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关于人性的普遍规律是，一个人决不会放弃对自己有利的东西，除非是希望由此获得更大的利益或者担心由此产生更大的麻烦；一个人也不会容忍对自己有害的东西，除非是希望由此避免更大的麻烦或者获得更大的利益。

也就是说，任何人都会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害相权取其小。应该注意的是，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人人对于自己利害关系的判断都是十分准确的。这条规律是来自人的本性的一个永恒的真理或公理。

由此可作的推论是，任何人都不会放弃他对于事物的权利；他也不会遵守自己的诺言，除非是担心有更大的麻烦发生，或者由此可带来更大的利益。

例如，当我被强盗强迫交出自己的财产时，出于我的自然权利，我会假装答应他的要求，为的是从他手中伺机脱逃，而决不会遵守对他的承诺。

又如，如果我向一个人承诺20天内不吃不喝任何东西，是出自真心的，后来发现这一承诺大有问题，我会因此而严重损害身体甚至丧命，于是我的自然权利使得我两害相权取其小，我会抛弃承诺，去吃东西，就好像我从来就没有答应过此事一样。

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也无论我的理由充足与否，我的自然权利都会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害而让我放弃承诺。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契约之所以有效，完全是因为它有用；否则就是无效的。因此，要求一个人永远信守承诺，这是一个十分愚蠢的想法，除非我们能够让所订立的契约被违反后对于违反者来说是害大于利。

这一点对于国家的形成至关重要。尽管人们作出承诺要信守契约，如果在他们后面没有一个东西作为保证，这样的承诺是不可信的。每一个人都有自然权利来说假话，不遵守契约，除非是希望由此获得更大的利益或避免更大的损害。

然而一个人的自然权利只是限于他的力量；如果或者出于自愿，或者由于强迫，他把自己的力量交给他人，这就必定会把一部分权利也转让出来。

而统治所有人的那个人必定拥有最大的权利，他可以动用武力，以死刑的威胁来约束人们；他必须拥有实现自己意志的足够力量来维持这种统治，否则其地位就会动摇，力量比他更强大的人不会违背自己的意志而听命于他。

一个社会可以这样形成而不违背自然权利的原则，订立的契约会永远得到严格遵守；也就是说，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权利和力量交给国家，国家就具有统治一切的自然权利，这种统治权是绝对的，每个人都必须服从，否则就会受到严厉惩处。

这样的政体就是民主政体。民主政体就是一个社会行使自己的全部权利，其统治权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而每个人无论什么事情都要服从它；当人们把自己的所有权利都交给统治者时（无论其形式是明是暗），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人们这样做是服从理性的要求，因为它让我们两害相权取其小。

有人担心这种绝对地服从他人统治会带来某种危险。其实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统治者只有在其有力量行使自己的意志时，才能维持其统治；如果这种力量消失了，他的统治也就不复存在。

因此，统治者强行实施极不合理的政策，这种情况是十分罕见的，因为他们不得不顾及自己的利益；他们要保持自己的统治权，就必须考虑到公众的利益，按照理性的要求行事。

正如辛尼加所说：“任何人都不可能长久保持专制统治。”在一个民主政体中，我们不必担心有那种不合理性的命令，因为一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特别是在这个民族很大的情况下），决不可能容许一个不合理性的统治存在；而民主政体的根基和目的就在于避免那些不合理性的欲望和要求，让人们在理性的控制下和睦相处；如果这一根基被抽空，整个社会结构就会垮塌。

这就是统治的目的，而人民的义务就是服从统治者的命令，除了统治者所认可的权利之外，不再承认有任何其它权利。

有人认为，这样一来人民就成了奴隶，因为只有奴隶才服从命令，而自由人可以任性而为。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那种被享乐欲望所控制的人才是真正的奴隶，因为他们既不知晓自己的利益之所在，也不为它而有什么行动。

真正自由的是那些完全接受理性指导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服从命令而行动确实是失去了自由，但并不因此就变成了奴隶，这要看其行动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他的目的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不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他确实是一个奴隶；然而在一个民主政体中，最高原则是全民的利益，而不是统治者的利益，他服从最高统治权不会让自己变成奴隶，而是成为一个公民。

因此，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法律总是建立在理性之上，而一个人如果完全服从理性的指导，他就是自由的。在一个家庭里，孩子们必须服从父母的所有命令，然而他们并不是奴隶，因为父母的命令大都是为了孩子们的利益。

当然，在奴隶、孩子和公民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三者的境况可以作如下解说：奴隶必须服从主人的命令，尽管这命令完全是为了主人的利益；孩子必须服从父亲的命令，而这命令是为了孩子的利益；公民必须服从统治者的命令，这命令是为了公众的利益，包括这公民自己的利益在内。

我想，我已在此把一个民主政体的根基解说清楚了。我相信，在所有的政体中，民主政体是最为自然的，跟个人的自由最为契合。

在民主政体中，一个人的自然权利并没有绝对地转交给他人，以至于他再不能对社会事务表达自己的意见；他只是把自然权利转交给社会的大多数人，而他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分子。这样一来，所有的人仍然是平等的，跟他们在自然状态中的情况并没有根本的不同。

——神学政治论

【摘自《斯宾诺莎自述》（黄忠晶编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