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刘自然案审判的同一天，国军举行第一次防空演习，名称为“拳头演习”。

那天，空军总司令陈嘉尚用典型的杭州话在军事汇报中说：

“报告‘总统’，今天我们的演习是‘拳头演习’。”

演习开始后，我们都进驻到蟾蜍山，那是一个防空指挥所，防空中心就位于该地。

那天早晨，我在离开之前，先向总长报告：

“刘自然案会扩大，请总长注意，我现在要到蟾蜍山去了。”

第三厅虽然主管作战事宜，但是，上级并没有用厅长主管作战，我是代理厅长，再怎么说也要执行厅长的任务，那天我在防空洞参加防空演习，虽然也是作战，但是刘自然案这边才是真作战。

到了中午12点至2点之间，有一个休止时间，让我们能够回来吃个午餐以及询问原职务的工作。

那时候的警政署署长是乐干，我与他私交不错，回到第三厅之后，打了一个电话给他。我说：

“乐兄，现在大使馆门口很热闹，到现在为止及我们还没有做过防暴训练，也没有防暴组织，这件事情随时可以发展成为一个暴动，如何能把刘自然的太太接走，才是关键问题。

我建议由警察采间隔方式，取正反方向站立，一人朝外，一人朝内，用手臂连接起来成为一条人链，横的插进去一条，竖的插进去一条，隔成几条之后，群众自然可被隔离。”

乐干说：

“我连一个警察都派不出来，全部的警察都在勤务上。”

我说：

“还有警察学校与警官学校的学生可以用。”

乐干说：

“他们都没有受过训练。”

我说：

“没有关系，就算有相当年资的警察也没有受过防暴训练，宪兵也没有受过防暴训练，现在临时应用，现讲现做都还来得及，只要他们能够拉成一条人链，凡是能够穿上一套警察制服的人都可以用得上。

况且，外面的人也不知道谁是学生、谁是警察，况且学生也是警察，只是还在警校受训而已。”

乐干听完之后就说：

“只有试试看了。”

我打完这个电话以后，又到总长房间去，总长说：

“两点钟要继续演习，你不必管这件事情，你去演习就好了。”

我总觉得，一般的长官对我的指挥能力与军事学术是抱持着怀疑的态度，我不在乎他们平时对我如何，但是真正该发挥作用的时候，却把我搁在一边，实在令人不平。

而且，第三厅的都没有参与处理暴动任务，而是把重点放在“拳头演习”。总长将这件事情交给参谋次长曹永湘处理，曹次长那时的声望是谋士，好像只有他懂得战术一样。

结果，他处理的方式竟然是打电话到第一军团调部队，但是他又只请第一军团派两卡车的士兵，集合在三军球场。

更妙的是，指挥官居然是“国防部”总务局局长王雨农，在参谋总长的眼里，第三厅厅长与总务局局长孰轻孰重，不言自明。

事实上，王局长为人很不错，他从前也是一位部队长，我与他私交也很好，但是终究他是管总务的，在职务上也不应该是他来当指挥官。

那天下午，总长打了一个电话到蟾蜍山找我，要我立即到参谋本部报到。我心里想：

“三厅的买卖来了。”

放下电话后，我就赶回参谋本部。我在随员室报到时，只听见总长高声大叫的骂人，以及捶桌子的声音。

参谋总长房间内有保安、宪兵、警备、民防四位司令，因为他们说话的声音很大，所以我在外面听得非常清楚。我听到总长说话的口吻是：

“为什么……？”

“你怎么可以……？”

这些话，听起来就是责怪状况演变到不可收拾的程度，而不是在商量应该如何处理事情。

外面的传言，说彭孟缉是因为父亲正在午睡，不敢吵醒父亲，请父亲处理，所以才让事情变得不可收拾。

这个说法，纯粹是彭孟缉的推诿之辞，父亲总不至于从5月22日一直睡到24日吧！

我在5月22日那天就向彭孟缉报告过了，是他不要我管这件事的。我在事前已经先行判断，而且在事后跟乐干接了头。

同时，我在与乐干接头之后，还向彭孟缉报告我们要如何处理——我们决定立刻派直升机到美国驻华大使馆前，在必要的时候，把刘自然太太接走，用人墙隔离群众；

刘自然太太如果被接走，群众自然就会离去，但他并没有接受我的建议。结果，暴众放火烧大使馆扯下美国国旗，还去攻击美国新闻局。

这些事情都是我在22日预判的情形，结果彭孟缉并没有好好运用第二厅与第三厅，也没有好好运用宪警。

他向第一军团调兵也只是借调几卡车的士兵，而指挥官竟是总务局局长，后来虽然动用一个师，却将部队集中到三军球场，试问三军球场能容纳一个师吗？

经过他的处理，事情反而发展到不堪收拾的地步。

刘自然案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总长一通电话把我从蟾蜍山叫回来，没想到，等我进了他的办公室之后，他竟然跟我说：

“到外头等着。”

这句话，听起来实在不是滋味，我是“中华民国”陆海空三军作战厅厅长，竟然受到如此不合理的对待。所以，我说我们的军制里面根本没有作战厅长的存在。

我在外头等待的时候，只看见曹永湘一会儿出来打电话调兵，一会儿又进入总长办公室内，听到一阵嘈杂声后，曹永湘又出来打电话调兵，士兵愈调愈多，而总长办公室内始终吵闹不休。

后来，我看曹次长情绪慢慢稳定之后，就问他：

“报告次长，总长要我回来做什么？”

曹次长回答我：

“总长问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动员？”

我听了之后立即向他说明：

“报告次长，前不久我们也曾经讨论过，我们随时可以动员，因为现在就是动员戡乱时期。

至于是否需要动员，则视情况而定，我们虽然没有动员，但是随时随地可以动员。

动员后，我们就可派遣宪兵及部队，我建议在第一线部署警察、第二线部署宪兵、第三线索部署部队，由部队做外围的保卫，达到震撼的作用。”

我与曹次长交情不错，每次视察演习，或是视察外岛时，都带着我去，他担任组长，我则担任副组长，再加上几个组员。

我们通常出去视察一个礼拜，次长通常是当天就回来，但是，我却申请一个星期的出差费，真正实地视察的反而是我，写报告的也是我。

还有一位长官更有意思，一个月的出差费报了35天。

次长问过我可否动员之后就说：

“没有你的事情了，你可以走了。”

这就是所谓的第三厅厅长的角色。第三厅的职责是要负责许多参谋作业及作业研究，提出报告与分析，但是，从来不被上级重视，调兵遣将都是由上级直接决定。

经过“五二四事件”之后，我对参谋本部的指挥能力彻底看穿。

再举一个例子。金门保卫战发生时，我仍在第三厅任职，不过，上级却派遣总政治部主任蒋经国前往金门指挥。

高魁元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当时，高魁元是18军军长，当哥哥抵达金门时，他赶到金门码头，接了哥哥之后，立刻进入第一个防空洞，情况稳定之后才带哥哥到前线。

后来，高魁元接任参谋总长，就是哥哥下达的命令。

哥哥说，高魁元在兵荒马乱的时候，还会先把总政治部主任安顿好，证明高魁元为人非常细心。所以，哥哥重用高魁元，让他担任参谋总长。

事实上，这件事情谁都做得到，而且仅以此来断定一个人是否胜任要职，实在不够客观。

另一方面，金门保卫战的前一天，刚好我们进行演习，我的13号战车履带断掉，有两辆负责救护的战车当天夜里在该处修理，他们看见黑戚戚的人影从海边进来，便立刻对敌方展开攻击，第一线部队反而一颗子弹都没打。

可是，事后的记录却没有写上这一段。后来，我在战史室帮忙，用砖砌起一个台子，把13号战车放在上面，当观光客从战史室听完简报出来时，都会看到那辆战车，并且会询问那辆战车的情形。

几次以后，上级才把装甲兵作战的那一段史实加上去。

国军每年都有一次大演习，由“总统”亲校，演习程序则由第三厅策划，但是，参谋次长每次都掌握太多，这位参谋次长是曹永湘。

当年，被认为能够动笔做计划的人不多，大部分都是陆军大学毕业的，他也是陆军大学毕业的。但在运用上来说，总不能不训练下属，使他们也具有做计划的能力。

所以，我到第三厅时，第一件事情就是加强厅以下各组重要幕僚的作业能力，而美军作业的方式与程序，可以说只有我一个人比较清楚，因为，我是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毕业的。

这种事情，从表面上看不出来，起先陆大的人非常嚣张，他们知道我的作业能力也不错以后，我才逐渐在第三厅站得住脚。

蒋纬国陪同蒋介石参观新校演习

我对我的经历与历练非常满足，虽然在表面上看不出我有任何功绩，因为成绩都记在次长的名下，不过我确实充实了第三厅的实力与作业能力。

此外，在文书管理方面，促进文书流通、制作档案以及将资料缩影，都是在我任内时开始的。

我在第三厅一共三年，记得在第二年检讨过去一年的成绩时，我才发现“国防部”评论成绩是以处理件数为标准的。

举例来说，假定去年办了一百六十二件案子，今年办了一百五十件，成绩就减低。

我觉得很不合理，就将结案件数变成分子，以案子总数为分母，分母愈大，成绩愈低，分子愈大，成绩愈高。

会计年度终了时，大家纷纷去领公文箱，一般都增添三十到七十个不等，第三厅则缴回七十五个箱子。

上级觉得很奇怪，其实我是把重要案子做成缩影片，我向电影公司买了一些胶卷，一个胶卷可以拍四十张缩影片，我把一个案子浓缩为两张缩影片，原始的东西可以不必保留，就不需要那么多公文箱了。

我把这些案子拍成两套，一套放在第三厅，一套放在蟾蜍山的防空洞里，以策安全。这个方法，也使缩影片成为参谋作业必备的工具。

另外，我还设计一种吉普车，车上装设有通信工具，长官出去视察时，小组立刻出动，变成机动指挥组。车上的无线电随时可以拆卸下来，也可搬上飞机，跟随长官到新的地方。

只要另一边准备好吉普车，无线电搬下来后，立刻又可跟着长官走。无线电的波长不宜太长，有效的距离是一英里半，如果距离太远，在整个战场上，周波不好分配，而且会造成彼此干扰的情况。

我们使用的是远距离的无线电，因为要跟着长官，起码高雄到台北之间能够联络。这一点称为指通力，是有形战力的一种。

有形战力有五：第一是侦搜力，第二是打击力，第三是机动力，第四是后支力，第五是指通力；

所谓三大无形战力，第一是学术，第二是意志，第三是纪律。

五个有形战力与三个无形战力是训练国军的基本要求，用来加强部队装备、编制以及干部的学术修养。可惜的是，我离开第三厅以后，就没有人注意这个问题了，正所谓“人存政举，人去政息”。

1958年4月，我调任第五厅厅长。任期仅三个月。

第五厅主管陆海空三军干部教育与部队训练。我发现，参谋本部如此编制有浪费人力之嫌，实在有重新调整的必要，便向上级提出建议，将干部训练拨到第一厅，把部队训练拨到第三厅，第五厅则改为研究发展，负责日后建军备战与新武器装备的评估。

上级对我的建议颇为欣赏与同意，遂决定修整参谋本部的编制。

经过讨论之后，正式修正成为人事次长室（联一）、情报次长室（联二）、作战次长室（联三）、后勤次长室（联四）、计划次长室（联五）。

除此之外，再加上政战部与审计处，既能配合美军体制，又能适应国军需要。

而原来第五厅的干部则转移到相关单位，旧第五厅主管干部教育与部队训练，我认为部队训练应该归第三厅，干部教育则归第一厅负责，也就是新的联三与联一，而我也成为第五厅的末代厅长。

等到成立新的第五厅之后，我就调回装甲兵当司令了。

联五主要负责计划，必须一方面先就将来的需要而拟定训练方针，使得干部与部队能够代代相传，不必担心因战法更改或是装备更换而改变，而且参谋本部、各总部、各兵科学校以及各部队也都能打成一片。

另一方面，新联五要经过科学程序的评估，计划未来的新装备以配合新的战法，不是盲目地去购买他国武器。

所以，联五应该让干部专门考量未来的情况，不应与眼前事务混淆一起，新的国防部体制则以未来战争形势来准备适用的装备与训练适用的干部。这就是我设计新编制的理念。

本土化不能离开国家化，国家化也不能离开本土化。这就是“执其两端而用其中”。

当年，我在第五厅设计新联五，目的就是希望国军永远得到正常的、平衡的发展。

所谓“平衡”，并不是三军平均分配预算，而是在准备下一次作战时如何在新的作战方式上发展三军的军力，来打一场我方所需求的战役。

这一点，也是“老总统”屡次提出的观念，但是干部们都没有确实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