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深秋，我背着简单的行囊，拄着拐杖踏上了回乡路。三年前的那场边境冲突，让我的右腿落下了残疾。组织照顾我，给了我一个轻伤残废军人的认定，可以回原籍安置。

我叫王德昌，今年二十三岁。临走时，指导员拍着我的肩膀说："小王啊，你是为保家卫国负的伤，回去后组织不会亏待你的。"我点点头，心里却五味杂陈。

那天傍晚，我拄着拐杖走到一个叫杨柳村的地方。暮色苍茫中，我看见前面有个女人正费力地挑着粪桶。她走得很吃力，每走几步就要停下来歇一歇。

"同志，我帮你挑吧。"我喊了一声。那女人回过头来，约莫三十出头的年纪，脸色有些憔悴，但眉眼间透着一股书卷气。

"不用了，你是伤残军人。"她看了看我的拐杖，摇摇头。

"我右腿受伤，但左腿还好使。"我坚持道，"这点力气还是有的。"说着，我把拐杖递给她，接过了粪桶。

"那真是太谢谢你了。"她接过拐杖，语气里透着一丝惊讶，"我叫林芷若，是杨柳村的知青。"

我愣了一下。知青？她看起来年纪不小啊。似乎看出我的疑惑，她苦笑道："我是右派分子，五七年下放到这里的。"

听到"右派"两个字，我心里一紧。那个年代，右派分子是最敏感的身份。但看着她瘦弱的身影，我又有些心软："林知青，前面还远吗？"

"快到了，就在那片田地。"她指了指不远处的一块菜地。我点点头，默默地挑着粪桶往前走。

路上，林芷若告诉我，她原来是省城中学的语文老师。五七年因为在教学会上说了几句"错误言论"，就被打成右派，下放到这个偏僻的山村。

"我刚来的时候，连粪都不会挑。"她自嘲地笑笑，"现在倒是练出来了。"

听她说话，不像是村里人。那种温婉的语气，让我想起了以前的语文老师。"你......以前真的是教书的？"我忍不住问。

"是啊，教了五年书。"她的声音低了下来，"最小的学生现在应该上初中了吧。也不知道他们还记不记得我这个老师......"

说话间，我们已经到了菜地。我把粪桶放下，她把拐杖还给我。月光下，我注意到她的手上满是老茧。

"天不早了，你住在哪里？要不去我那里休息一下吧。"她犹豫了一下说，"我住在村头的一间草房里。"

我摇摇头："不了，我得赶路。"虽然心里对这个女右派有些同情，但那个年代，跟右派分子走得太近不是好事。

"那好吧。"她也没有强求，"谢谢你帮我挑粪。"说完，她转身要走。

"等等！"我突然叫住她，"你......你一个人在这里，生活还习惯吗？"

她回过头，月光下的笑容有些凄凉："都五年了，早就习惯了。倒是你，伤成这样还帮我干活，真是太感谢了。"

看着她消失在夜色中的背影，我心里莫名地难受。她不过是说错了几句话，就要在这穷乡僻壤过这种日子。

那天晚上，我在村口的一户农家借宿。躺在床上，我怎么也睡不着。脑海里一直浮现着林芷若挑粪时的身影，还有她那双布满老茧的手。

第二天一早，我鬼使神差地又去了那片菜地。果然看见她正在那里干活。见到我，她明显愣了一下："你怎么又来了？"

我有些局促地说："我觉得......你一个人干活太辛苦了，我来帮帮你。"

她认真地看了我一会儿，突然笑了："王同志，你知道帮右派干活意味着什么吗？"

"我只知道，你是个需要帮助的人。"我说，"再说了，我这条伤腿就是因为相信组织、相信人民。现在帮你一个女同志干点活，怎么就不对了？"

听我这么说，她的眼圈突然红了："王同志，你是个好人......"

就这样，我在杨柳村留了下来。每天帮她干完农活，晚上我就在她的草房外的小凳子上坐着，听她讲以前的故事。

她给我讲她的学生们，讲她最爱的《红楼梦》，讲她对诗词的理解。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另一个世界。在她的声音里，我第一次觉得，原来知识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

在杨柳村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渐渐发现，林芷若不仅懂文学，还会一些简单的医术。她用草药帮我敷腿，每天坚持给我按摩。

"这是我下放前跟一位老中医学的。"她一边帮我按摩，一边说，"没想到在这里还能派上用场。"

慢慢地，我的腿好多了，能拄着拐杖走很远的路。村里人都说，是林知青的医术好。但我知道，更重要的是她那份细心和耐心。

有一天晚上，我照例在她草房外的小凳子上坐着。她突然问我："王德昌，你为什么不回家？"

我沉默了。确实，按照组织的安排，我早该回原籍了。但不知为什么，我就是不想走。

"你不怕别人说闲话吗？"她又问，"一个荣誉军人，整天跟一个右派待在一起......"

"我不在乎。"我打断她的话，"我只知道，你是个好人。那些所谓的右派言论，我听你讲了这么多天的课，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她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你知道吗？五年了，你是第一个这么说的人......"

就在这时，村支书找到了我。他把我拉到一边，语重心长地说："小王啊，你是荣誉军人，组织上要照顾你的。可你整天跟个右派混在一起，像什么话？"

我挺直了腰杆："林知青是个好人。她教了我这么多知识，还帮我治腿。要不是她，我可能一辈子都是个瘸子。"

"可她是右派啊！"村支书急了，"你要是真觉得她好，等她摘了帽子再说。现在，你赶紧离她远点。"

那天晚上，我辗转反侧。我知道，只要我一走，林芷若又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白眼和歧视。可是不走，我这个军人的荣誉就会受影响。

第二天一早，我下定决心，去找了村支书："我想请组织上帮个忙。我想留在杨柳村，就安置在这里。"

村支书愣住了："你疯了？好好的城镇不去，要留在这穷山沟？"

"我想留下来照顾林知青。"我说，"她一个女同志，在这里太不容易了。"

"你......"村支书气得说不出话来，"你这是要砸自己的饭碗啊！"

但我主意已定。为了让组织放心，我写了一份检讨，说明自己留下来的原因。最后，我说："我是一名军人，军人重情重义。我不能看着一个好人受苦。"

1963年春天，我正式留在了杨柳村。组织给了我一个供销社的工作，每月工资不多，但够两个人生活。

林芷若知道后，哭得像个孩子："你为什么要这么傻？为了我，把大好前程都毁了......"

我擦掉她的眼泪："我没有毁前程。我找到了比官当更重要的东西。"

日子就这样过下去。我们一起种地、一起读书。她教我认字、写作，我帮她干重活。渐渐地，村里人的眼神也不那么异样了。

1978年，平反右派的消息传来。林芷若终于摘掉了压在头上二十年的帽子。她抱着平反书，哭得像个孩子。

"对不起，让你等了这么久。"她说。

我摇摇头："值得。"

后来，她回到了省城的学校。临走那天，她站在村口，对我说："王德昌，你不后悔吗？"

我笑了："后悔什么？遇见你，是我这辈子最值得骄傲的事。"

她红着眼圈，掏出一个布包："这是我给你抄的《红楼梦》，你慢慢看......"

我打开布包，里面是一摞整整齐齐的手抄本。扉页上写着："赠德昌同志：人生遇合，犹如参商。感谢你让我在最黑暗的日子里，看到了人性的光芒。"

不久后，我们结婚了。婚礼很简单，但我们都很幸福。她回到了讲台，我继续在供销社工作。每当有人问起我们的故事，我总是说："我不过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

现在，我们都老了。但每次想起在杨柳村的那些日子，想起那个挑着粪桶的背影，我依然会觉得，这辈子最不后悔的，就是那天傍晚伸出了援手。

因为这个决定，不仅改变了她的命运，也改变了我的人生。正如她常说的那句话："人间自有真情在，岁月终将温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