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历时长达13年，势力扩展到18个省。
为了纪念太平天国运动，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第一块浮雕就是金田起义。
如果没有太平天国，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不会迅速结束，南方汉族势力也不会崛起，从而也不会成为革命党的大本营。
如今，网络上，有许多异见分子对太平天国持有否定意见，这完全是从精英史观的角度出发，既不客观，也不全面。
另外，从历史的进程上分析，太平天国也促进了妇女的解放，更是建立了女兵制度。
女兵制度的兴起在父权制社会，妇女的地位受到经济、文化、思想的限制，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
要想让妇女得到彻底的解放，妇女这一主体必须切身行动，不能仍由外来干预。
太平天国在这方面，可谓是近代中国推动妇女解放的先行者。
1851年1月11日，这一天注定要在历史的篇章上写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洪秀全在金田召集了众人，立坛誓师，宣布起义。
作为落第秀才的洪秀全深知夺得政权必须要依靠武力，起义初始，他便颁布了五条军纪。
其中第二条就是“别男行女行”，设立“女营”制度。
接着颁布的《定营规定十条》里，第五条又有“要别男营女营（“别”就是分别的意思），不得授受相亲”的规定。
这条军纪，是天国内部有据可查最早的记载，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有史可考的女兵队伍。
从1844年，天国元老冯云山来到广西北部，深入丛林，谋求大业，宣传教义。
于是，生存在大山深处的万千烧炭工、矿工、农民、村妇们成了最早的拜上帝教的信徒。
在这些人群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长有幼，男者居多，女者较少。
随着洪秀全武装对抗清廷的开始，她们作为劳力，就有了一种新的身份——女兵。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女兵大多是客家人，不遵从儒家伦理，不行缠足习俗。
自此之后，太平军中一直严禁“男女混杂”，女兵和女家属，被统一组织在女营中。
即使子女探视父母，丈夫探视妻子，也只允许“在门首问答，相离数武之地”，“不得径进姊妹营中”。
男女一旦被发现私自同宿，就会因“犯天条”惨遭屠戮。
亲自参加太平军的英国人呤唎在谈到太平军的女战士就说：“革命初期，她们勇敢参展，有的担任了军官的职务，军队中男女分营，只在举行宗教仪式时才不分男女。”
之所以会施行女兵制度，主要还是为了保存政权。
起义初始，太平军占据的区域还很狭小，队伍还不强大。要对抗清朝，就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这样一来，女性不能仅限于维持后勤，同样也要上前线，执行作战任务。
这一点，在专门向太平军将士进行政治教育的《天情道理书》中就能看出男女分营的原因：“但当创业之初，必有国而后有家，先公而后及私；况内外贵避嫌疑，男女均当分别，故必男有男行，女有女行，方昭严肃而免混淆。”
从这一方面，就能看出太平军的“女营”制度，一是为了对战争进行准备，扩大有生的作战力量；二是便于管理不参战的家眷。
由于太平军内部男女有别，使得他们在军纪方面相当严肃，相当认真，甚至一度超过清朝军队。
许多站在太平军对立面的既得利益者也不得不承认“太平军戒淫甚严”，比如曾国藩就曾说过“太平军颇能禁止奸淫，我辈不能胜之。”
在民间文人留下的历史材料也描述道：“清政府的官军经过醴陵时，大路左右数里，无妇不奸，无物不掠”，而“太平军则不甚淫杀，惟与官兵为仇，目之为妖。”
从“女营”到“女馆”可惜的是，凡事都有极端化的趋势。
1853年1月12日，太平军占领武昌之后，将“女营制度”扩大化，推广到普通民众之间，将所有的男子集中到“男馆”，全体妇女集中到“女馆”。
设立这样的制度，大抵有两个原因，一是“女营制度”确实巩固了政权，天国高层机械地沿用了这种“男女分离”制度，二是天国的意识形态来源于基督教，基督教提倡禁欲，便不得不分开男女。
“男女分馆，不分职业”的政策一旦落实，究竟会起到什么效果？可以从天国首都天京的情形窥测一二。
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攻占了南京。五天之后，军事行动刚刚结束，天王洪秀全和东王杨秀清尚未入城，手下士兵就开始执行了“男女分馆”制度。当命令传达到南京各家各户之际，人们纷纷不知所措。
同时，这件工作执行也是雷厉风行，不允许民众有半点质疑。
往往是当场发令，当场施行，只让民众带一点随身衣物，不得有须臾拖延，立即各归各馆。
当时的记载是“于是父母兄弟妻子立刻离散，家业顿抛，虽夫妇母子不容相通。”
各馆也分好几种，有专门会技术的，编入专业馆，妇女一般都会刺绣，便编入绣锦营。
女馆的情况，一般是“二十五人为一房”，但因人数众多，实际上常常超过这一数字，多达五六十人，甚至七八十人。
负责管理每一个女馆的生活都是从广西、湖南参加起义的太平女战士，清朝对此的记载是“或十余馆，或数馆，有一贼妇督之，谓之女伪百长。其上又有女伪军帅、女伪监军。”
女馆的妇女，每一天都会发放粮米，过着统一的供给制生活。
严格来说，她们也属于军队的编外人员，人数最多达十万人，大多没有接受正规的军事训练，执行的任务一般是削竹签、挑砖、挖壕、割稻等种种战事勤务。
这时，天国内部对女馆的管理也放松了一些，估计是政权牢固带来的正面影响，允许家人探视，还可以输送衣物、粮米等物品。
施行“男女分馆”，意味着在在一定时期，取消了家庭。
然而，这种制度不符合生产力，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私有制的产生，家庭始终是整个社会赖以存在的细胞，现代社会纯粹是以个体家庭为分子构成的一个总体。”
取消家庭，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另一方面，这一制度更不符合天理人情。中国有一句老话，常常以“家破人亡”作为最大的不幸。
生活在天国，人是没有死亡，但家庭却是实实在在的被破坏了。广大群众对天国始终存在着不满和疑惧。
《金陵记事》中就描述了这一制度在政治上的危害性“自男女各分馆后，既不能得民心，又不能禁止人逃走。”
现实倒逼着天国高层做出改变，1855年，也就是在进驻天京一年半之后，洪秀全就下令，解散女馆。
一并而来的，还有准许男女配偶的诏令，专门设立“媒官”负责男女婚事。
十万女兵的结局“女馆”废除以后，意味着不将平民纳入“女馆”之中，但太平军还是有一支不多的，全由女性组成的军队，人数可能没有十万，大概在万余人左右。
随着人数的减少，女兵的规模和编制也相应减少，分为前、左、右三军。
每一军的首领称为“女军帅”，下辖若干卒长，卒长下还有司马，呈三级管理模式，每一个司马管辖200人左右。
这些女兵的构成，大部分都是广西、湖南人士，也就是参加起义最早的一批。她们已经习惯天国的制度，对男女分别的抵触之心也不强烈。
这些少量的女兵，很少执行作战任务，通常是维护天国管辖地区内部的稳定和治安，等同于现在的警察。还有些成为“天王”们的守卫。
另外，在天国后勤，还有少量的“女馆”存在，人员构成多为在外作战的太平军将士们的家属，或者是有些没有亲人照料的单身女青年。
呤唎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记载1860年以后的天京社会生活，这样写道：“在她们的‘圣城’里——她们经常这样称呼她们的首都，秩序和纪律最为完善。城中划出几部分作为外出作战，或因公出查的人们的妻女的住所。”
另外，战事刚结束的地区，也会收容一部分在战乱中无家可归的难民妇女，组成“女馆”。
龚又村在《自怡日记》中记载他于太平军占领常熟后，于城内“路遇无数难妇，知赴南城总局点名，每日一粥两饭。”
总的来说，十万女兵大多是天国前总期，包含“女馆”的总人数。随着“女馆”制度的废除，这些女兵大多成为了平民。
即便有万余名女兵，也在后来的年月，孤独地守卫天王府。
在经历屠杀之后，她们成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比如1856年，三千名来自广西的妇女，就挡在杀红眼的“北王”韦昌辉前，为洪秀全筑起了最后一道屏障。
等到了1864年，天京城破，大队清兵杀向天王府时，这些护卫女兵不甘心沦为玩物，遭到虐杀，以一种宗教般特有的狂热，自焚而死。
结语：天国的“女营”制度，当它符合现实斗争的客观需要，它具有朝气蓬勃的生命力。
而当它沿着同一个方向，前进过头，超过了应有的限度，就会走向反面，反噬天国政权。
可见，执行某种制度，要有灵活性，不能完全照搬，否则妇女就仍无法脱离被掌控的命运。
参考资料
《太平天国女营、女馆制度变迁分析—基于制度经济学角度》史海钩沉 2006年第4期
《天平天国女营、女馆制度》 社会科学季刊 李文海
《太平天国女兵的结局》 时代发现 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