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的六部制度中，满汉双轨制一直是一个引人关注的话题。尚书作为一品大员，掌管着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重要职权，而满汉尚书之间究竟谁更有实权呢？作为尚书的副手，满汉侍郎以及左右侍郎在具体分工上又有何不同？
一、满尚书地位常态高于汉尚书
满汉双轨制是清王朝统治的重要制度之一，自顺治五年六部增设汉尚书以来，满汉尚书并驾齐驱，共同治理朝政，但在实际运作中，满尚书与汉尚书的地位却并不对等。
按照《大清会典》的规定，＂满尚书掌印，汉尚书主稿＂，这一条文明确了满汉尚书在职权上的差异。所谓＂掌印＂，就是指满尚书是该部门的实际掌权者，重大决策和人事任免大权都掌握在满尚书手中；而＂主稿＂则意味着汉尚书更多是负责处理具体事务，起草公文，并不具有实质性的决策权。
康熙朝，经过数十年的文治武功，满洲贵族逐渐汉化，满汉官员在地位上趋于平等。雍正即位后，他将六部尚书的品级从正二品提升至从一品，使其跻身一品大员之列。这一举措虽然在名义上提高了汉尚书的地位，但满尚书仍然是各部的实际掌舵人。
乾隆时期，吏部满尚书张廷玉以大学士的身份兼管吏部长达十余年，汉尚书完全沦为二把手。张廷玉是乾隆帝的老师，深得圣心，以至于＂军机处、吏部、宗人府三者不分，尽归张廷玉一手掌握＂，他以铁腕整肃吏治，决定着朝中所有官员的升迁，权倾朝野。
除吏部外，户部在处理财政税收大权上，历来也是满尚书说了算。据《清史稿》记载，乾隆五十四年，户部尚书福康安以军机大臣的身份兼管户部印务，而汉尚书孙士毅虽官拜协办大学士，却只能襄助部务，户部的决策大权牢牢掌控在满尚书福康安手里。
在军事将领的提拔任用上，兵部满尚书的话语权同样更重。据史料记载，清初的兵部满尚书多为皇亲国戚担任，如顺治朝的兵部尚书多尔衮、礼亲王代善等，他们凭借自身显赫的宗室身份和军功，在朝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势，兵权自然尽归其掌控。
即便到了后期，满尚书仍是兵部的实际掌权者。同治年间，左宗棠以汉尚书的身份主持兵部军务，然而在新疆军务的决策上，他不得不服从满尚书载垣的指示，以至于两人因在新疆用兵问题上的分歧，爆发了激烈的争执。最后还是慈禧太后亲自裁决，责令左宗棠＂嗣后一切军务悉听候载垣筹办＂。
可见在满汉双轨制下，满尚书无疑是朝廷六部的实际掌舵人，真正的权力核心，而汉尚书虽名义上与满尚书平起平坐，但在职权、地位上却始终无法与之抗衡。这种制度性的不平等，使得满汉尚书之间形成了主次分明、尊卑有别的上下级关系，满尚书高人一等的地位在清代绝大多数时期都是一种常态。
二、汉尚书在特定情况下或可越居满尚书之上
尽管在满汉双轨制下，满尚书的地位常态高于汉尚书，但历史上也不乏汉尚书权倾朝野、 越居满尚书之上的案例。那么，是什么样的因素，使得汉尚书能够逆转这种制度性的劣势呢？
首先，官员的品级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权力的大小。清代官制规定，六部尚书虽为从一品，但若兼有更高品级，如拜为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等，无疑会令其权力大为提升。
以吏部汉尚书张廷玉为例，他在雍正七年即被擢拔为吏部左侍郎，四年后升任吏部汉尚书。张廷玉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善于察人识人，在吏部任上表现出色。乾隆帝深为赏识，先后三次将其提拔为大学士，使他成为实际主持吏部事务的总负责人。
史料记载，在乾隆十二年至二十七年的十五年间，张廷玉作为汉尚书兼大学士，一手遮天，不仅将吏部的人事任免大权牢牢掌控，甚至连户部、兵部的用人，也要由他过问。张廷玉权倾朝野，乾隆帝每日除理朝政外，必与张廷玉＂日日宵分，夜以继日＂地讨论国家大事。相比之下，吏部满尚书完全沦为陪衬，地位远不及张廷玉。
其次，官员个人的威望和资历，也是影响其权力大小的重要因素。晚清时期，户部汉尚书翁同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光绪八年，翁同龢以状元出身，资历颇深，又曾担任光绪帝的帝师，在朝中享有崇高威望。
由于长期主管户部，翁同龢对理财颇有心得，深得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信任。尤其在筹措对日战争军费时，翁同龢运筹帷幄，多方设法，筹集白银3000余万两，为战争胜利立下汗马功劳。太后和皇帝对他赞誉有加，权势甚至凌驾于满尚书福锟之上。
当时外界议论纷纷，都认为以翁同龢的资望，完全可以接替福锟出任军机大臣。《清史稿》也评价道:＂同龢名重朝野，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势倾中外，至是盖欲用为军机大臣。＂
最后，满尚书自身能力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汉尚书的话语权。同治、光绪年间，崇绮曾担任满洲户部尚书长达十年之久。虽身为皇亲国戚，又是同治帝的岳父，却是个名副其实的＂废物＂。
据《清史稿》记载，崇绮＂性拙静，不闲财赋＂，＂性桢愚，不知大体，常语多妄言，人皆厌之＂。在户部任上，崇绮对理财如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以至于国库空虚，民生凋敝。
在此情况下，户部汉尚书阎敬铭不得不挺身而出，代崇绮行使职权。阎敬铭也是个宗室子弟，与崇绮同科进士，但其才华和能力远在崇绮之上。他针对当时屡禁不止的＂捐纳＂之弊，力排众议，裁汰冗员，整顿吏治，使得捐纳积弊渐见清理。
光绪八年，崇绮被罢官查办，阎敬铭接替其位，继续担任户部满尚书，直至光绪十一年。在长达十年的仕途生涯中，无论崇绮还是阎敬铭掌印，实际主持户部军务的都是阎敬铭。他的才干和能力，远远超过了空有虚名的满尚书崇绮。
三、晚清时期汉尚书掌权案例增多
纵观清朝近三百年的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形势的发展，满汉尚书权力消长的态势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尤其到了晚清时期，汉尚书掌权的案例明显增多，这种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时代背景。
19世纪中叶以后，清王朝频频遭受列强入侵，国力日趋衰弱。慈禧太后和一众顽固派惶惶不可终日，为稳固其统治，被迫对满汉制度做出一些松动和调整。同治元年，慈禧颁布上谕，首开汉人任军机大臣之例，任命曾国藩、李鸿章为协办大学士。
随后的数十年间，左宗棠、张之洞等一批汉族精英相继被擢升为军机大臣，在朝中和军中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虽然军机处满汉大臣的数量仍维持在2:1的比例，但汉臣在实际运作中已占据了重要地位。
与此同时，在各部院中，汉族精英也逐渐成为决策层的中坚力量。光绪朝的吏部，先后有李鸿章、张之洞、翁同龢等实力派汉臣出任左、右侍郎和尚书。其中李鸿章更是权倾朝野，号称＂朝无二李＂，凌驾于吏部满尚书之上。
即便在关系军国大计的兵部，汉尚书左宗棠、刘坤一等人的地位也丝毫不逊于满尚书。《清史稿》称左宗棠＂以两江总督兼管兵部，势任其专，部中大小悉决于宗棠＂。
此外，户部、刑部的汉尚书也频频显露头角。同治朝户部左侍郎马建忠曾力排众议，极力反对＂捐纳＂之弊，并著书立说，对整顿财政多有建树。刑部汉尚书杨崇伊则秉公执法，平反冤狱，被誉为＂铁面黑尚书＂。
晚清汉尚书权势的上升，还与当时的政治格局密不可分。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清廷为镇压起义不得不起用曾国藩、左宗棠等汉人名臣，还允许其在各省建立幕府，养兵自重。战争结束后，这些汉臣拥兵自重、营私结党之风却难以遏制。
与此同时，洋务派在朝中的地位也与日俱增，李鸿章、张之洞、翁同龢等人成为洋务运动的中坚力量，他们主张学习西方，变法图强，这与顽固派的保守思想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变法和守旧的激烈博弈中，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汉臣逐渐占据上风。
当然，满汉博弈绝非一日之寒，其间经历了方兴未艾、逐渐深化直至白热化的漫长过程。同治初年，满汉平等的口号虽已喊出，但汉臣的地位依然岌岌可危。左宗棠曾直言不讳地说:＂国初定鼎，六部无汉尚书，至雍正始分满汉并列。今日外任汉官，已居十之七八，惟京堂犹满洲多，是以满洲终不以汉官为可任使也。＂
而到了光绪年间，汉臣集团的力量已具规模，改革势在必行。甲午战败，列强环伺，内忧外患，逼得顽固派不得不做出一定让步。光绪帝多次召见汉臣代表，询问时政，举荐新进，改组内阁，任用革新派大臣，展开＂百日维新＂。
尽管维新最终以失败告终，君主专制统治也因义和团运动而迅速走向覆灭，但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作为改革中坚力量的汉族精英，无疑为历史的进程注入了新的动力。而这股力量的集中体现，正是晚清汉尚书权势的迅速攀升。
四、左侍郎与右侍郎分工遵循＂左内右外＂原则
在满汉双轨制下，六部侍郎的设置与尚书如出一辙，亦分满汉而治。那么在具体分工上，左右侍郎是否也存在尊卑有别呢？考诸史料，虽未见明确记载，但或可从一些史实佐证端倪。
清承明制，六部侍郎名义上虽为尚书僚属，实则与尚书各司其职，自成系统。以吏部而言，掌管文官铨选的吏部，左侍郎向来负责京官选拔，右侍郎则负责外官遴选。这种分工模式一直延续到清代，成为约定俗成的惯例。
康熙十八年，吏部左侍郎徐乾学秉承明朝旧制，编纂成《古今铨镜》一书，系统总结了历代文官铨选的法度。自此之后，京官铨选悉按此书施行，查核官员勤惰，裁汰冗员，堪称吏部＂家法＂。
右侍郎虽名义上负责外官铨选，但因外官品级普遍较低，且京官出缺也多从外官中遴选，故其地位略逊左侍郎一筹。直到雍正朝，吏部右侍郎凌柟才力排众议，将外官选拔的权力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与吏部类似，礼部的分工也体现出＂左内右外＂的原则。所谓＂内＂，主要指京师的祭祀、庙贡、仪制等礼仪事务，向由礼部左侍郎分管。而天下贡院、乡试、科举等，则归右侍郎掌控。
乾隆四十五年进士董诰官至礼部右侍郎，深谙科举之弊。他针对＂冒籍＂顽疾，严查冒籍贡生，逐一复核，对违例者予以严惩；还编纂成《广贤规》一书，革除科场积弊。此书成为此后主持科举的＂必读书＂。
＂左内右外＂的分工模式在刑部、兵部、户部或多或少也有体现。刑部左侍郎掌管京师刑狱，审理京城命案；右侍郎则掌外省刑狱，督察各省审判。兵部左侍郎常主京营兵马的调遣，右侍郎则负责各省军费饷银的拨付。至于总理天下财赋的户部，左侍郎掌京师钱粮，总理田赋，右侍郎则负责各省漕运、盐税等。
然而，＂左内右外＂的分工并非泾渭分明，在一些情况下也会出现交叉重叠。以工部为例，因与营缮、水利等民生攸关，向由满汉官员共同参与决策。同治年间，工部左侍郎潘祖荫、右侍郎李鹤年即是鼎鼎大名的＂漕运状元＂，二人通力合作，极大地缓解了江南水患。
此外，因朝廷选人标准的差异，＂左内右外＂的分工界限也并非一成不变。以刑部而言，乾隆后期的刑部左侍郎多有翰林出身，如纪昀、长麟等，他们虽职掌京师刑名，却偏重文职；而武英殿大学士兼刑部右侍郎英和，则因其满洲贵族的身份和军功，对朝廷刑狱拥有更大的决策权。
尽管如此，＂左内右外＂作为清代六部侍郎分工的基本原则，还是得到了普遍遵循。这种分工模式虽不如满汉尚书般泾渭分明，但也体现出了一定的尊卑差等。若以现代官场来类比，左侍郎可谓常务副部长，右侍郎则类似一般副部。而一旦尚书出缺，左侍郎无疑是升任的不二人选。
五、左侍郎地位略高于右侍郎
在满汉双轨制下，六部侍郎虽名义平等，但左右侍郎在地位上还是存在一定差异。这种差异虽不如满汉尚书那般明显，却也构成了左右侍郎权力的微妙消长。
从朝廷任官的惯例来看，左侍郎确实要略高半筹。康熙朝开始，六部侍郎分左右而设，皆从内阁中书省、詹事府、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选拔。但考诸实际，左侍郎多从三省、詹事府等＂显位＂选拔，而右侍郎或出自通政司、大理寺一类的＂末位＂。
以吏部为例，清初吏部右侍郎多有由通政司、大理寺升迁而来，如顺治六年的右侍郎王徵、康熙四十四年的右侍郎赵申喆等，皆由通政司侍郎升任。而同期的吏部左侍郎，如康熙五年的左侍郎王熙凤，康熙二十一年的王鸿绪，皆由内阁学士、詹事府少詹事擢升。由此可见一斑。
除任官出身外，左侍郎掌管的政务似乎也更为重要。以兵部而言，左侍郎除京营兵马外，还负责全国武选、保甲、军功爵赏等事务，右侍郎掌管的多为军需、军饷等后勤事务。户部亦然，左侍郎总理天下财赋，钱粮大权在握，右侍郎所掌漕运、盐茶虽关系民生，但在财政大权面前似乎也略逊一筹。
在官员的升迁上，左侍郎也比右侍郎更占优势。乾隆后期，吏部左侍郎多升任尚书，如孙士毅、戴衢亨等，而同期的右侍郎则鲜有擢升。道光年间吏部右侍郎李?，历任二十余年，最后也只是致仕，并未晋升尚书。
诚然，左右侍郎并非泾渭分明，不乏右转左、左转右的案例。譬如雍正朝时，詹事府少詹事张伯行改任工部右侍郎，户部右侍郎张廷玉升任左侍郎，兵部右侍郎张朝宗调任刑部左侍郎等。但总的来说，左侍郎确实要比右侍郎更受朝廷青睐。
从俸禄待遇上看，左侍郎也比右侍郎高出一筹。据《钦定大清会典》记载，六部侍郎俸银皆为一百六十两。但康熙后期，朝廷明确规定，六部左侍郎每年额外加赏五十两，部分官员甚至加赏八十两。同时，朝廷还为左侍郎配备四匹马、四名仆役，右侍郎则为二匹马、二名仆役。
造成左右侍郎地位悬殊的原因，恐怕还要追溯到明代。明制六部侍郎虽同为从二品，但吏部左侍郎的地位尤其崇高，与六部尚书平起平坐。《明史》称:＂吏部左侍郎，官品虽仅正二品，然视他部尚书尚不让。盖以选人任官，关系至重，故其位亚宰相而已。＂
清承明制，六部等级虽已齐一，但吏部左侍郎作为选官任人的第一把手，其权力之大，影响力之广，自非右侍郎所能比拟。兵部左侍郎武选名臣，户部左侍郎总理财务，刑部左侍郎执掌狱案，皆身居要津，举足轻重。
当然，右侍郎也并非无足轻重。事实上，一些政绩卓著的右侍郎，其声望丝毫不逊于左侍郎。同治元年，户部右侍郎倭仁由于筹款能力出众，深受慈禧宠信，官至协办大学士。光绪初年，刑部右侍郎李端棻平反冤狱，刚正不阿的作风赢得朝野敬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