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7月19日上午8时20分，沃尔特斯将军奉命开车来到了中国大使官邸附近。他来到使馆门前，推开了虚掩的大门。一位穿中山装的中国年轻人迎上来问道：“先生，您找谁？”

“我是美国武官，我带来了总统先生给贵国政府的信。”

对方用法语自我介绍。中国的年轻人说：“我是韦东，黄镇大使让我来接你。”

他们一块进了楼房内。黄镇大使正在等他。

寒暄。

两个将军握手的时候，似乎感到了一种相通的东西。

沃尔特斯说了一句：“我对你们中国人保密的本领，深信不疑。”

“此事关系重大，预祝我们成功。”黄镇将军把沃尔特斯送出了客厅。这就是秘密渠道的第一次正式接头。

基辛格秘密访华期间曾和周恩来约定，如有十分重要的事宜，基辛格将亲赴巴黎和黄镇大使会晤。就在中美巴黎秘密渠道接通后约1个星期，基辛格就“潜入”了巴黎。

说潜入，一点都不假。他乘坐的“空军一号”座机，是以训练飞行为幌子离开美国而到达巴黎的。他戴一副墨镜，一顶法国很流行的帽子，坐的车也是沃尔特斯租来的一辆破旧的汽车。

车子直接开进了中国大使官邸。基辛格和黄镇见了面。两人一见如故，说了不少关于中国的茅台酒、美国的西餐之类的笑话。

基辛格此次来，是商谈尼克松访问中国之前他先期访华的问题。

黄镇说：“周恩来总理的意见是，基辛格博士访华最好是在10月的下旬。”

基辛格觉得时间还可以，但提出了一个问题：“建议在巴黎主持越南和平谈判的布鲁斯大使一同前往你们的国家。”

黄镇虽然笑容可掬，但在原则问题上是不会让步的。他说：“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想法我们难以接受。”

基辛格也不让步，坚持说：“布鲁斯得到尼克松总统的充分信任。”

黄镇知道一点，但他在没有接到国内的指示前，是不会作出任何答复的。

此后，基辛格先后4次到巴黎的中国大使官邸，就有关中美关系的重要问题与黄镇进行磋商。

在与基辛格的接触过程中，曾经有过稍微大一点的波折。一次是基辛格第二次访华的预报时间问题；再就是基辛格访华要同中国有关方面会谈的要点问题。

由于是公开访问，美国方面提出要有先期预报，中国方面是同意的，但时间上有问题。美方提出9月22日、23日或在10月初发预报。中方以为，9月联大正在开会，美国在联大要提出“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提法，在此时公布基辛格的访华，是很不合适的。黄镇说：“我们不能接受这个时间，特别是在9月22日或23日。”

美国方面作出了让步，同意在10月5日发出此预报。

经过巴黎渠道的详细商讨，基辛格二度访华的“波罗二号”得以成行。他的飞行路线是严格按照尼克松将要飞行的路线走的。12月22日抵达中国上海，稍事停留之后就飞到了北京，住进了他已经熟悉的钓鱼台国宾馆6号楼。

他此行带来了两个重要的东西：一是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日期；二是尼克松访华后要发表的一份公报。

日期问题没有费太大的周折。他提出两个日期，即1972年2月21日或3月16日。

周恩来选定了前一个日期——这当然是毛泽东的意思。

基辛格在周恩来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就把他带来的“公报”草稿交给了周，并且说明，这个初稿是尼克松总统批准了的。

基辛格没有料到，中国方面对他们精心准备的初稿是那样的不买账。他和周恩来面对面坐着，周恩来一脸严肃地在这个会谈的场合告诉他：

“毛主席看了你们准备的公报草稿，明确表示不同意。这个公报我们不能接受。”

周恩来说这句话的时候是斩钉截铁的。

基辛格的态度也很明朗，坚持他们起草的公报，认为他们的公报初稿的含义是说：“和平是中美双方的目的。”

“和平只有经过斗争才能达到的。”周恩来坚持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我们的意见是摆明双方的根本性分歧。如果用外交语言把分歧掩盖起来，在公报上看观点一致，而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

基辛格说：“总理阁下，我们起草的公报是按国际惯例的，如果在公报上写明中美双方的分歧，那不等于告诉世界，中国和美国正在吵架么！”

周恩来不这样看，他说：“吵架是正常的，我们两国打了许多日子的仗，相互隔绝了20多年，分歧不是必然的嘛！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对待这些分歧。”

谈判陷入僵局。

周恩来缓和了这种僵局，他说：“我们也拿出一个方案的初稿，你们先看看。”

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思路，美国人有美国人的思路。毛泽东有毛泽东的想法，尼克松有尼克松的想法，双方的分歧似乎是不可调和的。

基辛格和他的助手们详细研究了代表毛泽东和周恩来意图的中国方案。这个方案上把中国和美国的主要分歧全写了上去。

北京秋夜是正好睡眠的时候，美国的代表团却没有一个人能入睡。还是基辛格突然转过弯来了：把分歧公开来，西方盟国、东方的朋友不就放心了嘛！否则，是有周恩来提出的问题：谁相信充满外交辞令的公报呢！

在接着进行的会谈中，基辛格表了态，他说：“你们的初稿方案，从大的方面讲可以接受，但是你们的某些提法太僵硬，我们难以接受。你们报纸、电台常用的文字，好像是在凌辱美国总统，我们是不会接受的。”

美国人让步了。

周恩来和蔼地说：“有了大前提，事情慢慢谈，还可以修改。”

基辛格25日拿出美国方面修改的方案来。

第二天的会谈又陷入了新的僵局。

周恩来声明中国对于台湾问题的立场是：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

二、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

三、美国军队必须撤出台湾。

基辛格的态度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不能背弃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绝不能放弃对台湾的义务，我们决不会与台湾断交的。

气氛紧张起来。人们的表情一个比一个严肃，译员的声调也生硬起来。

美国人的想法是：“如果我们背弃老朋友，你们中国人也会瞧不起我们的。”

周恩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很有耐心地对谈判对手说：“什么叫背弃老朋友？首先要搞清一个前提，是你们美利坚合众国占着我们的领土台湾，这样做本身就是不对的。你们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就应该撤走你们的军队。如果贵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坚持过去的立场，我们则对尼克松总统访华的诚意表示怀疑。”

基辛格博士不动声色，听周恩来总理把话讲完，他才说了一通他的道理：“总理阁下，美国的情况和中国有很多不同。参议院、众议院会对总统施加各种各样的压力。还有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总理阁下提出的问题，总统如能连任，将在下一届解决。”

周恩来是了解美国国情的，尼克松的“五极中心”讲话，也的确受到了美国一些势力的攻击，尼克松的日子的确是非常不好过的。但是这不等于说，为此中国人要放弃原则。

周恩来说：“对于你们的处境，我们是略知一些的。你们为了所谓‘老朋友’，可以使自己陷得不可脱身吗？尼克松总统在堪萨斯城说世界正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总不能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了吧！”

以守为攻，使基辛格无话可说。

台湾问题一直拖到了基辛格离京的前一天。最后还是美国人想出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在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周恩来听完翻译，笑了。他觉得基辛格确有一套。他说：“这个意思可以接受，但有的词句还需推敲。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而不应用‘部分’。”

基辛格也笑了，但坚持说：“部分比省更通用一些。”

周恩来说，省比部分准确，省是行政上对政府的归属。

这个说法，在英语中是没有多大差别的，在汉语中却有一些差别。

最后，周恩来说：“看来我们趋向一致了，有些问题尼克松总统来华时还可以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