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北京市西城区魏染胡同有一栋西式的灰色二层小楼，大门正上方赫然刻有“京报馆”三个大字。如今京报馆和《京报》早已成为历史，但在百年前的觉醒年代，京报馆是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在京早期革命活动的重要传声筒和发声喉舌，其创始人邵飘萍不仅一生秉持着“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信念，还被誉为“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更是中国近代新闻学的奠基者，最后却以悲剧收场，成为新闻界喋血第一人。

“新闻救国”

虽然邵飘萍的一生功业与北京结下不解之缘，但他则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浙江人，于1886年出生在金华东阳，原名邵振青。邵飘萍从小就聪明好学，是当地有名的神童，13岁考中秀才，20岁考取浙江省立高等学堂师范科，即今天的浙江师范大学前身。在师范专业就读期间，邵飘萍通过读梁启超的时评，逐渐对报纸行业产生了兴趣，后来更是同一位陈姓同学一起，创办校园通讯《一日报》小试牛刀。而这位陈姓同学，多年以后成为国民党第一支笔，他的名字叫陈布雷。

但真正对邵飘萍人生道路选择产生重大影响的竟是秋瑾，在秋瑾就义前5天，邵飘萍与这位鉴湖女侠建立了书信往来，信中秋瑾鼓励他要“新闻救国”。至此邵飘萍将新闻行业作为他今后的人生发展方向并改名为飘萍，取自文天祥《过零丁洋》：“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毕业以后邵飘萍根据专业要求先留校任教，直到辛亥革命胜利后杭州光复，他才正式加入《汉民日报》担任主笔，后又被史量才看中，兼任《申报》特约通讯员。

真正让邵飘萍一鸣惊人的是宋教仁遇刺后《汉民日报》的报道，他是这样写道：“宋案有行凶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 将矛头直接对准袁世凯，引发全国舆论轰动。

1913年8月，在北洋政府的指使下，浙江都督府查封了《汉民日报》，更逮捕了邵飘萍三次，先后羁押长达九个月时间。邵飘萍获释后为躲避进一步迫害，选择东渡日本，一方面前往东京法政大学就读法学和政治学，另一方面创办了东京新闻社，最早爆出二十一条，利用舆论武器继续从事反袁斗争。直到袁世凯死后，邵飘萍应史量才的邀请前往北京就任《申报》驻京特派记者，主编《北京特别通讯》，成为中国第一位特派记者，开始了他的北京职业生涯。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对于邵飘萍而言，在北京的十年见证了他媒体人事业的最高峰，哪里有新闻线索，哪里就有邵飘萍的身影，即使有时需要冒着一定的风险也在所不惜。正因为如此，邵飘萍主编的《北京特别通讯》格外受到读者追捧，200篇报道总计22万字，出版的合订本一时在京城洛阳纸贵。

其中真正意义上令邵飘萍站稳脚跟的报道莫过于是揭穿了时任奉天督军张作霖的本质：“初以马贼身份投剑而归……驱逐段芝贵取而代之……，”更无情嘲讽张氏的所谓“大东三省主义”的实质是“第二张勋”，醉翁之意不在酒。此篇报道出炉后，《北京特别通讯》销量再创新高，但这也彻底惹怒了张作霖，从而为邵飘萍十年后遇害埋下了伏笔。

1918年邵飘萍正式从《申报》离职创业，于京城魏染胡同买房置业，创办了《京报》并担任社长兼总经理一职。对于《京报》的办报宗旨，邵飘萍在拜谒了位于周边的明朝忠臣杨继盛祠堂后，果断引用并改写了杨继盛的座右铭，即“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在邵飘萍看来，《京报》就是为人民大众说话的，是“布衣宰相，无冕之王”，除此以外，《京报》还要唤醒民众，教育民众，要让中国早日实现独立自主，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正因为如此，当《京报》问世以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发行量就从300份飙升至5000份，最高时候达到6000份以上，成为当时北京销量最好，且最受欢迎的报纸。

五四运动爆发后，《京报》是最早进行全程报道的媒体，当北大学生开始集合的时候，邵飘萍还专场赶来鼓励学生：“北大是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 当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京报》也是最早出版特刊的报纸，利用媒体平台第一次向读者系统介绍马克思和列宁的生平事迹及学说。

除此以外，邵飘萍办报还讲究趣味性，《京报》除了时政热点新闻有广泛的读者基础外，其副刊同样享有盛名，经常撰稿的名家包括鲁迅，钱玄同，孙伏园和黎锦熙等，尤其是鲁迅在副刊上总计发表了杂文37篇，评论文章5篇，数量最多。为了丰富大众的日常生活，同时建立良好的新闻线索提供平台，邵飘萍打扮十分讲究，戴的眼镜，抽的雪茄和乘坐的轿车都是名牌，游走于高档饭店，剧院甚至青楼之间，堪称“探店”分享鼻祖，还结识了杨小楼，荀慧生，马连良等名家大腕，并组织戏迷读者见面会。

不过邵飘萍也深知，中国新闻界不能只有一家《京报》，关键要靠后来人，于是在办报的同时，他还接受蔡元培的邀请，前往北京大学和国立法政大学兼职讲授新闻学课程并创办了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其自编上课讲义《新闻学总论》奠定了中国近代新闻学的理论基础。1919年10月，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第一批会员结业，由邵飘萍亲自颁发结业证书，当中包括毛主席，高君宇，谭平山和罗章龙等人。

多年以后，当毛主席在陕北窑洞向斯诺回忆这段往事时，深情地说道：“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但毛主席始终不知道的是，邵飘萍其实也是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他由李大钊和罗章龙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隐秘战线工作。

“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

自从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邵飘萍的思想境界得到了升华，将全部精力投入在党的事业之上，同时考虑到环境的险恶和作为媒体人应秉持的客观中立原则，正像他遇害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飘萍启事》所说的那样，在公开场合，邵飘萍坚持的办报原则仍然是“既非国民党，更非共产党。”

不过当由李大钊和邓中夏等人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据罗章龙回忆，研究会小型图书室亢慕义斋就是由邵飘萍出资设立。为了发展更多的党员，邵飘萍在《京报》为中国共产党刊登广告，是当时全国媒体第一家。京汉铁路大罢工爆发以后，《京报》利用头版推出一系列深度报道，邵飘萍更是亲赴长辛店采访工人，还声援远在郑州和武昌的林祥谦和施洋等人，毫不留情地揭露吴佩孚的军阀残暴本质。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北洋政府贿选总统曹锟并电邀孙中山先生北上，《京报》第一时间就对冯玉祥的这一举动表达欢迎和肯定，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当冯玉祥和邵飘萍见面后，两人相谈甚欢，一见如故，尤其是冯玉祥对邵飘萍的赞扬之语“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很快就传遍全国。

然而好景不长，冯玉祥不久后就被张作霖和段祺瑞联合排挤出京，担任西北边防督办，北洋政府由段祺瑞主政，而张作霖更是对邵飘萍早就怀恨在心。尽管如此，邵飘萍不顾个人安危，继续秉笔直书，当郭松龄通电反张作霖后，《京报》称赞郭松龄之举“至少可认服从民意，警醒军阀，” 并向张学良喊话，要他做出正确的抉择。

为了让邵飘萍闭嘴，张作霖派人到京报馆去送30万块大洋巨款，但邵飘萍不仅原银退还，还在《京报》上继续揭露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从而让张作霖彻底下了杀心。

1926年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前爆发了三一八惨案，从3月19日开始，由邵飘萍亲自主笔，《京报》在短短12天时间内发表了120篇报道和时评，还将所有死难者的姓名籍贯职业及中枪部位全都公之于众。3月23日北京各界举行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当主持人陈毅慷慨激昂地发表完怒斥军阀暴行的演说后，台下没有第二个人敢上台去接，唯有邵飘萍临危不惧，明知潜在的风险，依旧上台发言，并高呼打倒军阀。

前面提到，冯玉祥虽然被排挤至大西北，但京城内依旧有他的国民军驻军，某种程度上也是邵飘萍等进步人士的保护伞。但是从1926年4月开始，随着段祺瑞下野，张作霖和张宗昌的直奉联军开进北京城，国民军被迫撤退，北洋政府也被张作霖完全掌控。张作霖正式入主北洋政府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除掉邵飘萍，而邵飘萍闻讯后，一度躲进了位于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的六国饭店。

谁也没想到的是，为了引诱邵飘萍出来，张作霖用北洋政府造币厂厂长的要职和两万块大洋的重金，收买了邵飘萍好友，《大陆报》社长张汉举。张汉举谎称关系都疏通好了，加之邵飘萍始终放心不下京报馆，于是就走出六国饭店，返回了魏染胡同。

根据《京报》总编辑吴定九遗孀杨怀英的回忆，邵飘萍回到京报馆后，还同她，以及夫人汤修慧和马连良打了几圈麻将，这时有人报信军警来了。邵飘萍连忙坐车离开，但刚开到胡同口就被拦截逮捕，这一天是1926年4月24日。

邵飘萍被捕后，北京新闻界召开紧急会议，派出13名代表找张学良请愿。但张学良竟说：“逮捕飘萍一事……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 有了张学良这句话，两天后的4月26日凌晨，奉军执法处将邵飘萍胫骨打断后宣判死刑，不久就押赴天桥刑场行刑。临刑前邵飘萍拱手说：“诸位免送，” 然后哈哈大笑从容就义，终年40岁。至此民国杀害新闻记者和媒体人的先河，就是由张氏父子开始的。

即使是邵飘萍就义后，奉军依旧对他的遗体严防死守，直到4月27日才允许家属收尸，安葬在永定门外义地。

邵飘萍虽然倒下了，但《京报》由他的夫人汤修慧勇敢接手，直到七七事变爆发后才全面停刊。抗战胜利后，汤修慧想重启炉灶，奈何因财力有限外加国民党政府乱发金圆券，最终只得不了了之。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没有忘记邵飘萍，亲笔签署烈士证书，并与汤修慧有着书信往来。可邵飘萍的党籍问题却始终得不到承认，直到八十年代中组部复查，由罗章龙出具证明信，邵飘萍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才正式被公开，遗骸在火化后也被批准入葬八宝山革命公墓。

2021年为纪念建党百年，京报馆正式对公众开放，此时距离邵飘萍就义，已经过去95年了。

本文参考资料：《乱世飘萍》，《中国共产党在京早期革命活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