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15日，邓颖超站在地面上，向被带上飞机的周恩来总理的骨灰挥手，心情沉痛地向爱人做了最后的告别。

随后，邓颖超便回到了西花厅，和工作人员一起开始了整理周恩来总理遗物的工作。在这些工作结束后，邓颖超对周恩来总理生前的身边工作人员高振普和张树迎说：“你俩明天先到这里来，从西花厅走出去上班。”

听了邓颖超的话，高振普和张树迎的心里非常感动，他们觉得邓颖超是把他们当作了家人，也就是说，西花厅是他们共同的家……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强烈的地震使交通中断，通讯瘫痪，城市停水、停电，以及24万多人的不幸离世。

这次地震结束后，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中央警卫局为邓颖超在西花厅的院子里搭建了一个临时防震屋。然而，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邓颖超的秘书赵炜便在找到国务院管理局，希望有一个长久的处理办法。

不久后，国务院管理局决定对西花厅的房屋以防八级地震的标准，进行加固。加固期间，邓颖超才搬出了西花厅，暂时居住在防震性较强的东交民巷15号院的2号楼。

几个月后，西花厅的加固工程完工，邓颖超又搬回了西花厅，继续守护在这里。

10月，在北京养病的杨尚奎再次被任命为江西省委书记。

想到江西的工作离不开自己这个省委书记，杨尚奎和夫人水静商量，想要早一点回到江西开展工作。

想到杨尚奎的工作热情，水静虽然想劝他将病好一些再回去，但还是没能说出口，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11月，水静帮助杨尚奎将行李收拾好。在离开前的晚上，杨尚奎带着夫人水静来到老战友李先念的家里，向他们告别。

水静和李先念的夫人林佳楣早就认识，并且处成了好姐妹。那时候，水静和林佳楣，还有曾希圣的夫人余叔相处得十分好，被人们称为“三姐妹”。

这次见面后，杨尚奎、水静和李先念、林佳楣都非常高兴，大家在一起畅叙了友情。杨尚奎和李先念就建设美好未来，交谈甚欢。水静和林佳媚也轻松地谈论着各自的生活。

交谈中，水静对林佳媚说：“我们都要回江西了，今晚能不能看看邓大姐？”

听了水静的话，林佳楣当即表示赞同，说完后便走向了电话机，开始联系。片刻后，林佳楣便走了回来，对水静说：“邓大姐说很想见见你们。”

得知邓颖超终于同意了见面，水静和杨尚奎都十分高兴，当即站起来，准备前往西花厅看望邓颖超。

就在他们对李先念和林佳媚说了一些告别的话，准备离开的时候，李先念家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接通电话后，邓颖超身边的工作人员在电话里说：“你们在那里等着，邓大姐已经出来了，她要过来看看尚奎同志。”

这时，水静下意识地抬起手腕，看了看手表。看到手表上显示已经快9点了，水静感到很不好意思，说：“这么晚了，还要大姐走过来，真过意不去，还是我们过去吧！”

由于李先念居住在离西花厅不远处，所以在他们说话的时候，邓颖超已经来到了李先念家里。

看到邓颖超熟悉的带着微笑的面孔，杨尚奎开口说：“邓大姐，我们是要去看你的，你倒来了。”

听了杨尚奎的话，邓颖超笑着说：“你们到北京来，是客人嘛，当然应该我来看你们。”

由于周恩来总理去世后多次想去西花厅看望邓颖超都被婉拒，这次见面，杨尚奎十分激动，紧紧地握着邓颖超的手。杨尚奎松开手后，水静便快速走上前去，和邓颖超拥抱在一起，久久不愿松开。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消息传来，杨尚奎非常伤心，身上的衣服掉落到地上，半天都没有说话，只有泪水不断地涌出眼眶。

看到杨尚奎这样，水静心里十分难过，确定了周恩来总理病逝的消息时，水静再也不能抑制住悲伤的情绪，失声痛哭。

那段时间，为了让杨尚奎伤心，水静从来不在丈夫的面前主动提到周恩来总理。然而，在丈夫出去后，水静一个人躲在屋子里，默默地流着眼泪。

由于一直沉浸在悲痛之中，水静和杨尚奎先后病倒。

2月，在中央的批准下，杨尚奎和水静一起来到北京接受治疗。临行前，水静便和杨尚奎商量好，到北京后，一定要去看望邓颖超。

因此，刚到北京，还没办理住院手续，水静便急切地找到好姐妹林佳楣，请她向邓颖超转达希望到西花厅看望的愿望。

几天后，水静见到了来医院看望她们的林佳媚。在聊天的时候，林佳楣对水静说：“你和尚奎的意思，我已经转达给大姐，可大姐说，谢谢你们，一切心领了。她现在闭门谢客，许多外省来的同志她都没见。她希望你们好好治病，安心休养，将来一定有见面的机会。”

听了林佳楣的话，水静和杨尚奎都十分难过。杨尚奎更是叹着气说：“那就以后再说吧。”

由于两人的病情很重，一直在医院治疗了很长时间。出院后，杨尚奎和水静又住到京西宾馆，进行休养，以便随时到北京医院去复查。

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全国上下一片欢腾。不久后，杨尚奎再次被任命为江西省委书记。对此，水静和杨尚奎都十分高兴。

在准备回到江西前，杨尚奎和水静到李先念和林佳楣家里做客。期间，想到这次离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来北京，水静思念邓颖超大姐，这才提出了去看望她的要求。没想到，很快便见到了特意前来看望他们的邓颖超大姐。

这次见面，看到杨尚奎脸上的气色挺好，邓颖超就夸赞水静说：“水静呀，这些年你把杨老的身体照顾得这么好，红光满面的，是个有功之臣了！”

水静则紧盯着邓颖超有些清瘦的脸庞，说：“大姐，我们很想你。总理逝世后，我们非常悲痛，担心大姐的身体，今天见到大姐很健康，总算放心了。”

见水静如此关心自己，邓颖超也深情地说：“我知道，佳楣跟我说过了。许多同志和你们心情一样，到了北京都想来看看我，有的同志还邀请我到外地去疗养、散心，我都心领了，谢绝了。谁都不见，哪儿也不去，为什么呢？因为‘四人帮’还在台上，猖狂地为非作歹。我不能动，我是要守住这个家，看好恩来留下的文件、信件和材料，不能被他们抢走了。我不见你们，是为了避免连累你们。”

紧接着，邓颖超又说：“杨老呀，恩来在‘文革’中为了保护你们，花了很多心血，冒了不少危险，如果你们来看我，‘四人帮’知道了，就会找你们的麻烦，再次迫害你们。你看，现在我不就来看你们了嘛！”

听了邓颖超的话，水静才恍然大悟，感激地说：“你考虑问题真细，大姐！我们已经挨了那么多整，不怕他们了。”

邓颖超也知道他们不怕，但还是说：“这是一场政治斗争。斗争就要讲策略，不能授人以柄，对吧？干部是党的财富，像杨老这样的老干部，更是宝贵的财富。应该千方百计保护他们。任何疏忽，都可能使他们遭受损失。”

邓颖超说完后，在场的人都点了点头，对邓颖超的深谋远虑，表示深深的敬服。

从李先念和林佳楣的家里出来后，杨尚奎和水静走进汽车。

在汽车里，杨尚奎和夫人水静都望着身后，直到邓颖超、李先念和林佳楣等人的身影逐渐变得模糊，消失在黑夜中。

想到周恩来总理对自己的保护，杨尚奎心里十分感动，他知道邓颖超所说的“我是要守住这个家”意味着什么，那是一种守护，那种守护，是对周恩来总理忠诚于党和人民的升华！

这与杨尚奎参加革命的初衷，也是完全一样的，都是为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搏得一个美好的未来。

杨尚奎很清楚地知道，他不是天生就是省委书记。相反，杨尚奎出生在一个农民之家。在小时候，单纯地为了吃饭，杨尚奎便不得不舍弃童年的快乐，帮助家里放牛、割草、捡粪……

在9岁的时候，杨尚奎才在父母的千借万凑下，拿出来一点钱交了学费，走进了村里的一所私塾，接受教育。

后来，因交不起学费，杨尚奎不得不辍学，跟随父亲、叔父一起种田、砍柴、学做篾工，并跟着父亲从兴国挑着编好的篾器，前往广东南雄或梅州去售卖，换回来一点儿钱，再买一些盐，挑回兴国。这样一来一往，也只能赚到几块银元。

就像《白毛女》里的杨白劳和喜儿一样，杨尚奎和父亲来回几千里的辛苦，赚来的钱还不够还上地主的债息，根本谈不上给杨尚奎讨个媳妇。

这样的日子，在杨尚奎的眼中就是黑暗的，根本就看不到未来，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未来。

有一年，到了除夕，杨尚奎家里根本没有米下锅，过不了年。父亲不得已，只好将杨尚奎签下到地主朱宗江家里当长工的契约，才借回来一些大米和红薯粉，勉强过了个年。

杨尚奎不是那种屈服之人，然而却没有好的办法，不得不忍受着这种暗无天日的日子。

1927年，毛主席领导了秋收起义，一些国籍的共产党员陆续从外面回来，在当地开展革命活动，秘密地开班了农民协会和游击队。

杨尚奎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便毅然决然地参加了当地的游击队和地下农民协会，跟着共产党到外面去打土豪、斗地主，并向贫苦农民宣传共产党的主张，鼓励人们参加红军。

1929年4月，毛主席和朱德率领的红四军第三纵队来到兴国县城，召开群众大会。

不久后，因为工作积极，斗争坚决，家庭成份好，杨尚奎被任命为江背乡渔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这一年，杨尚奎24岁。

9月，在林云山、张声帮的介绍下，杨尚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34年5月，杨尚奎被任命为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

任职期间，杨尚奎有幸到瑞金的中央党校参加了系统的学习，认真地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 《列宁主义问题》等理论著作，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杨尚奎作为留守人员，担任了赣粤边特委副书记，协助书记李乐天工作，并会合当地的武装开展游击战争。

在留守的那些日子里，生活虽然过得十分艰难，但杨尚奎从来都没有动摇，他知道，自己的一时困难算不了什么，一定要坚持下去，为中国人民博得一个美好的未来。为此，杨尚奎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宝贵的生命。

后来，李乐天不幸牺牲，杨尚奎接任了赣粤边特委书记。那天，杨尚奎谦虚地对项英说：“还是您兼任好。”

一年多的朝夕相处，陈毅对杨尚奎十分欣赏，便插话说：“尚奎同志不要推了，政治上项英多指导，军事上我来帮助你。”

1935年，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后，全国的形势逐渐朝着全面抗战进行转变。

从一张香港的《工商日报》上得知这一消息后，杨尚奎非常高兴，想到国民党军最近的一些变化，和项英、陈毅商量后，以特委名义起草了《抗日高潮与我们的任务》，并提出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口号。

那时候，为了转变游击队指战员和广大群众的思想，杨尚奎向他们解释了解释西安事变的真相，号召大家要拥护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联合抗日的行动，为抗日救亡做准备。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在南方坚持了三年艰苦游击战争的广大指战员终于迎来了曙光，他们都由衷地欢呼：“抗日的号炮响了！”

随后，赣粤边特委决定将全部游击队改编为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后来，项英和陈毅先后离开赣粤边，杨尚奎挑起了赣粤边领导工作的重担。

1938年1月，新四军正式成立后，中共中央决定撤销赣粤边特委，成立赣南特委，杨尚奎担任了书记。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杨尚奎便将县级党组织由原来的3个发展到8个，外加1个中心区委，2个工作团，领导了45个区委和200多个支部，并将党员由300多名发展到3400多名。

1939年12月，杨尚奎奉命到延安参加党的七大。1940年1月，杨尚奎到达延安。

后来，由于各种原因，七大延迟召开。杨尚奎便被安排参加了中央马列学院的学习。毕业后，杨尚奎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干部科科长。

1945年4月23日，党的七大终于召开。大会结束后，杨尚奎被任命为广赣干部大队副政委，准备南下工作。

临别时，毛主席找杨尚奎、刘俊秀等江西的一些老干部谈话。交谈时，毛主席对他们说：“江西是老根据地，是历史上出铲平王的地方，江西的群众很好，现在抗日大反攻的时刻即将到来，你们应该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

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全面抗战取得了胜利。

就在杨尚奎等人率领南下广赣干部大队途经交城、文水地区的时候，突然接到了前往东北工作的命令。

10月，杨尚奎等人到达吉林长春。不久后，杨尚奎被任命为永吉地委副书记兼敦化县委书记，开始为创建东满根据地工作。

后来，杨尚奎又先后担任了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兼永吉中心县委书记、吉林吉南地委书记兼吉林（东满）军区吉南军分区政委、吉林省委常委兼省委组织部部长、吉林省委常委兼省委秘书长等职。

1949年4月，杨尚奎被任命为吉林南下干部工作大队大队长兼政委，前往南方任职。6月，杨尚奎到达江西南昌，担任了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后又兼任了江西省委秘书长、办公厅主任、赣西南军区政委等职。

1952年11月，杨尚奎被任命为中共江西省委书记。这一年，杨尚奎认识了水静，并和她结为夫妻。

担任了省委书记后，因为工作关系，杨尚奎与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之间的接触，也更加频繁了，两人之间也结下了特殊的情缘。这种情缘还扩展到了他的夫人水静和周恩来总理的夫人邓颖超之间。

1967年后，杨尚奎的处境变得艰难起来，与杨尚奎一样，全国不少地方的省市委书记们也相继受到了冲击。

就在他们都人人自危的时候，周恩来总理请示毛主席同意，列出了一张长长的保护名单，杨尚奎的名字也出现在名单上。

2月19日，杨尚奎被接到北京，和其他人一起住进了京西宾馆。后来，京西宾馆也受到了冲击，周恩来总理便将他们接到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管理局办的招待所，并指示中央警卫团负责保卫，并要严加保密。

然而，这种保密何其之难，毕竟，那么多的省委大员，要吃、要住、要学习、还要与家属联系，其中的艰难，只有周恩来总理的心里知道……

1969年9月，水静突然接到通知：“中央办公厅来过电话，让你到北京探望杨尚奎。”

想到杨尚奎已经离开两年了，水静简单地收拾了一下，便来到北京。然而，到达北京后，水静被告知杨尚奎到北京新华印刷厂“体验生活”了。

对此，水静并没有觉得沮丧。在她看来，丈夫杨尚奎已经获得了自由，是一件高兴的事情。

1973年2月，在周恩来总理的帮助下，经毛主席批准，杨尚奎重新获得了工作，担任了中共江西省委委员、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来，杨尚奎又担任了江西省委书记，主管党群工作。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病逝。邓颖超含泪为丈夫办完了后事，并和工作人员一起整理了他的遗物。之后，邓颖超便一直居住在西花厅，谢绝了一切来访之客，守着这个家，看护着周恩来总理的留下的文件、信件和材料。

那时候，杨尚奎并不知道这些，还想趁着自己在北京住院的机会，去看望邓颖超，哪怕见见面，说说话也是好的。

11月，杨尚奎在李先念的家里见到了邓颖超，这才从她的口中得知了不和他们见面的原因。从此，杨尚奎对“守护”这个词有了更加深刻的感受，这也是他多年参加革命的初衷。

后来，邓颖超在西花厅又继续居住了16年，直到1992年去世。这并不是说邓颖超不愿意离开西花厅，而是担任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后应得的待遇。这一点可以从她的遗嘱中得到印证。

在遗嘱，邓颖超写道：“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来共住的，是全民所有，应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等，这是我和周恩来同志生前就反对的。”

从此，西花厅再也没有人居住过。对此，高振普难过地说：“丧事过后，西花厅没了主人，这项工作就由我们这些在大姐身边工作的秘书、警卫、司机、服务员、厨师来做清理。这次清理，与16年前的那一次不同。这一次，是彻底清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