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岑春煊的名字常常出现在官场上，这位封疆大吏出身的“公子哥儿”以其刚烈的性格和独特的作风闻名。

他为人刚直，行事果断，尽管与人相处不易，但在百姓中间却留下了相对良好的口碑。

尤其在他担任广东布政使时，展现出一种罕见的廉洁精神，引发了人们的议论和敬佩。

传说岑春煊刚上任时，按照当地的“规矩”，商人们为官员送上了一份“公礼”。这些礼金不算是贿赂，也无特殊目的，只是例行的仪式，一种很平常的官场规矩。

但岑春煊拒绝了这笔钱，使得商人们感到惶恐，担心他的举动是否意味着他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然而，岑春煊的拒绝并没有带来任何特别的后果，这反而让商人们对他心生感激，认为他是一位真正不贪财的清官。

岑春煊的清廉或许可以再加以考证，但“公礼”这种现象的存在却是不争的事实。从封建时代到现代，官场中的这种礼尚往来的文化从未真正消失。

尤其在各个朝代的末期，三节四生（如端午、中秋、春节等重要节日）时，下属给上司、商人给官员送礼几乎成了不可或缺的规矩。

这种“送礼文化”不仅是官员之间的默契，也蔓延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

实际上，所谓“公礼”，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为了求官办事或避免麻烦，而是为了维持一种社交关系的平衡。

这种礼金虽不像直接的贿赂，但同样带有交易性质。人们不送礼可能不会立即面临处罚或刁难，但大家都心知肚明，拒绝这种潜规则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带来无形的障碍。

因此，“公礼”慢慢变成了“公例”，成了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甚至成为了官场文化中的一个标志。

就像晚清那句俗语“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所揭示的那样，即便官员在表面上不索贿、不贪，依然能够通过各种合法的方式积累巨额财富。

原因很简单，只要官位够高、管辖范围够广，手中的权力足够大，即便不直接敛财，仍然可以通过“公礼”获得不菲的利益。

即便在当代，公礼的形式依然没有消失，甚至愈演愈烈。尽管现代社会中的反腐力度加强，但这种官场中的灰色地带仍然顽固存在。

送礼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官员之间，企业、普通民众甚至在教育系统中，家长给老师或幼儿园阿姨送礼也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公例”。

尽管政府三令五申要禁止这样的行为，但现实情况是，送礼与收礼的文化依然根深蒂固，成为了某些行业中一条不成文的“潜规则”。

这种送礼现象，实际上与黑社会的保护费有些相似。黑社会的保护费是一种“你不交钱我就砸场子”的威胁，而公礼则是一种潜在的权力保护机制。

送礼的人并不知道官员或老师是否会刁难自己，但他们害怕的是“不送礼”的后果。为了避免麻烦，人们不得不向这个“无形的威胁”低头。

公礼不仅是一种经济负担，更是社会信任崩塌、制度失效的象征。或许，只有当官员清廉自守、吏治良好、公权力不再被滥用时，公礼这种现象才有可能逐渐消失。