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今年八十六岁，病在床上。他的心脏，那个喷血的马达，也同样衰老了，再不能担当起某些功能了。它还能使血液溢满他的头脑，让它发出智慧的光芒，但是却供不到两腿支持他的体重在屋里进进出出。姑不论我的比喻，他腿上的肌肉萎缩实在说不上是他这具衰老心脏的毛病，照他说，则是由于身体缺少钾的缘故。他在一个枕头上坐着，又把身子偎依在另外三个枕头上，他向我作了临终前最后的赠言，同时提出了一个要求。
“我盼望你再写一篇简洁的故事，”他说，“像莫泊桑或是契诃夫写的那样的，你一向在写的那一套。就是那些熟悉的人，然后再写写他们的遭遇。”
我说：“好，就那么写。这容易得很。”我要讨他的喜欢，虽然我记不起曾经那样写过。我宁愿试试来讲这样的故事，要是他指的是那一种用“从前有个妇人……”开头，接着展开情节，我一向是看不起那种两点之间必成直线的一套的，这倒不是出于文学上的理由，而是这样写法不能表达每个人捉摸不定的生活终结。每个人，不论是真实的或是虚拟的，都应该有各自的生活途径。
最后我想起了一个故事，就在两年前我家对街发生过的。我把它写了下来，然后大声朗诵起来。“爸，”我说，“这个怎么样？你就是指这一类故事吗？”
在我小时候，有一个女人还有个她的儿子。他们生活过得舒舒服服，住在曼哈顿一间小公寓房子里。等孩子到了十五岁，却成了个吸毒者，在我家邻居中这种事情并不稀奇。为了使她和儿子保持亲密无间，她也成了个吸毒者。她说这是青年教养的一部分，而她对这种教养也感到颇为适应。过了些日子，由于种种缘故，儿子不再吸毒而且离开了家，他的母亲则感到百无聊赖。前途无望，孑然一身，她在悲惨中过日子。我们全都去看望她。
“好吧，爸，就是这么一段，”我说，“一个朴素而又凄惨的故事。”
“可这不是我要的东西，”我父亲说，“你故意错会我的意思。你明明知道这故事里还有许多可写的。你知道得很清楚，你把什么该写的东西都落下了。屠格涅夫不会这样干。契诃夫也不会这样干。事实上有许多俄国作家你从来也没有听见过他们的名字，连一点影子也没有，可是写得不比任何作家差，他们能写出一篇平平淡淡普普通通的故事来，他们准会保留你那些落掉的东西。我不反对写事实，但是我反对那些高高坐在树顶上胡诌瞎编的人，那些话真不知从哪儿吹来的……”
“忘了这篇吧，爸，眼前我落下些什么，在这篇里面？”
“譬如，她的相貌。”
“哦，很俊俏，我想，是的。”
“她的头发？”
“黑色的，粗粗的辫子，她把自己看成个大姑娘或是个外国人。”
“她父母长得什么样子，她的血统？她之成为这样一个女人，这些事儿很有趣，你知道。”
“从外地来的。出生在一个自由职业者家庭。是那个镇里第一个提出离婚的女人。这怎么样？够了吗？”我问。
“从你来说，一切都是个玩笑，”他说，“孩子的父亲怎么样？为什么你不给他提一笔呢？他是谁？或者这孩子是个私生子？”
“是的，”我说，“他是个私生子。”
“天晓得，你的故事里人人都不办结婚手续吗？任何人跳上床之前都没有时间到市政厅去登记吗？”
“没有，”我说，“在现实生活里，有时间。但是在我的故事里没有。”
“为什么你这样回答我呢？”
“哦，爸，这是个简简单单的故事，说的就是位聪明伶俐的女人来到了纽约城，她充满生趣、爱情、自信，兴奋，一切都非常时髦，为了她的儿子她却在这世上真是度日如年。结婚不结婚，那是小事一桩。”
“这可是一件大事。”他说。
“好吧，好你的吧，”他说，“可你听着。我相信你说她长相标致，但是我想她并不聪明伶俐。”
“这话对，”我说，“事实上，这是一般故事叫人为难的地方。人物开始时光彩动人。你以为这批人是特殊人物，但是小说写出来后，也不过是些受过教育普普通通的人而已。有时候，你以为对方这个人是个糊涂的笨蛋，可是他却出乎你意外，使你简直想不出怎样为他写一个足够好的结局。”
“那么你怎么办？”他问道。他老人家当了二十年医生，以后又当了二十年艺术家，至今他还对元件说明、工艺和技术有兴趣。
“好吧，你就不得不把故事放在一边，一直等到你想出办法来和你那自作主张的主人翁相互协调为止。”
“眼前，你不是在说瞎话吗？”他问。“重写，”他说，“好在今晚上我不出去。把故事再讲一遍。看看这次你怎么办。”
“好，”我说，“可这不是五分钟就可以办到的。”第二次尝试：
从前，在我家街对面，有一位典雅秀丽的妇人，我们的邻居。她有个儿子十分宝贝，因为从他一出世她就熟悉了他的脾性（从他还是不能自己行动时的胖娃娃，到不愿受人亲热的倔犟年月，七岁到十岁，也许更早一些或更晚一些）。这孩子，当他一旦进入青春期，便成了个吸毒者。他并不是个无药可救的人，事实上，他倒是个有希望的人，一位理想家和一个成功的改邪归正的入。以他使人眼花缭乱的才华，他给高级中学的校刊撰写令人信服的文章，设法扩大了读者群；运用重要的关系，他打进了曼哈顿下城的报摊阵地，推销他的一本杂志《哦！金色马！》。
为了不使他有内疚感（因为，据她说，在美国被确诊为癌症患者的人有九成都在心里有种郁结的内疚感），而且因为她一向相信家庭应该是个能容纳坏习惯的去处，这样她就可以注意到这些恶习的影响，所以她也成了个吸毒者。她的厨房曾经有段时间十分出名——成了有知识的瘾君子中心，他们吸毒是有目的的。少数文人像柯勒律治那样是为了探索艺术，其他的人则是像李雷那样为了科学与革命。虽然她经常吸得云烟氤氲，可还保持一种优良的母爱，她有意准备了不少桔子汁、蜂蜜、牛奶和维生素药丸。可是她除了炒些小辣椒之类从来不做别的莱肴，而且一个星期也不过做一次。当我们出于邻居的关心，认真同她谈话时，她解释说，这是她在青年教养中担当的责任，而且与其和自己老一代人在一道，她宁愿和青年们在一起，这是一种荣誉。
某个星期，正在看安东尼奥尼的影片时，这个打着瞌睡的年轻人被坐在他旁边一位看相严厉和助人从善的女郎用胳臂肘重重地捅了一下。接着她递过杏仁和一些干果来换他的毒品，大声和他说话，把他带回家去。
这姑娘听说过他和他的作品，她本人也出版编辑和写作一本名叫《人靠面包活下去》的销路不坏的刊物。由于不断接触她的有生机的活力，他禁不住对自己的肌肉、自己的血管和神经系统重新加以注意起来。事实上，他爱这些，珍视这些，用可笑的歌子在《人靠面包活下去》上发表来称颂这些……
我肉团团的手指胜过
我那卓越的灵魂
我的两肩不再缩得紧紧
我的牙齿也使我锋利完整
对他思想的外向器官（这是发挥意志与决心的圣境）他哺之以苹果干、核桃仁、麦芽和大豆油。他对老朋友们说，从今以后，我想要头脑清醒。我要回到大自然去。他说要开始一种精神上练功的苦行。你也参加吧，妈？他好心地问道。
他的谈话丰富多彩，近邻的那些和他一样年纪的孩子都说他从来不是个真正的瘾君子，不过是个采访消息的新闻记者。母亲失去了她儿子和他的朋友，好几次试着要断绝如今形单影只的恶习，这一努力不过达到勉强忍受的效果。这孩子和他的女朋友带了他们的电动复印机，搬到邻区的灌木丛林的边缘去了。他们十分严格。他们说除非在母亲停止吸毒六十天之后，否则他们就不会和她见面。
孤零零在家里消磨黄昏，一面抽抽搭搭，做母亲的读了一遍又一遍，那七期《哦！金色马！》刊物上的一切对她说来竟和先前的同样真切。我们常常走过街去探望她、安慰她。但是只要我们一提自己的孩子，他们是在大学里或是在医院里，或是退学回到家里，她就要叫了起来，我的孩子！我的小宝贝儿！眼泪便滚滚流满脸上，而且没有停止的时候。完了。
开初，我父亲默不作声，继而他说：“第一，你很有些幽默感。第二，我看你连一个平常简单的故事也写不好，所以不要浪费你的时间了。”然后他愁苦地说：“第三，我想你的意思是她孤零零的了，被弃在家里，他的母亲。孤零零一个人。也许还有病吧？”
我说：“有病。”
“可怜的女人，可怜的女孩子，生在这种傻子的时代里，生活在傻子群里。完了，完了。你写这两个字是对的。完了。”
我不愿和他辩论，但是我不得不说：“是吧，这也不一定就完了，爸。”
“是呀，”他说，“多可怕的悲剧。一个人完蛋了。”
“不，爸，”我恳求他，“不一定要这样的。她还不过四十岁。时间前进，她可以过百八十种不同的生活。做一位老师或是个社会工作者。一个过去的吸毒者，有时候比校长主任还要高明。”
“开玩笑，”他说，“你是个作家，这样说话是你的主要缺点，你却不愿承认。悲剧！平庸的悲剧！历史的悲剧！没有希望，完了。”
“哦，爸，”我说，“她可以改变。”
“在你自己的生活里，也一样，你必须面对面来正视生活。”他服了两粒硝酸甘油。“开到五。”他说，指指氧气瓶上的指示针。他把皮管子塞进鼻孔，深深吸了口气。他闭上了眼睛，说：“不会。”
我答应过全家人，在辩论时让他说最后的一句定论。但是在这场争论里，我有另外的责任。那个妇人就住在对街。她是我的现实知识，也是我的创造。我替她难受。我不会让她留在这所屋里终日哭哭啼啼（事实上生活是无情的，不会像我那样去怜悯她）。
所以，她真的改变了。当然她的儿子再也不回家来了。但是就在眼前，她在东村沿街一座大楼的社区门诊部做接待员。大部分的病人是年轻人，也有几位老朋友。主任医师对她说：“只要我们这儿能来三个有你那样经验的人就……”
“医生那样说了吗？”父亲把氧气管从鼻孔里拿了出来。“开玩笑，又开玩笑了。”
“没有，爸，但事情真可以这样发生的，眼前这可是个无奇不有的世界啊。”
“不对，”他说，“真实第一，她会滑回去的。一个人必须有自己的性格。她没有性格。”
“不，爸，”我说，“就是这样，她找到了一个工作。忘掉吧，她在沿街的社区门诊部工作。”
“会多久呢？”他问，“悲剧！你也一样。什么时候你才会去面对现实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