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松鲜鲜是什么东西?比鸡精还要健康?”
曾经在数以万计的中国家庭里,都有着这样一种调味品——味精。
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各种社交媒体上都开始传味精“不健康”,随即没多久市场上就闲了一批又一批的“替代品”——鸡精。
而如今的松鲜鲜对于鸡精来说,颇有一副“历史重演”的架势。那么这种松鲜鲜到底是“何方神圣”?当初的味精又是被谁给“污名化”的呢?

近段时间“松鲜鲜”横空出世,在宣传中它不像鸡精那样依赖谷氨酸钠提鲜,而是宣称以松茸等十余种果蔬为原料,辅以海盐,减少了钠和糖的含量。

这样的配方听起来颇具诱惑力,尤其是对那些关注高血压、糖尿病等健康问题的消费者而言。
广告里它被塑造成一种“天然调味料”,与鸡精和味精划清界限,主打“更健康、更养生”的现代饮食理念。
40克一袋卖5到20元,90克一袋甚至高达80到150元,价格远超鸡精,更不用说曾经几毛钱一包的味精了,然而这种“健康”标签真的经得起推敲吗?

松鲜鲜的核心卖点在于“减少钠和糖”,可调味品的本质是提鲜,果蔬成分是否真能取代谷氨酸钠的鲜味效果,还缺乏权威的科学验证。
更重要的是它的营销策略与当年的鸡精如出一辙——先树立一个“更优”的形象,再将旧产品贬低为“落伍”或“不健康”。
鸡精当年靠着“比味精天然”的口号上位,如今松鲜鲜又在复刻这一模式,鸡精似乎也难逃被“踩着上位”的命运。
鸡精的“上位史”与味精的没落
回溯到上世纪末,鸡精的崛起几乎是味精衰落的镜像。当味精还稳坐调味品市场的头把交椅时,鸡精悄然登场。
它号称是用鸡骨粉末等原料制成,听起来比单纯的谷氨酸钠更“高级”,更贴近天然食材的印象。
然而翻开鸡精的配料表,你会发现其中近一半仍是谷氨酸钠,剩下的不过是食用盐和一些辅料罢了。

本质上鸡精与味精并无太大差别,可价格却翻了好几倍,从几毛钱一包的味精,变成如今10元起步的鸡精。
鸡精的成功离不开对味精的“污名化”。上世纪90年代,味精有害的传言开始在中国流传,有人说它会导致头痛、脱发,甚至癌症。
这些说法并无科学依据,却在舆论的放大下深入人心。

曾经风光无限的莲花味精首当其冲,作为国产味精的代表品牌,它的销量从巅峰时期一路下滑,到2011年至2016年间,营收骤减10亿元公司甚至面临破产。
2017年,公司的亏损更是高达6029万元,最终不得不转型为“莲花健康”,试图摆脱味精的负面标签。这一过程,既是舆论压力的结果,也是商业竞争的缩影。
而鸡精则趁势崛起,迅速占领市场,成为家庭厨房的新宠。如今,松鲜鲜的出现,又让鸡精尝到了被“替代”的滋味。这一切,仿佛是一场轮回。
味精从什么时候开始被人污名化?
味精的衰落并非自然演变,而是有人刻意为之。那么,究竟是谁在背后推动了味精的污名化?这要追溯到1968年的美国。
那一年《新英格兰医学期刊》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作者是一位名叫郭先生的中国移民。
他声称自己在吃中餐后会出现后颈发麻、心悸等症状,怀疑与中餐馆的重口调味品有关。

这封信引发了连锁反应,许多美国医生纷纷附和,称自己也有类似经历。这种现象被戏称为“中餐综合症”,而矛头很快指向了味精。
1969年《科学期刊》和《自然杂志》等权威刊物相继发表文章,将谷氨酸钠与头痛、胸痛等症状联系起来。
尽管这些文章缺乏严谨的数据支持,却在北美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引发了“味精恐慌”。

人们开始相信,吃味精会导致“中国头”,中餐馆被迫贴出“无味精”标牌,大型食品公司也纷纷弃用味精。
这股风潮在21世纪初传到中国,正值国内食品安全问题频发,味精的负面形象进一步被放大。
到底是谁在污蔑“味精”?那么究竟是谁在推动这场针对味精的污名化?答案并不简单,背后既有文化偏见的影子,也有商业利益的驱动。

首先美国的排华情绪是重要推手。19世纪末,美国社会对华人的饮食文化充满偏见,认为中餐肮脏、不卫生。
到了20世纪,这种刻板印象虽有所淡化,却从未彻底消失。“中餐综合症”的出现,不过是这种偏见的延续。味精作为中餐馆的常见调味品,自然成为攻击目标。
而日本,尽管是味精的发源地,却未受到类似指责,这与日本移民较晚、文化形象不同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

在排华思潮下,味精被贴上了“廉价工业毒物”的标签,成为种族歧视的牺牲品。
其次就是食品工业的利益博弈也不可忽视。20世纪中叶,味精在美国被广泛用于加工食品,成为食品工业化的象征。
然而随着公众对添加剂安全的质疑加深,味精成了众矢之的,此时鸡精的制造商看到了机会。

他们通过宣传“鸡精更天然”,成功将味精挤出市场,自己取而代之。
这种策略的核心在于制造差异化,抬高新产品的身价,同时压低旧产品的声誉。鸡精的价格远高于味精,利润空间自然更大,这正是商家乐见的。
在中国味精的污名化则与本土企业的竞争有关。莲花味精曾是国内市场的霸主,但随着鸡精品牌的崛起,老牌企业逐渐失势。莲花味精的落魄,既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也是舆论攻势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