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逢年过节、迎神赛会以及看戏、读闲书，再除冬天看踢毽子、春天看放风筝以及大闸口看过船等等之外，两年间下午逃学的日数总有五六百天，叫我如何安排？又叫我跟谁商量？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没有伙伴，孤身一人，每天下午要避开家人耳目，在城里城外到处流浪，而且还企图避免重复，真难，也真苦！偶然逃学一两城外到处流浪，而且还企图避免重复，真难，也真苦！偶然逃学一两天是种幸福，天天儿以逃学为生，可不是滋味！
在那个时代，自然没有什么少年宫，也没有什么儿童乐园或儿童游戏场，我只能走大街、穿小巷、数石板、算路程来过日子。不夸海口，淮阴城里城外的街道地图，到现在我都可以默绘出来，虽然离开它至少已五十年了。
自然，这种流浪生活，也不完全是信步漫游，有时也有目的性。比如去南校场看操，便是其一。南校场离南门还约有二三里，够远的。有时看到好看的，如分列式或打靶之类，可以盘桓二三小时。但遇到训练新兵，可单调乏味了。只有那较笨拙的士兵左手左脚同时并举的姿态颇引人发笑，但如果他重复错误，那排长打起他耳光或猛踢他一脚时，那粗壮的汉子会挂下眼泪来，我便笑也笑不出，嗒然而返了。有一次，我的鞋底便是去南校场时跑脱了线的，以后就少去了。
还有一个目的地，便是东门外的慈云寺东西牌楼之间的广场，那儿有拔牙的、卖狗皮膏药的、算命测字的、卖梨膏糖的、还有拉洋片儿的等等，是个可以留连忘返的去处。对我最有吸引力的，要数拉洋片儿的了。那露在上层外边的照片和画片，有十来张，约莫十二英寸照片大小，拉洋片的人一边一个，站在凳子上，用绳子拉动以敲打锣钹，口里唱道："往里看来往里瞧呀，瞧个大姑娘在洗澡呀！……"于是坐在长板凳上，眼睛对着一个装有放大镜的洞口。但洞口里有个小布帘子遮住，必得等到长凳上大致坐满了人，才揭开。于是放大到两倍的一张照片出现了，是打仗的；再一张是洋房和洋人，又一张是马车上坐着什么人……约莫七八张，小布帘子又霍地落下了，只得站起来走开。一枚铜板花掉了，可没看见什么大姑娘洗澡。
拔牙的人面前放着一大堆牙齿，足有好几百粒。这是他的招牌，也是广告：说明成绩。但我并不想拔牙，而且想起一个传说。据说，这种江湖郎中既无拔牙器械，也无医术，其拔牙方法是用麻线扣齿、而在你身后燃放炮竹，使你吃惊跃起而拔脱的。也许只是传说，但我不想亲自证实，也就走开。
走到测字摊前，我站下来了。测字的也兼"文王神课"和"算命"，这使我想起父亲讲过的笑话。他说，算命先生那一套他也会。你报了生辰八字，他掐指算算，再看看你年在四十左右，便说："你是父在母先亡呀！"接着反问你："老人家都好么？"你如果是父亲已死，母亲还在，他便说："如何？你父亲在母亲之先亡故了。"如果相反，是母亲已死呢，他也得意地说："如何？你父亲还在，母亲先亡啦！"万一父母俱在，那他说，那是他预知未来。父母俱亡呢，他又说是算的过去。总之，他都算准了。然后，又掐指算算你兄弟人数，点头道："你家是桃园出一枝呀！-﹣几位弟兄？"你是独子么，他拍案道："是呀，桃园三结义，应该三枝的，只出一枝。"要是兄弟二人，他可改口说，"缺一枝嘛，所以只有两兄弟。"如果像我家兄弟四人，那就是："桃园之外又出一枝了！"再多，他可以用三的倍数来解释，他又算准了……这次，我想证实一下父亲讲的是否真实，但没见人来算命。测字的倒有，那是信口开河，把一个字拆开或添上几笔成另一个字，加以解释或曲解，是否准确，无从得知。我曾想自己花钱算个命的，但要价太高，我没有那许多。也只得走开，未曾实践。
慈云寺去了两三次，也觉乏味，不去了。后来听说东门城头上挂了人头，更吓得我好久不敢出城。按理，辛亥革命以后，不该再杀头而改行枪毙了，我们淮阴也实行过，土话叫"铳人"。但遇到土匪头子，还是要施行旧制。阿 Q 死得太早了，否则未庄人们也不会哀叹于枪毙没有杀头好看了。
再有一次目的性的活动，是去看"大王"（大，读代）。在我们沿运河的地方，岸边每每有大王庙。据母亲说，运河沿岸发洪水时，常常决口，那会造成生命财产以及庄稼的重大损失。每当这决口堵塞不住危急万分之际，有的地方官忠于职守便跃身下水，用自己的身躯来堵塞。河堤保住了，地方官却死在水中了。他死后，就被封为大王，大王庙便是纪念他的。这倒是个优美的传说。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这种为人民利益而献身的人，也该纪念的。但这传说发展下去，可离奇了，说这"大王"已化身为神了；而这神又离奇得很，并非人身，而是四脚蛇似的动物，深居水中。但偶一现身，便在粮船上。船家一见，不敢怠慢，立刻用香烛供奉，然后通知附近船家，齐来敬香；并由吹鼓手吹吹打打，用轿子送到附近大王庙里供奉起来。而大王有个嗜好：爱看戏。第二天，大王庙的戏台上便开锣唱戏了。据说，这位大王居然是巍然不动，不看完戏，不退席的。然后在不知不觉中，又忽然不见。据说，是腾空而去。又据说，船家如果不迎接、供奉如仪，那他老人家一怒而去，兴风作浪，河水泛滥，要降下灾难来的。我不懂：多好的一位捐躯救难的官员，为什么一旦封为大王，就作威作福起来，要人民供奉他呢？后来长大了，我才懂得：神是人造的。神的欲望也反映人们社会现实的：对做官的，下级是要贿赂的。做了神，也还难免对他如法炮制，此其一。其二，一些有功于人民的人一旦被人民所崇敬，就居功自傲起来，要人民供奉一切，不也是习见的事么？-﹣这自然是后来的认识，且按下不表。
再说，有天逃学回家，天色已晚，我大哥正兴高采烈地说他看见大王了，是四条腿，装在玻璃盒里，还昂头看戏哩！于是第二天下午，趁逃学的机会，我绕出东门，奔到运河边上，约莫在河南岸轮船码头以东那一带有个大王庙的，我一头奔进去，却什么也没看见。码头以东那一带有个大王庙的，我一头奔进去，却什么也没看见。戏台是空的，玻璃盒子不见了，神案上也是空的。据说，大王已在昨晚飞腾上天了。我失望得很，颓然而返。谁料到二十几年后，即1946年我初游庐山，大概在大天池吧，见到许多一种叫做"神龙"的动物，也是四只脚，与我大哥所述的"大王"形象相似。我想，它起码也和"大王"是同类属吧。但它的身价在这儿却一落千丈：只要花一两块钱，就可以买上一条，虽然也尊之为"神"，这是何故呢"十里不同俗"嘛，它在江河里可以兴风作浪，而在庐山之巅，有天池也难显威风，正如"虎落平阳被犬欺","大王"上山不值钱了！
至于无目的流浪，那够苦的。每每转了半个城，不一定能见到一件可以看看的物事。运气好，遇到耍把戏的，就是今日所谓的杂技艺术，可以看上一二小时。但也要看是哪一类的。上学之前，哥哥们带我去东郊看过大型马戏，是用布幔子围的大场子，要买票才能进去。在那里看过"跑马卖解"和三五丈高的悬架上的"三上吊"和"走绳索"等等，是见过大世面了。因此，对于那种牵一只羊、一只猴子便献艺的小型的班子，看看"沐猴而冠"-﹣即让猴子戴上面具和纸冠，颇堪一噱之外，"其余不足观也矣"！三五人的中型班子，可看的把戏多一些，但演到其自称为精彩节目时，我却每每不敢领教。比如让一个小女孩，伏在长凳上，两腿作蝎子似的倒卷过来，并强迫她双手双足攀住一根扁担，女孩儿眼泪汪汪，哀求赏钱时，我是不忍卒睹，丢去两个铜板，便仓皇逃去。还有所谓"大卸八块"，据说是将一个女孩用刀砍成八块，放进坛子里，然后又活转来的戏法，据说也是假的。但我始终不敢看。每当班主宣布这节目，并将大铜锣翻转放在场心，要求大家"哗叉哗叉"时，我是既不"帮钱场"，也不"帮人场"，闻风而逃了！至于较大型的班子，表演以钢刀砍腹的气功，或者吞剑、吐火那一套，都是壮年汉子表演的，并非被迫，我不太恐惧了。但究竟觉得形象残酷，并无美感，兴趣不大，而类班子来的也不多。
时常见到的是玩所谓"秃骨驴"的，即木偶戏，这是独自挑副担子穿街走巷的江湖艺人。我们孩子一见他，便跟着跑，跑到一个适中的地方，他敲阵锣，人多起来，才演的。一个小小的二尺来宽的旧式小舞台，架在一个由布帘子围起的架子上。表演者就藏在布帘里，他又耍杖头木偶，又敲锣，又唱戏，真是神通广大。但所演的节目，开头每每是《王小二打老虎》(?）和《猪八戒娶亲》，这是我们孩子最欢迎的。但接下去可要演正式戏文了，因为还有大人在场。钱，主要由他们来掏，孩子每每是撑场面、看白戏的。而收钱的并非艺人自己，他在表演，不能分身。这每每由一位热心人士为之帮忙。我虽然可以进入看白戏者之列，但还是掏出我力所能及的一份。因为表演者既不能亲自讨赏，我不愿欺骗他。但我难以知道的，是那位热心人士是否如数交给这位江湖艺人。至于以后的戏文，我每每不看了，因为表演者不是山东便是河南来的，他唱的是地方戏，我不懂。
再有一种艺人，就是捏面人儿的。那倒是时常可以遇到，可以一看一二小时。他那双手也并不纤细，甚至粗糙，但各种色彩的面团子，经他的手搓搓、捏捏、压压、捻捻，再用几件最简单的工具，如一小截坏梳子、一把破剪刀、一枚牛骨磨成的刀或针，就先成了脸型，开了鼻孔和嘴，嵌上眼睛和眉毛，梳齿一压不是头发就是胡须；然后四肢，再后衣裳﹣﹣如果应穿绸缎，只用小木戳子蘸上金粉向衣裳上印几下，便似绣花的了；最后，是武将呢，就用细竹签裹上薄薄的一层面，再在一头装上点面制的附件，便是刀、枪、斧、钺了。是仕女，或粘花，或执扇，更容易了。一个人物，大概十多分钟便制成，价格也只几个铜板。我看久了，也得买上一个。但又不能每次都买，我没有财力。有一次，是个较年轻的师傅，见我光看不买，便问："你要不要那个？"我反问："什么？"他从木箱里拿出一只火柴盒子﹣-当时叫洋火盒子，比现在普通火柴盒要大得多。我奇怪，要我买这个干吗？他略略推开盒芯子，原来里面也是面捏的人儿，很小很小。而且是一男一女在牙床上"打架"，没有穿衣裳。我一惊，他立刻关上盒子："要不要？"我醒悟过来，扭身跑了……
捏面人儿的似乎都捏古人，即戏文中人，连"那个"也是古人-﹣许是西门庆吧，未见过时装人物。但到抗战期间，在重庆才知大谬不然。我看到个面人儿，名为"土摩登"，是讽刺胖女人学时髦的。她打胭脂、涂口红，嘴里还镶一颗大金牙；她烫头发、戴墨镜，手套一只金链手提包；她高跟鞋、长丝袜，身绷一件花花绿绿的长旗袍。只有个遗憾处，她肚皮太大，连旗袍的钮扣都绷掉了！这个面人儿约有五六寸高，是特大的。但小了不行，因为这位土摩登的大肚皮，外面虽穿旗袍，但内瓤子却是一个空鸭蛋壳！我真佩服四川人的幽默！
此外，是随便流浪，无可足述的了。在天旱时，农民抬了泥龙求雨，他们以柳枝箍头，手举纸幡，上写"商羊起舞"、"油然作云"之类预示降雨的吉庆儿，我也会跟着看一阵。但看到那条三四尺长、身披以蚌壳为鳞的泥龙，都快被太阳晒裂了，知道它自身都难保，也就不跟了。有时傍晚，见到人家准备烧"纸库"-﹣即纸扎的房子，烧给死人享用者，也会仔细观察一阵。那房子的确讲究，是三进或五进的大院子，有楼，房间甚多，而一应用具，包括麻将牌在内都齐全的。但我怀疑：人死了既然下地狱，则这座房屋如此宽敞阔绰，又何必要求转生投胎于人世呢？我无问处，也就算了……还有，娶亲的花轿，护军使或镇守使进出的仪仗，也可一观，但都不及赛会好看……
倒是在街头流浪时，我结识了一个姚大哥，是位卖糖的。卖糖的多了：有吹糖人儿的，我不吃；有用转盘赌那用模子倒出来的白糖人儿的，那叫"转糖"，是我五岁前的玩意儿，早没兴趣了；还有卖块糖的，风吹日晒，不是粘了灰尘，便是晒化了，也少光顾。姚大哥的糖担可特别：它使我想起迎神赛会中的花篮担子。那扁担也是两头翘起，走起来显得很帅，前一头还插上枝短短的而羽毛长长的鸡毛掸帚，随风飘扬，更增加了它的气派。至于担子上约七八个玻璃匣子，都是通明透亮，一尘不染。匣子里的糖块，品种很多，除普通棱形的糖块里加了松子，还有两面芝麻的牛皮糖，方块的交切片、小炮竹似的寸金糖、圆珠似的糖球儿……他把茶食店里卖的一些糖果也包括进来而面向街头了。他也敲糖锣，但很小，声音清脆而不刺耳。而且只敲两三声，然后便用那把漂亮的鸡毛掸帚轻轻掸去玻璃匣上的浮尘。一看这糖担子就会引起你的食欲！
再说这位姚大哥，他颇像我徐家二表哥，但身材更高；浓眉大眼，但不凶猛；面颊红润，显得英俊；谈吐举止，更是不俗。倘若生在今日，他会被有眼力的电影导演选做男主角，成为真正的明星的；那些小白脸式的男演员会甘拜下风！他自然身穿粗布短打，但全身上下，干净利落，和他的糖担一样。
起先，我喜欢买他的糖吃；后来，他亲切地和我攀谈；再后来，我们成了知心朋友，无话不谈；最后，他劝我不要在街上游荡，而邀我到他家去玩儿。他的家在东门外文庙附近一条巷子里，我看他和他父亲怎么熬糖，又怎么做糖，我也一边学，并想做一个像他一样的卖糖人！但只去过三次，便中断了。因为我的逃学事发了。
逃学，其实是乐少苦多的，我也很厌倦这种生活了，但我没法中止它。每到傍晚，即该放学的时候，我常常会不自觉地爬上北门即拱宸门的城楼之上，歇一歇疲乏的双腿。自然，更重要的，是那个年青的号兵，每到傍晚，他总在这城楼上吹他的铜号，进行其晚间的练习。他吹的每个单音，都拖得很长，听起来很觉悲怆凄凉。但我又喜爱听。听到它，我知道可以回家了。听到它，仿佛听到幼儿时候母亲为我"叫魂"的声音！那也是低沉而曳长的："大四儿呀--！跟妈妈回来吧﹣-!"
听那么一阵，我便踏着那悲凉而曳长的号声，挪动疲乏的腿，一步一步走回家去，接受母亲迎我的笑容。这是一天的最大的安慰。
但是有一天，当我踏进堂屋，母亲的笑容消失了，而父亲以从来未有的厉声，向我大喝："跪下！"同时扒了我的长衫，从衣袋里便掉出许多但缺少关云长的小洋片儿和一两本小唱本儿！这可两罪俱发，无怪乎竹片子打在屁股上特别重！母亲在一边没有吭声，我便想起《红楼梦》里的贾母来。可惜我落地以来，从未见过祖父母的面，不会有人来搭救我了。
其实，我父亲也并非贾政之流，并未往死里打，而且有生以来这是他第一次打我；而我又罪有应得，除了哭，我还是哭。
竹片子暂时停住了，耳边听到说："四弟，你招干（即招认和请求之意）吧！招干吧！"我知道这是邵氏二嫂在权充长嫂为我求情了。但我招什么呢？求什么呢？认了就是。夫逃学之事，真是"难言矣"！而"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我怎能把犯罪原因归之于聘错了老师呢？况且，既是脓疮，总要出头，这一来，断我逃学之路，免于再受寂寞之苦，也许是个超脱之机吧？我便决不申辩。
由于二嫂的面子，也由于母亲说了句："够了！他不是不吭声了吗？"我父亲这才歇手，走开。
谁知第二天，我母亲反攻了：责备父亲为我找的"什么狗屁老师！""能让孩子守着大仙太爷牌位吗？"等等，等等，我真后悔前晚上经不住母亲的盘问，把真情全盘托出了。这一下，引起老俩口的争吵，我可左右不是人了。所幸，父亲听出话中有因，又"迷妈"了一下，没有还嘴，溜出去了。
这一天，以屁股疼之故，母亲特许我不上学，在家休息。我还不敢："汪先生要问呢？"母亲愤然说："他来，我还要问他哩：当先生的，作兴自己喝茶，不管学生吗？"
这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一顿屁股﹣﹣用淮阴人讥讽人的话说，叫"竹笋烧肉"，换来一片新天地；第二年开春，我换了私塾，受业于我第一位恩师姜藩卿先生门下。从此，结束了我寂寞的童年时代！
但我并不是对童年时代感到悔恨。相反，倒很留恋；要不然，哪能在小小年纪懂得如许生活？况且，即使那段生活充满了痛苦，回忆总是甜蜜的，特别是对一个到了垂暮之年的人来说。
【陈白尘（1908年3月2日—1994年5月28日），中国作家、编剧。原名陈增鸿，又名征鸿、陈斐，笔名墨沙、江浩等，江苏淮阴人。1930年，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从事戏剧活动，曾参加南国、摩登等剧社。后回家乡从事革命活动，1932年7月任共青团淮盐特委秘书，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在狱中创作了一些短篇小说和独幕剧。1935年出狱后在上海从事文学创作。抗战开始后，在各地坚持进步的戏剧活动，创作了大量剧本，代表作有《乱世男女》《结婚进行曲》《岁寒图》《升官图》等。解放后参加创作了电影剧本《宋景诗》和《鲁迅传》等。文革后重操文笔，1978年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主持建立了戏剧影视研究所，这是国内第一个戏剧学专业博士点，培养了许多戏剧人士。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陈白尘对于讽刺喜剧有着独到的贡献，被誉为“中国的果戈理”。1994年5月28日病逝，享年8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