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1月3日，苏联和越南在莫斯科签署了《苏越友好合作条约》，其中第六条明确规定：“一旦双方中之一方成为进攻或进攻威胁的目标，缔约双方将立即进行协商以消除这种威胁，并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保障两国的和平与安全。”事实非常清楚，该条约实际上是一个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条约。

以此为标志，越南和苏联正式结盟，苏联的强有力支持，是越南敢于在中南半岛四面出击，推行地区霸权主义政策，武装控制老挝、全面入侵柬埔寨、进犯泰国边境，并在北方与我国不断发生冲突边境冲突的根本原因所在。那么，当我军于1979年初春发起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之后，苏联采取了什么行动，越南人对此又有何记载与评价呢？

越方资料显示：当时，越南人民军大部分主力部队驻扎在柬埔寨。因此，在北部边境只部署了几个步兵师，以及边防部队和民兵。越南领导人不知道中国军队的参战实力，也不知道中国军队进攻的方向。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全力支持越南。为了牵制中国北方的军队，苏军6个军区进入战备状态，29个摩托化步兵师在空中支援下被部署到中国东北地区的苏中边境，2个空军师也调往东部。其中1个师转场到蒙古的一个机场，距离北京只有半个小时的飞行时间。苏联军事领导层还采取了另一项策应越南的行动：一些坦克部队模拟了对边境附近假设敌方目标的攻击。而在蒙古和中国边境的戈壁沙漠，苏军伞兵也进行了演习。

早在2月份，当传出中国打算“惩罚”越南的消息时，苏联海军的1艘巡洋舰和1艘驱逐舰就被派往东海（即我国南海，下同）。战争开始后，苏联海军增派了其他舰船，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单位。到2月底，这支舰队由13艘舰船组成，到3月初，该地区的苏军舰船增加到30艘。苏联也准备将这批舰船部署到越南的良港：岘港和金兰湾，并着手在当地建立苏联的军事基地。

由于苏联海军在东海的存在，中国海军无法参与进攻越南的行动。此外，苏联海军还确保了苏联向越南供应物资的安全。仅在海防港，就有20多艘货船和油轮在战争期间卸货。与此同时，苏联海军遇到了一连串的美国军舰，这些军舰自2月25日以来，一直停在越南海岸附近，美国人声称其目的是“控制局势”。 为了限制美国军舰进入战区，苏联潜艇采取了行动。美国军舰不敢越过苏联海军划定的警戒线，到3月6日不得不撤出东海。

一个由20名各军兵种将领组成的苏联军事顾问团，在2月19日抵达河内，该顾问团于1979年2月初由苏联国防部组建。其中有侦察情报专家，由于苏联和越南迅速开展联合侦察工作，很快就确定中国军队的规模大约有60万人，越军在北部边境的正规部队正在中国军队的合围态势中作战，中国军队的主要进攻方向在谅山，其目的在于开辟通往河内的道路。

根据这一情报，苏军顾问团负责人奥巴图罗夫大将会见了和他私交很好的黎笋，提议使用苏联飞机，将越军最精锐的主力部队从柬埔寨转移到越南北方前线，并提交了一份由苏联顾问制定的计划，该计划旨在让正在战斗的越南正规部队脱离中国军队的包围圈。

莫斯科也接受了奥巴图罗夫大将的提议，立即向越南提供战斗所需的所有武器装备。当时在越南的苏联军事顾问伊万诺夫上校说：“在最短的时间内，越南人民军获得了反击所需的所有武器。在苏联的军用运输机上，除了许多电子侦察设备和其他作战辅助设备之外，还有许多门BM-21火箭炮。”

所有这些努力，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战争的结果。当然，越南武装力量自身的作用至关重要，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一起抵御了中国军队，把他们阻击在30公里纵深之内。到1979年3月5日，中国军队宣布开始从越南撤军，并于3月18日完全停止敌对行动（我军的撤军行动于3月16日完成，越方所说的 3月18日，是448团被围部队彻底失去抵抗的时间）。

所有来越南帮助工作的苏联军事顾问，都被授予了越南功勋勋章。战争结束之后，他们没有立即返回家园，而是继续在越南工作了2年，以帮助越军进行改革。

点评：按照《苏越友好合作条约》的规定，苏联方面有帮助越南消除遭受的威胁的义务。可实际上在整个我军对越作战期间，苏联除了组织演习、给越南提供军事顾问和物资 、派遣一些舰船到中国海南游弋，以及和卫星国集团在外交上对中国大骂出口之外，在中苏边境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举动。这样的糟糕表现，使得苏联在国际社会上颜面尽失，各国都看清了他色厉内荏的一面。

就中国而言，用小平同志的话说：“总的说，战争我们教训了一下越南。就国际上说，推动了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事业，对柬埔寨是一种支援，对苏修是称了一下它的份量，这一点国际意义最大。”“通过这个斗争，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就比较放心。称了一下南边的越南，也称了一下北边的苏联。”

通过这一仗，美国方面对苏联的看法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后来提出了“使用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一切必要手段”遏制苏联扩张的“卡特主义”。中美苏三角关系呈现出了有利于中国和美国，而不利于苏联的倾斜。

“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把形容袁绍的这句话用在勃列日涅夫集团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作者为历史学硕士，大学讲师，专注中越战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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