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谷歌中国工程师杀妻案指控书”流出，这起发生在美国的“家庭暴力致死事件”正式进入我们的舆论视野。根据国内媒体综合国外报道来看，基本的案情算是明确了。加害者和受害者是夫妻关系，报道的原话是“27岁的陈立人涉嫌多次殴打27岁的妻子于轩一，蓄意将其谋杀，已对其起诉谋杀重罪”。

再就是透过报道话术“谷歌中国工程师杀妻案”和“谷歌中国工程师遇害案”可得知陈立人和于轩一都在谷歌工作。不过对于二人的归属身份，网上的争议也比较多，最典型的追问是“中国工程师”的说法不对，可能人家早就是“美国人”。

按理说，面对一起“家庭暴力致死事件”，最该追问的是加害者为什么会那么做？可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在报道下的评论区，一些“脑残言论”还是出现了。比较热度高的如“在中国好好的，去了美国就变暴力了，很明显是受美国的氛围影响，美国应该给我们中国人赔偿”；再就是“被资本主义思想腐蚀了 ”；还有就是“清华这么牛逼吗，培养出这么多杀人犯”和“应该给清华和北大去魅化”。

“脑残言论”当然不止以上列出这四条，但是这四条比较典型，更准确地讲，只要中国人在外国发生惨案，不管是加害的情况，还是受害的情况，这四条总能变着法去套用，并且总有人跟着摇旗呐喊，就好像别人家办丧事他（她）们可以喝酒吃肉了。

就“在中国好好的，去了美国就变暴力了，很明显是受美国的氛围影响，美国应该给我们中国人赔偿”的逻辑来讲，就好像说，国内没有过“家庭暴力致死事件”，可现实真是这样吗？显然不是吧？而且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国内的家庭暴力事件也总是会引发争议。当然最主要也是在惩罚加害者的问题上。

而对于“被资本主义思想腐蚀了 ”，其实属于“在中国好好的，去了美国就变暴力了，很明显是受美国的氛围影响，美国应该给我们中国人赔偿”的缩略版，总之不是欧美的环境坏，就是欧美的主义坏，也就是说，在上高度和上强度之间，简直是到了见缝插针的地步了。

至于“清华这么牛逼吗，培养出这么多杀人犯”和“应该给清华和北大去魅化”，只想说有些人的脑回路很短，逻辑能力就是强关联，从来不考虑问题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而且报道中也没提陈立人就是清华或北大毕业的，起码没有确切的说。

所以上来就是这种话，确实挺有意思。当然也可能是把“清华和北大”作为一种知名学府的代称，只能退一步这么理解了。可我们依然要知道，杀人犯只是可能跟受教育程度有关，但并非是正相关或负相关。也就是说，受教育程度高和受教育程度低，跟一个人是不是恶人和坏人没绝对关系。

甚至我们都清楚，恶人和坏人是不分肤色、国籍、长幼、性别的。所以面对恶人和坏人，就事论事就好，没必要特意上高度和上强度。因为一旦陷入这种脑残逻辑，就会看不到具体坏，而是会走向虚无坏。这除了不利于对案件的剖析，更不利于对人性的反思。

我们很清楚，即便报道中已经搞清楚报案人是陈立人和于轩一的朋友，甚至也提到报案时陈立人的状态，以及现场的各种惨烈情况：“警员在卧室发现了躺在地上的于轩一，发现她头部受到重创，地板、墙壁和卧室门的背面有大量血迹。”并且对此指控书也显示，该罪行涉及严重暴力、严重身体伤害威胁，显示陈立人有“高度残忍、恶毒或冷酷的行为”。

但是，陈立人和于轩一如何走到这一步，依然是一个巨大的谜团。而且就算未来案子会形成因果文本结案，但是回到家庭这个巨大的交织体系内，惨剧到底如何形成，其实搞清楚挺难的。也就是说，悲剧这种事情从来都是属于别人的，而对于教训来讲，旁外人很难完全理解。

之所以这样讲，是希望面对惨剧时，我们不要过度带节奏。可以适当愤怒加害者、同情受害者，但是不要把个体的问题都说成社会的问题，因为一旦把根本问题转移了，意味着真正的问题就被折叠了。而折叠这种逻辑一旦形成，就会导致问题被掩埋，恶人和坏人被标签化，而不是被具体化。

可能有人会说，恶人和坏人不就是标签化吗？这话没错，但是如果只强调标签，而不面对具体人，这何尝不是对恶人和坏人的轻饶。所以还是要把怎样惩罚恶人和坏人摆在第一位，至于恶人和坏人怎样形成的，跟所在大环境有啥关系，这个即便有研究价值，但是跟具体的案子关系不大。

换句话说，短期内我们更需要直接严惩恶人和坏人，而对于社科研究，即便有意义，也只是长远层面的解释意义。两者虽然不矛盾，但是具体在实践中，还是要有所区分的。因为再怎么下论断，也是要有依据的，否则脑残言论只能让自己尴尬，让周遭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