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绿营系统中，参将、游击、都司、守备这几个官职级别究竟有何区别？他们所管辖的营又有什么不同之处呢？这些官员在绿营体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一、绿营将官的基本分类
清朝初年，为了镇压各地反清起义，顺治帝诏令在北京、南京、四川、广东、福建、湖广、山东、江宁、江西、浙江、陕西等地征募汉军。这些汉军就是后来的绿营。与正黄旗、镶黄旗等满洲八旗不同，绿营将领都是汉人，戴绿翎帽，因此得名。
绿营系统沿袭明朝的建制，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个大区，每个大区设提督一人，为一省绿营兵马的总司令。但在一些特殊地区，如河南、山西、山东三省，则不设提督，而以巡抚兼提督之职。而安徽、江西二省虽设有提督，但权力实际上仍掌握在巡抚手中。可见，巡抚和总督一样，都是兼领绿营兵权的。
在提督之下，是分守各个重镇的总兵。可以说，总兵就是一镇之主帅。在他的统领下，有数个驻防要地的协，协的最高长官是副将。
再往下，就是本文要重点谈到的参将、游击、都司、守备了。他们是绿营体系中的中层军官，最高可以统领一个营。一个营，就是古代军队编制中的一个基本单位，通常有五百人左右。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都是管营的军官，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的地位还是有所不同的。他们的品级有高有低，所管辖的营屯驻的区域重要程度也不尽相同。营的等级越高，守备的地方就越重要，其统领的军官品级也就越高。
比如，参将的品级最高，为正三品。所以，他们一般镇守的都是北京、南京一带十分重要的营寨。像是通州、山海关、古北口等地的守将，往往都是参将。而稍次一级的游击为从三品，他们守卫的多是内地的一些关隘重镇，如山东济南等地。
都司和守备在绿营体系里属于最末席的营官。都司为正四品，守备为正五品。他们所部的营多半驻扎在边远地区，或是县一级的卫所，地位略低，兵力也较为单薄，常只有一二百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清朝后期，随着湘军、淮军等地方军队的崛起，一个营的编制逐渐趋于固定，大多是五六百人，而不再像以前那样大小不一。
参将、游击、都司、守备虽然在绿营系统里同属掌管营级单位的中层军官，但因为所守卫区域的军事战略地位不同，品级和兵力也就有所差别。一个省所属的绿营通常有数个总兵镇，镇下辖数个协，而一个协之下，又分为若干个高低不等的营。如此层层节制，纵横交错，构成了清朝绿营森严的军事体系。
二、绿营各级驻军单位
在上文中，我们提到绿营将官按照高低不同，分别管辖着省、镇、协、营、汛等不同的军事单位。这些军事单位的设置，可不是随意而为的，而是清朝统治者根据各地军事形势的重要程度来编制的。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看看，各级军事单位都是如何分布的。
先说最高一级的＂省＂。大清王朝初年，天下分为十八省。每省都设提督一人，是全省绿营军队的最高统帅。不过，也有几个省的情况比较特殊。比如山东、山西、河南三省不设提督，而以巡抚兼提督之职。再如安徽、江西二省名义上有提督，实际上军权在巡抚手里。这些都是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总的来说，提督驻扎的城市都是全省的政治、军事中心，属于战略要地。
在省之下，就是＂镇＂了。全国分为若干镇，每镇由总兵官一人统领。总兵官通常驻扎在边疆要塞或者兵家必争之地，下辖数个区域。这些区域内又分布着诸多营、寨、堡、台、汛等军事堡垒。总兵官每年会带领属下将士巡视各堡，以检查军备，操练士卒。一旦边境告警，他们就会率部开赴前线，随时准备迎敌。
再往下，就是＂协＂。每个镇之下，都设有数个协。所谓＂协＂，就是用来协助镇守的军事区。一个协相当于一个旅，通常由副将统领，兵力在三千人左右。副将的属下是参将、游击等高级将领，他们各自为政，分守一方。有的驻守边墙，有的把守关隘，有的镇压贼寇，各司其职。
镇、协之下，就是无数的＂营＂、＂汛＂了。所谓＂营＂，就是古代军队编制的一个基本单位，通常有五百人上下。清代的绿营编制比较复杂，有的营只有二百多人，有的营则多达千人。营的长官从参将、游击，到都司、守备，职位品级各不相同。这要看该营驻地的军事地位而定。若是北京、南京等重镇，镇守将领往往就是参将；若是内地州郡，管营官就多为都司、守备了。
最小的驻军单位，当属＂汛＂。＂汛＂，本义为巡逻、戍守之处。清代在边疆、沿海等地都设有汛，由千总、把总率领数十人驻防。一旦发现情况，他们就会迅速报告给营、协、镇，然后一级一级上报，从而做到军情畅通，调兵遣将及时。
绿营驻军单位由大到小依次为省、镇、协、营、汛。省是最高一级，由提督统领；镇、协、营则在省以下，分别由总兵、副将、参将等将领管辖；汛是最末一级，由千总、把总等小官把守。这种层层节制、环环相扣的驻防体系，是清朝统治者编制出来的军事防线，对于封锁边疆、镇压叛乱可谓功不可没。当然，这种制度也有其弊病，那就是驻军过于分散，一旦战事来临，难以及时集中兵力。这一点，在晚清中叶的中外战争中暴露得尤为明显。
三、绿营军官品级与权责
在绿营系统中，各级军官的品级高低不同，相应的权力和责任也就有所区别。品级最高的当属正三品的参将。他们多半统领着北京、南京等重镇的军营，除了负责守卫皇城御苑，还要防范奸细奸细，阻遏贼寇的入侵。政令军情，无不经由他们之手。可以说，千斤重担，尽皆压在这些参将肩上。
像通州、山海关、古北口等地，历来是北方防线的要津。驻守在这里的绿营，往往由参将统率。他们需要时刻关注周边动静，稍有风吹草动，便要立即采取行动。当年清兵入关时，山海关守将吴三桂被多尔衮收买，打开了山海关的城门。这件事对明朝的覆亡可谓影响巨大。由此可见，身处如此关键之地的参将，责任之重可想而知。
位于参将之下的，是从三品的游击。相较而言，他们的权责就小了许多。一般来说，游击所部的营多设在内地的州郡重镇，如山东济南等地。这些地方虽不比北京、南京那般举足轻重，却也事关一方安危，游击同样责无旁贷。他们除了要练兵防贼，巡查营区，还要随时应对地方官府的调遣，出力不讨好的事儿不少。
再低一级的都司和守备，品级就更次了。都司为正四品，守备为正五品。他们统领的军营多半驻扎在边远僻壤，或是一些小县城里，所部官兵动辄只有一二百人。这样的营区，说是军营，不如说更像个大号的警察局。都司、守备的日常工作，就是操练军士，巡查地方，平息小规模的动乱。若有战事，还得听从提督、总兵的调遣，随时开拔。这些最底层的绿营军官，地位虽低，却也绝非可有可无的闲员冗兵。
值得一提的是，不同品级的军官所享俸禄也不尽相同。据乾隆二十五年的记载，参将一年俸银六百两，食米二百石。游击俸银略减，为五百两，食米一百八十石。都司为俸银四百两，食米一百五十石。守备又低一筹，俸银三百两，食米一百二十石。除此之外，他们每年还能额外得到一些制钱和衣料，算是各级军官的＂隐性福利＂了。
当然，这些俸禄只是表面功夫。事实上，不少绿营将领还有着大量的＂灰色收入＂，比如克扣军饷，贪墨械料，甚至勾结地方豪强，鱼肉百姓。这些事儿司空见惯，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当年曾国藩挑选淮军将领时，就曾感慨＂寻常绿营游击守备，十个有八个贪，尚有二个兼而有之，贪且不才＂。由此可见，贪腐之风对绿营的腐蚀之深。
四、各级军官的驻军差异
绿营系统中，各级军官的驻防差异可谓天壤之别。有的镇守京畿门户，兵精粮足；有的戍边陲僻壤，孤立无援。这种差异的背后，折射出的正是清廷对不同区域军事战略地位的考量。
就拿北京周边的几个要塞来说吧，像通州、喜峰口、古北口这些地方，可都是扼守京畿的咽喉要道。清廷对这里可谓倾尽心血，屯兵十数万，修筑工事无数。镇守将领也是精挑细选，非一品的大员不得担任。这些将领掌管的绿营，动辄就是数千人，军械精良，粮草充足，战斗力强悍，足以与正规军一较高下。
反观内地的州郡，镇守的绿营就小得多了。数百人的营，对他们来说都算是大的了。守备这些地方的军官，官品也多在四五品以下，算不得显赫。可即便如此，内地的形势也不是那么太平的。土匪流寇时有侵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都需要绿营将士来平定。就像河南光州的绿营守备朱云鹏，虽然只有二百多人，但在镇压白莲教起义时也英勇杀敌，立下了汗马功劳。
至于那些驻扎在边陲小镇上的绿营，境遇就更加悲惨了。他们远离京师，失去朝廷的庇护。兵力单薄，给养不足，有时甚至连自身都难保。有一年，新疆伊犁的绿营守备杨云翼率部出征，结果因官兵缺粮，竟然饿死了大半。杨云翼含恨而亡，部下也都自谋生路去了。像这样的悲剧，在八百里秦川的绿营中并不鲜见。
当然，绿营军官的驻防差异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那就是与地方官员的关系。按理说，绿营将领应当只听命于督抚提镇，不受地方节制。但实际上，不少驻防边远的绿营官兵为了讨生活，不得不巴结地方。守备、游击求县令老爷的照拂，参将、游击求知府大人的欢心，司空见惯。有些地方大员本身也兼有军职，更是把绿营将领当做自己的家丁来使唤。久而久之，绿营将领们的意志消沉了，斗志磨灭了，成了地方豪强们的帮凶，百姓的罪魁。
那么，这些情况出现的原因何在呢？说到底，还是清廷的驻防部署出了问题。将大量的兵力集中在京畿重地，而边远地区却兵单将寡，使得绿营将士的境遇天差地别。而督抚提镇们常年与属下将领不在一处，也很难及时纠正他们的徇私枉法之举。再加上绿营系统本身的流弊，如俸禄微薄，管理松弛等，更使得这支部队日渐腐朽，最终沦为＂亡国之师＂。
五、晚清军制变革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曾经雄踞一方的绿营将领们，终究难敌时代的洪流。19世纪中叶，随着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天朝上国的大门，绿营的式微也就不可避免了。
晚清时期，绿营虽然日渐败落，但它仍是清廷赖以维系统治的支柱。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绿营将领曾国荃、李鸿章等人挺身而出，起兵勤王，为平定叛乱立下了汗马功劳。曾国荃还因此被封为＂平逆将军＂，位极人臣。他率领的湘军所向披靡，成为晚清中兴的中流砥柱。就连慈禧太后也曾赞叹道:＂若无曾剡浦，朕当何处栖？＂可见其威名之盛。
然而，这毕竟只是回光返照罢了。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溃不成军，绿营系统的短板暴露无遗。在武器装备和军事理念上，绿营军队早已落后于时代。面对洋枪洋炮，他们犹如手无寸铁，一触即溃。济南之战中，直隶总督叶志超率领的绿营悍然迎敌，结果损失惨重。叶志超本人更是带伤率残部突围，最终客死他乡。由此可见，昔日雄风不再，绿营的没落已成定局。
当然，绿营的衰败绝非一朝一夕。早在道光年间，林则徐倡导＂求变图强＂，就已洞察时弊。他痛陈绿营将士＂日趋萎靡，一遇强敌，辄不能支＂，因而力主变革旧制，练新军购洋械。只可惜迂腐顽固的朝臣们对他嗤之以鼻，终究釜底抽薪。及至同治、光绪年间，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再次鼓吹变法，训练淮军、新军，这才为绿营的改革迈出了第一步。
随着新军的崛起，绿营在实际军事中的作用日趋式微。到了甲午战争后，清廷终于意识到非变革不可。于是废除绿营，改练新军，实行募兵制。从此，绿营成为了历史名词，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虽然旧日的烽烟早已散尽，但绿营将士们的身影却永远地留在了历史的画卷中。那些叱咤风云的将军们，那些戍边卫国的士卒们，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慷慨悲壮的绝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