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朝时期，送礼是一门深奥的学问，尤其是在晚清政治环境中。

送礼的方式、对象和时机都有诸多讲究，尤其在有求于人的情况下，送礼不仅关乎礼仪，更涉及到权谋和人际关系。

这个复杂的文化体系在西周时期曾有过程式化的规定，各类人事活动对应着特定的礼品和礼仪。

可随着礼乐崩坏，送礼变得复杂和微妙，特别是在官员上下级之间。

晚清的统治者慈禧太后，酷爱热闹，且非常喜欢收礼物。臣子们对她的喜好心知肚明，因此逢年过节，尤其是她的60大寿，更是忙着献上各类珍贵礼物。

然而，送礼可不是简单的任务。要送得合乎心意，臣子们不得不向“专家”请教，而在当时，最有发言权的专家无疑是慈禧身边的大太监们。

比如，有位地方官员从海外精心定制了一座纯金自鸣钟，钟上设计了一个小金人，每到报时，金人便举起一块写着“万寿无疆”的牌子。

看似完美的礼物却被大太监一眼挑出了问题：“万一这钟坏了，金人只升到‘万寿无’时就停住了，那太后看了岂不是不吉利？”这位官员听了大惊失色，赶紧求大太监帮忙。

于是，大太监提出了一个简单却精明的建议：将牌子改刻成“寿寿寿寿”，这样无论卡在哪个字，都不会惹麻烦。为此，官员付出了大笔银子的“孝敬”。

不仅太监是送礼的权威，幕僚师爷也常常充当送礼顾问。福建仙游县知县在为慈禧太后60大寿送礼时，陷入了困境。

由于这次送礼任务，他必须亲自前往北京，这意味着他无法亲自监督当地的钱粮征收，而这项工作正是他主要的收入来源。

一位精明的师爷提出，如果知县借给他五百两银子，他有办法让知县免去此次差事。知县当然同意了，因为错过这次征收意味着一整季的收入泡汤。

结果，师爷果然成功了。他给闽浙总督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仙游”这个地名不吉利，听起来像是“驾鹤西游”，象征死亡，派这样的县令去为太后送礼，恐有不祥之意。

于是，总督立刻改派了永福县知县，毕竟“永福”寓意着永远的福气，吉利得多。

事实上，送礼时考虑到的各种忌讳和讲究，未必是太后本人真正在意的，但这些官员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不得不借助各种“专家”的智慧。

令人感叹的是，1894年正值中国与日本爆发甲午战争，然而清朝的官员们却将如此多的心思花在如何送礼和避讳上。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朝廷官僚们的精力更多地集中在个人利益和关系维护上，而不是国家大事。

送礼看似一件小事，实则折射出当时政治文化中的复杂人际关系和礼仪讲究。这些礼物背后，不仅是对上级的恭维，更是对权力的畏惧和小心翼翼的求生之道。

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送礼不再是单纯的礼节，而是生存和仕途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