲学社会学院攻读社会学（基层政权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硕士研究生（学术型）。在过去的十年之间，我也学会了不少，为人处世与接人待物，还包括怎么读书，怎么写作，怎么思考，怎么看待问题。等等。确切的说，没有华中科技大学大学也就没有我的今天。没有过去的那一场场悲情的剧幕与发生，包括我的母亲的支持与我自己的努力，我也无法在今日找到我的人生目标与未来希望的生活方式。我感谢我的母校。

二、

在2007年开始，我从一本本哲学书入手，开始进入了读书的生涯。起初，只是读了一点世界文学名著等等。这些对我来说，只是一种心智的启发，或者是抚慰我小时候并不怎么愉快的童年。我清晰的记得，在被子里，我读到大卫·科波菲尔的时候痛哭的神情，我同情这位魔术师的遭遇。还有茶花女的“不可想象”。妓女仿佛在那个时候，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概念，只知道那是出卖肉体的女人，在尊严上就有点鄙夷，不觉得他们有什么尊严，现在来看那个时候是错误的。还有很多疑问和困顿，如少年维特一样把我纠结的跟什么似地。我始终觉得：先读西方哲学再读东方哲学会好一点，这样会比较容易入门一些，而之所以选择先读哲学也是基于“博而后能专”的道理，这样会让自己更为的清晰整个哲学脉络和知识体系。在哲学里，我最喜欢的是康德。虽然我读完第一次的“三大批判”一点都不懂，只是牢牢记住了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关于“启蒙”的定义。在中国当代的哲学家中，赵汀阳和邓晓芒两位学者我非常的喜欢，包括他们的为人。一直以来，我都想写一篇《我与邓晓芒先生》的文章，但是苦于没有这样的精力来写。或者是素材还不是那么的全，与其不如不写，以免亵渎。进而，从这个最根本的知识点出发，读到了很多好书，包括禁书在内。最后，选定了在社会学中发展。虽然我的一位很友好的老师给我推荐中文系，研究文艺批评，但是我还是偏执于学习社会学，虽然我的本科不是这个专业。我觉得，社会学是一门有前途的学科，也是一个让我敬重的学科。迄今为止，才200多年，很年轻的一门学科，更是一个社会越加的发展，越需要的一门学科。当然，我之所以选择社会学的原因不仅仅如此，还有一位导师的引导对我也很有影响，《小镇喧嚣》的作者吴毅。他对我十分的宽容与理解，对我的鼓励与帮助，是此生难以报答的。我对我现在的导师魏老师说，我有两个导师，一个是您，一个是他，她幽然一笑，十分的认定。

也正是因为吸收了很多学科的知识和一些见解之后，我在“民主”、“自由”、“平等”等这些普世价值中得到了自己的一个方位，我很确切的的说，我不是许纪霖先生所言的那种本质是右派而带着左派的帽子来博取政治资源。我是一个右派（别人对我的评价），在同行中似乎有点极右的个体。我觉得，这样的划分没有什么意义，与何怀宏先生的观点一样，最重要的是，无论你是“右”还是“左”，你的价值观念与见地只要能解决社会问题就是好的。

三、

在我们的生活世界里面，基于这五年内的变迁，很多原先是“一个战壕”里的朋友如今也变味了。变成了另外一个“阵营”的同志，这种变迁并不奇怪。想当初，很多丁玲也变得很快，最后还写文章赞誉那种“不当行为”。人的意识，其实非常的脆弱，在强大的社会运动中极易受到情绪化，或者说是政治化的影响，洗脑对于一个强大的政治集团来说，并不困难。现在看来，倒是思想控制比较麻烦，因为网络的出现。很多觉醒的个体，从而认识到了自己。在我的身边还有另外一些事情比较有意思，很多人读着读着书，全部去研究“政治学”去了，我觉得这种偏向貌似与中国人的一种情结有关系，打小我们就从未离开过政治，而需要弄懂政治，还需要从政治学入手。这是一种带着幻想主义色彩的举动与意识，我觉得他们最大的一个失败之处在于：没有弄清楚政治与政治学的差别。所以误将政治当做政治学。还有，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对政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觉得政治就是一个恶的东西，其实不然。

在我的整个求学之路中（虽然还没有截至），很多朋友因此与我“分别”，他们过上了他们自己所认为的安稳生活。毕竟每个人的思考不一样，所以我也认同，别无怨言，在平日的交流中保持“一个平和”的状态与之对话，说实话：不深。因为，教育给人的一个很大的现实就是：分层。你所受的教育与自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的“走向”（爱好）导致你将会与另外一部分合谋，而与原先的群体分道扬镳，况且我们这样的人，在生活的世界里并不算多。幸好网络世界可以弥补这样的一种遗憾。

但是我必须承认，我现在的路与六岁时候给父母的答复没有达到一致，我对父亲说我想当记者，可是我现在想走的是学术。这一点也不算错，没有人能把自己小时候的梦想把我的那么准确，让自己在接下来的二十几年中从而一终。当然，可能有意外的情况。而在这样的一个道路上，我与原先本科的时候所结识的人中，又分道了一批，很多人投身到了传媒与企业之中，我多么的想能多几个这样的战友，起码能够相互的交流。一个人，没有精神交流是很痛苦的事情。但事实是，这样的一批人越来越不想投入到学术中去了。社会的变迁与发展，让每个人变得功利起来，变得无可奈何。我能理解。

四、

每当我回忆起小时候对自己的诺言，对自己的过往时，我都觉得是一种财富，这对于我现在坐在此处，每天都能读到自己喜欢的书，写下自己尊敬的文字，有所庆幸，那是一步步换来的；每当我回望本科时的那些伙伴，我们一起吃苦创办学社的人们，我都有些情不自禁的泪流，他们都走了，我还能坚持下来吗？——那原先的激情与忠实，到如今都化为了泡影。我与他们交流与学习，都觉得有点困乏动力了。反过来想想，怪不得那些老师那么的钟情于敢于将自己投入到学术中的学生呢？准备一辈子去做学术的学生呢？

如今，西风又起，冷静的想想，其实这都不算什么。只要你坚持于你的路，觉得这就是一条适合自己的路，是自己想要的路，那就果敢的走下去。他们也有选择他们生活的权力，你也有执着下去的理由。直到有一天，还剩下我一个人为止，我想我也会继续走的。希望能在这样的路途中得到些许的安慰和鼓励，特别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的理解。我想，父母亲也应该可以理解我这个“不孝”之子的选择的。

二零一二年一月二日晚

作于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