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非史学出身的历史爱好者，自从学习写作后，慢慢用写作表达自己，但表达程度有限，一者是认识历史的深度有限，其次是好像常常局限于正史，视野受限。

如《剑桥中国隋唐史》导言中所说，隋唐这一时期的历史，被认为是王朝和个别皇帝怎么统治国家以及完成天命的政治记录。也就是说，官修史书更多体现出，是皇帝个人意志的产物，在这一前提下，史官是没有篡改原始档案，说不客观吧，也非常客观，对于材料的取舍，却颇费心思；史书编写完成后，越是“负面”的原始档案，则越有可能被人为销毁，以此确保“打扮”出王朝和皇帝的正面形象。

这样的史书叙述，多以统治阶级为主，很少涉及平民老百姓；时空背景多以京城为主，很少涉及地方，现存最早的地方志出现在宋代。随着考古的不断推进，发现越来越多的文物，如吐鲁番出土的包含了，许多官方文件的原始文书，对于了解隋唐地方历史，是一个重要的补充。

历史上，吐鲁番这片区域曾存在过高昌国，其起源于高昌垒。西汉为了与匈奴争夺车师国，在西域设立了许多军事性壁垒，高昌垒便是其中之一；东晋时，前凉在此设立了高昌郡，将单纯的军事性壁垒，初步发展成为了一个城市。

后来又历经前秦、后凉、西凉、北凉时期的统治，高昌城得到不断扩建，功能得以完善；到了公元460年，柔然灭掉北凉，乃高昌建国之始；唐太宗时期，唐兼并了高昌国（麴氏高昌），并设置西州。

可见，高昌国最初的设立是作为军事据点，以此保护丝绸之路的安全。随着时间的推移，高昌国的一方面突显了，其 “南接河南，东连敦煌，西次龟兹，北邻敕勒”地理位置的优越；对于将马作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商人来说，盛产良马的高昌，也是一个重要的补给“中转站”。

另一方面，作为丝绸之路的重镇，高昌国又成为了众矢之的，在各国的夹缝中苟且偷生。公元502年，依附柔然的高昌，因柔然的战败，被迫臣服高车；接着高车又被厌哒打败，高昌转而寻求北魏的庇护；北魏分裂后，高昌又转投梁朝，《梁书》记载：(麴)子坚遣使献鸣盐枕、蒲陶、良马等物。

高昌故城

高昌故城

据此可以反推，高昌为了生存，很大可能被迫成为了庇护国的“供应商”，其中包括了战略物资的马匹。于是，在高昌国国内，“马匹产业”被上升到国家的“高度”，这些可以从吐鲁番出土的文书得以看出：

1、高昌王直接过问采办马匹的情况。具体流程是，兵部门下系统的官吏从侍郎开始行文上报，经通史令史，再到最高长官门下校郎，最终上报给高昌王。这里为何提及兵部呢？

鉴于马匹的价格，不是普通百姓所能承担的，高昌官府是马匹的主要购买者。根据吐鲁番出土的《兵部条列买马用钱头数奏行文书》记载，兵部是主要负责采买马匹的部门。从中可看出，兵部主要负责，一则是为了更好管控马匹这一战略物资；二是兵部直接负责马匹购买，可以更好将马匹调配军队。

至于购买马匹的行文草拟，由兵部主管领兵部事等官员发起，经中央行政系统副长官绾曹郎中、行政系统的最高长官高昌令尹领衔依次审核。行文详细记录了马匹总数、马匹购自何人、品种、购买的款项金额。

阿斯塔那古墓出土文书《石染典过所》

2、加征税赋。诚如高昌国处于丝绸之路的底端，话语权不足，成为了各国掠夺的对象。按照两亩半交纳银钱2文计算，高昌一年的田租为7.2万文。所谓银钱， 是指贞观年间，唐朝兼并高昌后，置为西州，当地银钱与铜钱混用，但银钱才是当地的正币，西州银币与唐代法定货币开元天宝铜钱的比价为1∶32。

据《兵部条列买马用钱头数奏行文书》显示，高昌的平均马价为银钱37文左右。那么，高昌一年的田租，可以购买近2000匹马；而学者依据吐鲁番出土文书推算，高昌国每年各类用途所需马匹在4000左右。

中间的缺口，最终转嫁到高昌国的百姓身上。当时，一般的小农家庭，一丁分到的田地平均为2.5亩，总收入在22.5—30文。可见，一匹马的价钱已经超过了，一户普通小农家庭的全年总收入，更遑论还得缴纳不少的地租，以及名目繁多的杂税力役。怎么办呢？无奈之下，老百姓只得发展“副业”，以家庭为单位进行丝织品生产，然后出售给商人，所得一则填补家用；其次交纳赋税。

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龙鸟卷草纹绢绣

3、强制摊派。高昌国制定了“按赀配生马”的政策。所谓“按赀配生马”，是高昌人的一项义务，政府硬性规定，高昌人不仅自己出钱买马，而且还要自行准备饲料和马鞍，且政府有权随时调用和检查马匹配养情况。其中的“高昌人”不分等级，即是说不管你是平民百姓，还是官员属吏都要遵循这一规定。

所不同的是，平民百姓被摊派得更重一些，《高昌计人配马文书》出现了“2人配马1匹、5人配马2匹”的记载，这也被认为是高昌国的标准线，而僧众配马的比例则为，10人配马1匹或者20 人配马1匹。

综上所述，本为军事据点发展而来的高昌国，因城市功能的完善以及地理位置的优势，逐渐卷入了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吐鲁番出土的文书，部分揭示了高昌人，在各国的环伺之下艰难生存的状况，对于了解隋唐以前的历史，是一个重要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