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在苏联以及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创建的新式军事学校。

1924年建校之初，因我国正处在军阀割据的黑暗统治之下，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组织都不能公开，黄埔军校的招生工作自然也只能秘密展开。

毛泽东和董必武各自推荐了一些优秀党团员和进步青年报考黄埔军校。

其中，毛泽东推荐的蒋先云，以及董必武推荐的贺衷寒都顺利考入了黄埔军校，且在校内表现出色，同陈赓一起并称“黄埔三杰”。

然而，在历史的重要关头，蒋先云和贺衷寒作出了不同的选择，也就迎来了不同的结局。

后来一人流芳百世，一人遗臭万年。

黄埔军校招生

1924年1月，为了适应大革命形势，改变过去长期依靠旧军队进行革命的局面，建立国民党自己的武装力量，孙中山提出了创设军校的方案。

他所提到的军校，就是后来相当有名的“黄埔军校”。

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的目的十分明确，自然早早地对学员的政治质量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他强调，每一名学员都必须提前找到2名担保人，才能在通过黄埔军校一系列严格筛选之后被最终录取。

现实中，能及时打探到黄埔军校招生信息、有报考意愿又“有门路”的学员并不多。

这也意味着“招生老师”只能反过来去物色基本符合条件的有志青年，为他们写推荐信。

这也是国民党一大召开期间，孙中山委托出席大会的各省、市代表返回原籍后“千万要为黄埔军校宣传”、“尽一切努力多推荐一些优秀青年参加招生考试”的很大的原因。

值得提到的是，当时黄埔军校的招生工作还因为军阀的存在，险些就要落空。

要知道，当时军阀盘踞了多数省份，国民党在广州之外的其他地区都不能公开招生。

甚至，因为一些省份的军阀下令学生“不得出省一步”，国民党又在许多地方都没有建立组织，也就对全国招生无能无力。

这个时候，已经和国民党展开第一次合作的中国共产党就为孙中山解了燃眉之急，为黄埔军校的招生工作作了突出的贡献。

原来，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党组织可以保送初试，又早在许多地方建立有地方党组织，可以在当地积极动员、挑选符合条件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革命青年报考黄埔军校。

再来，他们在当地有百姓的支持，有能力避开军阀的耳目，暗中护送这些学生出省前往上海、广州应试。

黄埔军校的招生工作这才不至于落空。

毛泽东和蒋先云

彼时，31岁的毛泽东也参与了黄埔军校的招生工作。

1924年3月，他在军阀孙传芳的眼皮底下冒险在上海秘密组织了一个黄埔军校的分考场。

整个长江流域各省份的考生都会先到这个分考场集中，经过毛泽东等人的筛选，再赴广州参加总考。

当时从湖南持函前来的考生一共有18人，毛泽东为了公平起见，没有给予他们特殊关照。

这18人里，只有8人从毛泽东手上拿到了路费和证明，被毛泽东送上了南下广州的火车和轮船。

后来，8人中只有5人在广州通过了总考，经毛泽东担保，最终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员。

新田县的蒋先云就在其中。

他在广州总考中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后来又以最优秀的成绩从黄埔军校毕业，是黄埔“黄埔三杰”之一，也在黄埔军中享有着极高的威信。

蒋先云身材魁伟，才华出众，更难得的是，他有一腔为国为民的赤诚之心。

1921年在湖南衡阳结识之后，毛泽东就对他颇为赏识，还作为他的介绍人，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4年，蒋先云持函前往上海参加黄埔军校复试，和毛主席重逢。毛主席丝毫不担心他会落选。

过去，蒋先云曾是湖南省立第三师范的优等生，写作超群出众，担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文书股长、从事工人运动之后，他的文章更有增益，说理透彻，他本人还练出了一副好口才。

毛主席对他的期待更多是在他入学之后。

蒋先云也没有辜负毛主席的期待。进入黄埔军校之后，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周边的同学，使他们认识党、贴近党、加入党，很快就在身边凝聚了一批进步的青年，成立了中共黄埔支部，他本人也被一致推举成为支部书记。

更难得是，他独特的人格魅力还使他得到了一些死硬反共的同学的佩服和亲近，就连蒋介石也曾为了笼络他而用尽了办法，包括但不限于将他提拔到自己身边担任侍从副官，许以高官厚利。

蒋先云至始至终都不为所动，他坚定地站在共产党的一边，并影响了许多人的选择。

不幸的是，和蒋介石不欢而散后，二次北伐时，蒋先云带伤出战，不幸中弹牺牲。

董必武和贺衷寒

和蒋先云、陈赓并称“黄埔三杰”的第三人是贺衷寒，他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共青团员之一，后来却成为国民党复兴社的台柱，在蒋先云流芳百世之时，他也因他的叛变遗臭万年。

贺衷寒的叛变早有征兆。

1924年，贺衷寒经董必武担保，从武汉到上海投考黄埔军校，顺利通过复试后，他打算乘坐轮船南下广州参加总考，却无奈轮船已经离岸，只能冒险雇小舢板紧追。

彼时，一名同样要南下广州参加总考的船客发现了他，向他伸手援助，他才得以攀登上船。

这名船客就是胡宗南。

贺衷寒与胡宗南在这样特殊的情形下结识，日后还一同通过总考成为黄埔军校的一期学员，有数年同窗情谊和革命情谊，渐渐地“情同手足”。

尤其是，胡宗南凭借浙江同乡的优势，还得到了校长蒋介石的信任，在日后发展成为了举足轻重的“西北王”。

贺衷寒就更加重视维持同他的关系，并受到他的影响，在心里越发偏向了国民党。

贺衷寒追求金钱和权势，信仰并不纯粹，哪怕蒋介石对他并不看重，他还是决定舍中共而就蒋介石。

在蒋介石日渐暴露出反共的意图时，他还在广州成立孙文主义学会广州总会，担任会长一职，同共产国际特派员发起组织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对抗。

他的这些表现被蒋介石看在眼里，又有胡宗南的说和，很快就受到提拔，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党代表，后来还担任了军校入伍生总队政治部主任。

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时，他更是没有过多犹豫，就调转枪口对准了共产党人。他的所作所为和同是经中共担保考入黄埔军校、成为“黄埔三杰”的蒋先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更何况，蒋介石高度看重蒋先云，却并不怎么看重贺衷寒。

前者被蒋介石予以高官厚利，被蒋介石多次争取，都能为了信仰，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蒋介石疏远、决裂。

后者没有得到蒋介石哪怕一次的亲口承诺，却只为了一点儿可能的“大好前程”，坐视曾经亲密的伙伴死在“自己人”的屠刀之下。

他的可怕、可恶可见一斑。

更可怕的是，有资料表明，贺衷寒为了讨好蒋介石，曾在1925年10月开始大肆鼓吹“分裂论”，称“不如尽早各走各的路”。

他的这些发言符合了蒋介石反共的意图，极合蒋介石的口味，蒋介石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愿意看他一眼。

支持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为了争取权力的政治资本，贺衷寒一直在谋求转职带兵，亲自掌握兵权。

他没想到的是，他此前反共的作为也让蒋介石对他生出了警惕之心。蒋介石认为他野心太大，不好驾驭，哪怕看出他的想法，偏不给他兵权。

贺衷寒后来在国民党军队里负责的主要都是政治工作。

他急于表现，给蒋介石提出了许多反共、反人民的坏点子，蒋介石“围剿”红军的许多办法都是由他提出。

基于此，蒋介石开始对贺衷寒生出赏识，渐渐将国民党军队乃至全党、全国的政训大权交到了他的手上。

不过，贺衷寒机关算计，却想不到蒋介石未能领导国民党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等到20世纪40年代，国民党军队屡战屡败，蒋介石无奈败退台湾，贺衷寒的“梦想”和“追求”也就彻底落空。

贺衷寒知晓自己犯下了诸多过错，不敢留在大陆，只能和蒋介石一同远走。

他在台湾被委任了交通部长的职务，可以说是远离了台湾的政治中心。

再加上一些政敌展开对他的攻讦，他越来越失去蒋介石的信任，晚年时只能在家中读书看报打发时间。

1972年，贺衷寒因病在台湾去世，但他丑恶的嘴脸仍被大陆的人民所深深牢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