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到我这个级别，就没人能管我了。”

这句论调出自曾经的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

仅4年之后，他就被捕入狱。

在当时那个万元户都没有几个的年代，他就已经佩戴着价值上万的手表。

胡建学哪来这么多钱？任职期间他又干了些什么事儿？

1991年，年仅41岁的胡建学从省计委调任泰安市委书记。

而自觉“万人之上”的他，也对泰安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

上任不久，胡建学便提出要在泰安市建立一座现代化的大型体育场。

然而，当时泰安市本身的财政预算并不充裕，无法承担得起如此庞大的工程。

于是，胡建学采取了一种强硬的措施 ： 他将这座体育场按东西南北切分成四块，然后强行分派到泰安的各个辖区。

不顾当地区县政府的实际情况，死活要求他们必须按时完成各自所分担的部分工程。否则，他就威胁要革掉他们的职。

面对如此强硬的态度，下面的领导班子不得不想尽各种办法去筹措资金。

他们甚至不得不向民间“集资”，引发了老百姓的强烈不满情绪。最终，这座体育场建成了，不过后来却很少被使用，成了一种纯粹的摆设。

胡建学的“面子工程”并没有因此而止步。

他还打算在远离市区的郊区，再建10座以住宅楼为主的高层建筑。

然而由于资金短缺，这10座高楼只完成了外表的工程，内部的装修和设施都无法继续。

结果这些半成品大楼就这样矗立在那里，成了泰安经济建设中的“经济垃圾”。

与体育场和楼宇工程一样，胡建学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也展现了他独特的规划。

他将一座大桥划分成几个部分，强硬地分派给泰安各个区县市去建设。

这不仅加重了当地政府的负担，也引发了老百姓的不满情绪，当时议论纷纷。

胡建学认为自己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发展泰安市，为了人民服务。

相反，他为了追求自己的政绩和功业，做了许多荒唐的事情。

而在当时，一种说法更是尘嚣甚上。

据说，胡建学曾经找过一位“风水大师”，想知道自己将会晋升到什么样的高官位置。

那位“大师”神秘莫测的留下一句话：官至副总理，只差一座“桥”。

究竟这座“桥”指的是什么，又有什么样的含义，难道只要完成这座桥，就能步步高升，一飞冲天吗？

为了升官，他还真把桥给建成了！

1995年初，“岱湖桥”问世，岱湖岱湖，带飞的就是胡。

哪想的到，后来的胡建学不仅没能被这桥带飞，还锒铛入狱，这座桥也被百姓戏称“逮胡桥”。

事实上，这只是胡建学在泰安任职期间所留下的众多“烂摊子”之一。

在他的主导下，泰安市进行了许多基建项目，但由于他的动机不纯，常常造成严重的决策失误，给城市发展带来沉重的负担。

胡建学曾经允许一位香港商人王伯明在泰山顶修建一座名为"弘德楼"的建筑物。

这个决定不仅违反了泰山上不得随意修建建筑物的规定，而且还涉及了一些不正当的利益交换。

王伯明曾经在一次经贸洽谈会上，向胡建学“贡献”了1万港币。

作为回报，胡建学默许了王伯明要在泰山上修建一座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楼宇。

不过，这个项目最后却遭遇了资金短缺的问题。

原本预算为70万元的建设资金，却只到位了30万。

而市管委屡次催促，另外40万元一直杳无音讯。最后，管委会不得不自行贷款完成了这座“弘德楼”，同时还不得不在楼上署上王伯明一人的名字。

直到后来，检察机关彻底调查清楚这起案件，人们才真正意识到，胡建学的问题远不止表面那么简单。

原来他并不是个案，他一个人贪，背后也有无数个人在贪！

这件案子不仅在泰安引起了轩然大波，也成为了90年代全国惩治腐败的一个重大事件。

那么胡建学是怎么被检方发现的呢？

当时一个叫汪德海的人在泰安市煤气公司工作，由于工作态度不端正，很快就被公司辞退了。

失去了稳定工作的他，只能在泰安城里东挣西凑，过着无业游民的生活。

但汪德海显然不甘心就这样混日子。他决定去深圳“闯一番天下”，希望能够另辟蹊径，重新找到致富的机会。

可是，在深圳的日子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轻松。作为一个外乡人，汪德海完全无法融入这座陌生的城市。他的生意经营也一直都是失败连连，最终陷入了财困潦倒的境地。

就在汪德海觉得无计可施的时候，一个意外的机会出现了。

他得知，泰安市泰山区人大主任杜传岐正好也来到了深圳。

汪德海立刻决定，要想办法利用这个人脉，来重新站稳脚跟。

于是，汪德海开始了一系列精心的谋划。

他先是花重金招待杜传岐，先后在深圳豪华酒店安排了他的住宿，带着他四处游玩观光，甚至还专门为他购买了价值1300元的金项链和558元的金戒指作为“见面礼”。

在这个过程中，汪德海还不断吹嘘自己在深圳已经创办了什么样的实业公司，几年下来挣了不少钱。这些夸张的宣传，很快就赢得了杜传岐的信任。

最终，当汪德海向杜传岐提出，希望能在他的名下在泰安开办一家实业公司时，杜传岐毫不犹豫地就给予了许可。

于是，汪德海顺利地重新回到了泰安，并且还成为了这家公司的总经理。

这无疑为汪德海的诈骗活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掩护。

他不但用金钱收买了杜传岐，还进一步拉拢了泰安交警支队的李惠民、闫克争等人。

在他们的“关照”下，汪德海的“公司”得以顺利运转。

为了表达感激之情，汪德海先后向杜传岐行贿了7次，总价值超过7.5万元。

然而，即便是得到了如此多权势人物的支持，汪德海的诈骗活动终究还是难逃法网。

1994年7月，他的犯罪事实终于被彻底曝光，牵连的不仅有汪德海本人，还有杜传岐、李惠民、闫克争等人。

后来根据检方调查，杜传岐、闫克争、李惠民等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先后数次向原泰安市委副书记孙庆祥、原秘书长卢胶青、原副市长孔利民行贿，企图通过这种手段来谋取私利。

杜传岐等人的行贿总额高达数万元，贿赂形式包括现金、家电、黄金首饰等。

而孙庆祥、卢胶青、孔利民这些身居要职的领导干部，竟然毫无廉耻地接受了这些"馈赠"，并利用手中的职权为这些人谋取好处。

令人发指的是，这些贪腐行为，在短短的2-3年内，金额就高达10余万元。

可见这些领导干部一心只想图谋私利，根本不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眼中。

随着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山东省的联合调查，这起严重的腐败案件终于被曝光。

1995年1月至3月，孙庆祥、卢胶青、孔利民等人先后被依法逮捕。

在法律的严惩下，这些腐败分子终于难逃法网。

而随着这一腐败窝案的被彻底查处，原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的贪腐问题也逐步浮出水面，最终在1995年1月27日被依法逮捕。

胡建学利用自己书记的身份，收受卢胶青、孔利民等前后42人贿赂的人民币、美元、港币、以及家具、金首饰等各种物品，共计折合人民币61.6万多元。

最让人惊讶的是，检查机关去他家里搜查时，还从被子里搜出了50万元现金。

这些缝在被子里的钱，究竟是谁送的，连他自己都想不起来了。

1996年，胡建学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他最终在聊城监狱服刑，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进入监狱后，这位曾经的高官在狱中并未表现出任何不适应或者不配合的态度，反而以惊人的 “服从管教”来换取了多次减刑的机会。后来又被安从事编辑工作。

也正是凭借这份编辑工作，胡建学得以在狱中表现出良好的悔改态度。

到了06年，病情严重的胡建学终于获准保外就医，连续保外7年。

这期间，胡建学一直躲在在济南的一个普通院落内，很少抛头露面。

不过，据说他在保外期间，还曾在滕州和肥城从事过一些小型工厂和房地产顾问的工作。

直到2014年1月，中央政法委下发“五号文件”，要求从严把握减刑等政策。鉴于胡建学的身体状况已经有所好转，因此在当年8月，他再次被召回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