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对于异性性行为和同性性行为的接受程度的差异并不仅仅出现在欧洲和美洲的文明中。大多数文明对异性性行为的接受程度都要大于对同性性行为的接受程度。

在某些文明中，男性同性性行为并不特别令人反感，另一些文明甚至公开原谅青年男性在婚前（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婚后）的同性性行为，但没有任何一种文明对男性间的同性性行为比异性性行更容易接受。

在某些伊斯兰教和佛教地区，男同性性行为的发生频率比欧洲和美洲要高，在某些年龄段，它的发生甚至比异性性行为还要频繁，但即使在这样的文明中，异性性行为至少仍然是（至少在公开场合）最被接受的性行为方式。

在原始人群中，男性同性性行为的记录也是很常见的，却较少有女性同性性行为的记载。我们曾经在大约六十个未开化的部落中发现了女性同性性行为的记载，但是大多数记录表明这种行为是很罕见的。

只有一个部落，即美国西南部莫哈的印第安部落，存在纯粹的女性同性性行为。这也是我们调查到的唯一一个女性同性性行为得到公开认可的部落。

在十几个部落中我们发现有女性易装癖的记录，也就是说，生理上是女性，而穿着男性服饰，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男性角色的现象。但易装癖与同性性行为毕竟是不同的现象，我们的数据表明，只有部分易装癖者有同性性行为的经历。

未开化人群中关于女性同性性行为并不充分的记录是否能反映事实仍然是一个问题。这也许只能反映出欧美人类学家在收集数据时的某种禁忌。他们在调查那些被犹太－基督教标准认为是“反常”的性行为时常常是三缄其口。而且在人类学研究中被调查的通常是男性，而他们不太可能清楚本文化中女性同性性行为的情况。

但也有可能同性性行为在这些未开化部落的女性中是很有限的，一方面是因为对于婚前异性性行为的广泛接受，另一方面是因为婚姻在原始部落中的社会意义。

在我们的样本中，不管是同性性接触的累计发生率、各年龄段的发生率还是频率都与被调查女性成长家庭的职业等级没有或几乎没有什么关系。

只有一些不很充足的证据表明，在达到性高潮的同性性接触这一点上，来自高级白领家庭女性的累计发生率也许要高于来自劳动阶层家庭的女性——以四十岁这一年龄段为例，前者的累计发生率为14%，而后者只有10%。

较年轻的年龄群中，来自劳动阶层家庭的女性的发生率要略高；但在二十岁之后，这种差异基本消失了，而在二十五岁之后发生率较高的是来自高级白领家庭的女性。

在我们样本中分别出生于四个不同年代的女性，在同性性接触达到性高潮的累计发生率上基本相同。没有证据表明今天有过同性性接触的女性要比出生在1900年以前那一代人多。对于出生在1900年到目前这段时间内的女性而言，情况也是如此。

同样，从一生中某一特定五年内发生同性性接触的人数（各年龄段的发生率）、这种接触的频率以及同性性接触在总体性发泄中所占的比例来看，并不会因为被调查对象出生的年代不同而有任何明显改变。

很难理解为什么其它类型的性行为都会受到社会变化的强烈影响，而同性性行为却不受影响。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自慰、异性爱抚、婚前性交甚至性梦的发生率都有明显的提高。战后上述这些类型的性行为在程度上和数量上都曾持续增长。

女性间同性性接触的累计发生率、各年龄段的发生率和频率似乎都与女性进入青春期的年龄没有一贯的联系。在对男性的调查中我们发现那些较早进入青春期的男性比较容易出现同性性接触、自慰和婚前异性性接触的情况。女性中没有这种联系，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在被调查的女性中，城市出生的人群通过同性性接触达到性高潮的累计发生率要略高。就各年龄段的发生率而言，农村女性在十几岁时的发生率要略高，而城市女性在二十岁后的发生率略高一些。要说明的是，我们收集的数据并不足以作出最后结论。

（黄忠晶译自金赛性调查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