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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夏天,一支特殊的车队穿越大漠、跨越群山,历经40天,走完6000里路,终于抵达陕甘宁边界。
车子还未停稳,人群已蜂拥而上,哭喊声混杂着笑声,131名历经磨难的共产党人终于回到了延安。
而护送他们的,竟是一位国民党少将——刘亚哲。
这本该是一场不可能的旅程。
国共对峙,暗流涌动,护送一群共产党人回延安,简直是“刀尖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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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刘亚哲却做到了。
他不仅带着这批人活着走出新疆,还在一路上躲过了特务的暗算、避开了胡宗南的陷阱,把他们完整无缺地送回了革命圣地。
这趟旅程,既是生死一线的博弈,也是信念与人性的较量。
这一切,要从新疆的那场政治风暴说起。
1933年,盛世才通过政变掌控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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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准了苏联的势力,摇身一变成了“马列信徒”,不仅向苏联靠拢,还邀请大批中共党员前往新疆协助建设。
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陈潭秋等人,都在那时进入新疆开展工作。
盛世才甚至还帮助中共搜救西路军残部,一时间成了“革命同志”。
可这位军阀的“立场”,比天气还善变。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盛世才敏锐地察觉到苏联可能自顾不暇,而蒋介石正好向他抛出橄榄枝。
于是,他立刻翻脸,投向国民党怀抱,下令逮捕所有在新疆的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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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民、陈潭秋等人被囚禁,其中三人最终遇害,剩下的一百多名党员被关押长达四年。
中共中央当然不会坐视不管,但盛世才的地盘,岂是说进就进、说救就救的?直到1945年,国共达成《双十协定》,释放政治犯成为条件之一。
这时,蒋介石派张治中出任新疆省主席,周恩来立即找到这位老朋友,请他设法营救被囚禁的同志。
张治中是个明白人。
他知道这群人若继续关押,迟早会成为政治交易的牺牲品,于是他巧妙利用《双十协定》的条款,以“稳定新疆局势”为由向蒋介石请求释放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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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番周旋,蒋介石最终点头同意。
可接下来,该如何把这群人安全送回延安?
这时候,刘亚哲接到了任务。
刘亚哲,时任新疆警备总部交通处长,深知这一路的凶险。
他不仅要对付潜伏的国民党特务,还要防范沿途可能出现的土匪与突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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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棘手的是,他的上级胡宗南对这批共产党人恨之入骨,随时可能下令拦截。
6月10日,天刚蒙蒙亮,十辆大卡车停在新疆监狱外,131名获释人员依次登车。
车队缓缓驶出迪化,正式踏上回家的征程。
一路上,意外接连不断。
新疆的六月,烈日炙烤着大地,公路滚烫得能把轮胎烤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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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队行至火焰山附近时,一名小女孩因高温和虚弱不幸去世。
刘亚哲当即决定增加补给,提高食物和水的供给,确保每个人都能撑下去。
进入甘肃后,局势更紧张了。
某天,刘亚哲突然收到胡宗南的电报,命令他“改道咸阳”。
这一纸命令,意味着他们将掉入胡宗南的陷阱——在那里,共产党人九死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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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哲心知肚明,立刻调整计划,找了个借口——“队伍里有人病重,必须去西安就医”,然后直接将车队开往西安。
等胡宗南反应过来,人已经安全进入八路军办事处,他再想拦,也无计可施了。
可胡宗南并不死心。
他拖延放行,迟迟不肯批准他们去延安。
刘亚哲深知,时间越久,危险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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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灵机一动,让人在《新疆日报》刊登消息,公开宣布这批共产党人已经在西安待命。
消息传到张治中那里,他立刻出面施压,最终胡宗南不得不松口。
7月11日,车队抵达陕甘宁边界的吉家村。
车门打开,迎接他们的,是激动的人群、泪流满面的亲人,还有一声声充满力量的“我们到家了!”
刘亚哲站在不远处,看着他们走向延安,眼中闪过一丝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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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自己这次是“犯了忌讳”,但他并不后悔。
胡宗南不让他进延安,那就不进吧。
至于未来,他也早已有了自己的选择。
这批回归的共产党人,后来有许多成为新中国的重要栋梁。
而刘亚哲,也在之后的岁月里,为新疆的和平解放贡献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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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历史总是在关键时刻,考验一个人的选择。
刘亚哲的选择,或许改变不了整个时代的走向,但至少,让131个共产党人活着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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